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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铁路消息，4月2日起，将开通“昆明南”至“香港九龙西”跨境高铁列车，动车组全程运行时间为8小时45分钟，这意味着你早晨在昆明吃完过桥米线之后，当天下午就能品尝到最正宗港式奶茶。
中国速度，是奇迹的速度。
如今，我们的铁路成功走向了全世界，而这一系列不可思议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艰辛付出，更离不开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国铁路交通战线杰出的领导者，新中国最后辞世开国上将——吕正操。
“少帅”张学良的秘书
1904年1月4日，奉天省海城市毛祁镇山后村，诞生了一个男婴，谁也不曾发现，与此同时，一颗明亮的“将星”缓缓升上了天际。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混乱年代，由于山后村旁边就是“南满铁路”，幼年时期的吕正操曾目睹了家乡人民被蛮横的日本警察打伤致残，自那时起，他的心中便埋下了“国仇家恨”的种子。
“我要打日本。”少年站在田间地头，看着飞驰而过的列车，心中满溢着“家国意气”。
自那之后，他将自己的名字从“正超”改为了“正操”，意为操练本领，打击来犯之敌。
因家境贫寒，上了四年的小学之后，吕正操便失了学，被迫回家务农。
时间一晃来到了1922年春，正在做学徒的吕正操偶然间听到一个远亲说，东北军张学良崇尚现代化思想，组建了一支新式卫队旅，并且很看重识字的年轻人。
张学良何许人也？吕正操当然知道。那可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少帅”。
当下，吕正操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怀揣着强烈的报国热情，这个18岁的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投军从戎的道路，并如愿在张学良治下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了兵。
不久之后，旅部招考“文书”。
得知此事后，吕正操动起了心思，因为他知道，虽说卫队旅非常重视士兵的文化素养，但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来当兵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依旧是文盲。
而自己虽说也只上了四年学，但却从来没放下读书识字这件事。
他笃定，“这事儿，能成！”
不出吕正操所料，还是个新兵蛋子的自己凭借着肚里不多的墨水顺利被考官选中，调到旅部副官处当文书。
自此之后，吕正操便有了和张学良直接接触的机会。
成功“高升”的吕正操不骄不躁，继续发奋图强，努力地学习着文化知识、勤恳地操练着打仗的本事。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没有金刚钻，干不了瓷器活。”
年仅18岁的吕正操已然展现出了自己“心思缜密、虚怀若谷”的大将风范。
不出吕正操所料，自己工整的文字和过硬的本领成功得到了少帅张学良的赏识。
让吕正操没想到的是，张学良对自己的重视似乎远远地超出了自己原本的预期。
1923年冬，张学良推荐吕正操报考讲武堂。
“必之（吕正操字），你觉得陆军讲武堂怎么样？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去试试。”
一听这话，吕正操明白，他这匹“千里马”是找到真正的“伯乐”了。
吕正操不负厚望，仅仅读过四年学的他，在一众战友惊讶的目光中成功地考取了讲武堂第五期，成了张学良的“校友”与“学生”。
两年的刻苦学习之后，1925年，吕正操顺利从讲武堂毕业，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将军之路。
此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意气风发的吕正操随东北军入关作战。
但是很快他的思想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奉军说到底也不过是地方军阀而已，其封建、暴虐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尔虞我诈、自相残杀”，自己人打自己人才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吕正操总是会问自己，“这真的是我希望的那种革命吗？”
显然，不管是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还是奉军内部的互相侵轧都与吕正操“打日本”的理想相去甚远。
于是在同年10月，吕正操毅然拒绝了奉军内部关于他新兵营营长的任命，回家务农，从始至终他要打的都是日本人、是侵略者，面对同胞，他下不去手。
12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了三、四方面军司令部，正值用人之际，他想起了闲赋在家的吕正操。
张学良明白也尊重吕正操的想法，但他并不想放任一个真正的人才隐没于乡间地头。
于是便派专人找到了吕正操，说什么也要他回来当自己的副官，为自己出谋划策。
面对知遇恩人的再三相邀，吕正操长叹一声之后，再一次将理想封存于心间，加入了奉军。
但一心“打日本”的他也只是跟随在张学良左右，担任其秘书、副官、参谋等职务，从不亲自上战场指挥作战，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不想。
就这样一直到了1932年，吕正操终于接受了张学良对他“东北军116师647团团长”的任命。
而吕正操之所以接受这个任命状，不是因为“团长”的职务有多稀奇，而是因为这一次，他接到的命令是：率部到热河参加对日作战。
同样是这一年，吕正操不仅找到了“真正的敌人”，还遇到了“同道的知己”。
在与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接触中，吕正操逐渐地了解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马列主义。
这股星星之火迅速在吕正操的心中燃烧起来，彻底点亮了吕正操迷茫的革命道路。
此时，他冥冥之中感觉到自己终有一天会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
红色在吕正操的心中蔓延，他知道自己必须加紧磨炼自己的本领，以便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堂堂正正地站在那面红色的旗帜下。
1934年春天，吕正操肩负起北平城的防务，并成功挫败了日军想要占领北平的阴谋。
1935年，吕正操率部迎击打算与日军勾结攻打北平的叛军。他指挥部队前后合围、封锁歼灭，将叛军全部消灭，而城防部队毫发无损。
同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吕正操积极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命令部队主动配合学生游行示威，帮助学生进城，赢得爱国师生们的一致赞扬。
两年间，坚定了目标的吕正操不仅锤炼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更是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时间来到1936年，正在北平组建东北武装抗日救亡先锋队的吕正操接到了来自张学良的一纸调令：急调647团团长吕正操到张公馆，任内勤副官。
“内勤副官？”吕正操疑惑。
作为张学良最信任，也是最了解张学良的人之一，吕正操敏锐地预感到了这封调令的不同寻常。
果然，当吕正操来到张公馆时，赫然发现，少帅张学良已经将他所有的心腹爱将都调集了起来。
吕正操心下一惊，“少帅要干大事。”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吕正操的猜想。
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剿匪”，张学良等出面恳求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蒋介石非但不同意，反对时任国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大加训斥。
12月4日，蒋介石亲率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再次来到西安临潼作战前军事部署。
张学良再次恳求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蒋介石依旧不予理睬。
期间，张学良请杨虎城劝蒋介石，未果。
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等主张，由“拥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
著名的双十二事变亦即西安事变爆发。
事情发展至如今地步，吕正操非但不怕，反倒是坚定地跟随着张学良的脚步，拥护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爱国主张。
在他心中，这不仅是对自己上司张学良的忠诚，更是对这个他无比热爱的国家的忠诚。
只是让吕正操没想到的是，在之后的短短几天里，他就和张学良唱起了“反调”。
“我要送蒋先生回南京。”12月25日，张学良一语惊起千层浪。
“不行，坚决不行，我不同意。”吕正操激动无比，因为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更明白少帅这一去，再想回来，可就难了。
张学良摇摇头，安抚着一众亲信下属，“三日内准回。”
吕正操见劝不住，便无奈地说道：“少帅，要是你三日内不回来，我就回部队去。”
话里意思很明显，“我吕正操的部队说什么也不姓蒋。”
事实证明，吕正操的担心完全正确，那天之后，“伯牙”与“子期”整整分别了半个世纪的光阴。
将星闪耀于冀中大地
张学良被软禁后，蒋介石急切地下令重新整编东北军，吕正操被调至五十三军团691团，至此，东北集团军失去了统帅，成了一个有名无姓的空壳。
吕正操拿着自己的任命状，和周围人笑道：“哟，老蒋倒是挺大方的嘛，可惜啊，咱实在没那个当团长的命。”
随即将手中盖着红朗朗国民政府印章的纸张丢进了烤火用的炭盆里。
半年之后，也就是1937年的5月，深耕马列主义多年的吕正操怀着激动的心情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部队站在了朝思暮想的赤旗之下。
同年10月，共产党员吕正操断然拒绝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继续南撤的命令，并正式发表声明，宣布脱离了国民革命军，褪去番号，改称人民自卫军。
不久之后，吕正操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并根据中共北方局的命令，北上抗日，着手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自此之后，冀中平原上便竖起了第一杆抗日武装的红色大旗。
而此时，吕正操也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做他最想做的事——抗日救亡。
作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线，冀中地区属于正面战场，吕正操直面的是最精锐的日军，打的也都是难仗、硬仗。
而这，却正是他想要的。
在战略战术的选择上，吕正操对毛主席伟大的“平原游击作战方针”颇为赞同，并进行的深入的研究。
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得益于冀中大地的地利以及吕正操本人高超的指挥艺术，“平原游击战术”的威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1937年10月下旬，吕正操率领所部进攻高阳，用“灵活机动、出其不意”的游击打法，成功歼灭了多股伪军，并杀死了汉奸头子尹松山，震惊冀中。
1938年4月，又以“辗转腾挪、兵贵神速”的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解决了数十股汉奸武装、土匪武装、日伪军武装，战果辉煌。
其后的几个月里，吕正操部又与河北游击军并肩作战，不仅成功地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春季“扫荡”，更是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的辐射范围。
毛主席亲笔题词嘉奖，称其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受到表扬的吕正操依旧坚持着胜不骄、败不馁的优良作风，从不忘自己“打日本、复中华”的初心，用自己千锤百炼的军事才能继续抗击着日寇。
时间来到了1940年，彼时的红色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于是一场由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共同抽调的105个团共同发起的、以正太铁路为中心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正式开始。
这便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吕正操率部参战。
从8月20日至9月20日，吕正操部总共炸毁了二十多座桥梁，捣毁了公路和铁路一千多里，缴获了五万多斤的电线，打死打伤了一千三百多名日军。
吕正操带领所部英勇作战，秉持着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百团大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
1942年5月1日，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再一次集结5万精兵，对冀中地区展开了恶名昭著的“五一大扫荡”，并在中华大地上实施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吕正操为避其锋芒，将所部化整为零，进行战略转移。
在此期间，日本人在冀中设立了一千七百多个日伪堡，挖出了八千多条阻隔壕沟，把根据地分割成了二千六百多个部分，妄图逐个击破。
此次“扫荡”导致我党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治委员王远音、地委秘书长于时雨、30团团长萧治国、政治委员汪威等一批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根据地全部变为日占区、游击区。
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然到了最艰难的阶段。
针对敌强我弱、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吕正操沉着应战，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打法与日军周旋。
在掌史村，吕正操与日军展开“蘑菇战”“顶牛战”，以牺牲46位战士的代价，击毙500余名日军，“掌史突围”取得胜利。
在安国县，吕正操与敌人打“地雷战”，抛射雷、子母雷、老鼠夹子雷、压簧跳线雷、跳雷、挂雷等，无不让日伪敌特闻风丧胆。
在保定蠡县，吕正操利用地道伏击奸敌不可计数，《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以及京剧《平原作战》等电视电影佳作，均是根据这一历史时期的艰苦战斗所改编。
在“反扫荡”的两个月中，吕正操所部与敌人战斗272次，毙伤日伪军11000余人，使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彻底破产，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战后，吕正操也只是淡淡地说道：“冈村宁次，不过如此。”
在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吕正操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指挥天赋，坚定不移地完成了自己“打日本”的理想，为我国的解放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在冀中作战的六年里，吕正操还邂逅了自己的爱情，与刘沙同志相识、相知，最终眷属终成、结为伉俪。
开国上将的铁路情缘
1946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吕正操回到了东北老家，正式担任东北铁路局局长兼政委，这对吕正操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大战过后，百废待兴，铁路也是一样。
此刻摆在吕正操面前的，是一摊完完全全的“破屋碎瓦”。
看着面前这一堆“废铜烂铁”，吕正操只说了一句：“我倒是想看看，这铁牙子和日本鬼子谁更厉害。”
便和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废寝忘食的“修车之路”，他们将最开始修好的两台机车命名为“毛泽东号列车”和“朱德号列车”。
寓意着他们将像伟人一样成为开路的先驱。
辽沈战役前夕，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需要修复的铁路线也在逐步延长，东北铁道部应运而生，吕正操被任命为第一任铁道部长。
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
吕正操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要在半个月之内将东线的10万大军以及2000万斤作战物资运往辽西前线。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吕正操没有退却，也没有抱怨。
9天，短短9天，吕正操便运用自己高超的指挥艺术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中华大地上史无前例地抢运战。
而当中央发来嘉奖时，他却婉拒了，他只说：“这是铁路工人的功劳，和我有什么关系？”
1949年2月，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华北交通局与东北铁道部正式合并为中央军委铁道部，吕正操任副部长。
之后，为了提高修复铁路的效率，加速恢复运输，中央以四野的铁路纵队为建制基础，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队，吕正操担任副司令。
同年3月，吕正操赶赴华北参加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并抽空去看望了各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在主席的房间里，毛泽东像往常一样坐在窗户前，点着一支烟，翻看着一份公文，在他的身后，是一张标注着当前战争局势的战略地图。
“主席！”吕正操满怀激动地大声喊道。
毛泽东抬头，看见穿着军服的吕正操，连忙站了起来，拉着吕正操坐到炕上，笑着说：“正操同志，你的文章，好！”
“文章？”吕正操一时摸不着头脑，问候话语突然间不知从何说起。
毛泽东见状，便解释道：“好一篇《怎样办好铁路》，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搞好这个铁路嘛！”
吕正操深感意外，因为这是一篇探讨“铁路乘务员负责制”的学术性文章。
日理万机的主席，居然对铁路上的专业性课题也如此关心，这不禁让吕正操大为感动。
受到鼓舞的吕正操返回东北后，马不停蹄地投身到了修复铁路线的工作中。
连年的战乱，使得整个国家的铁路线都处于瘫痪状态。
火车头损坏了三分之一，不能再开了，重要桥梁、铁道也被南撤的国民党军队损毁殆尽。可以说一切和从头开始没什么两样，甚至还要更困难。
吕正操对铁路的修筑的态度，与他对战争的态度一样，“军队打到哪儿，我们就修到哪儿！”
长春解放后，吕正操开始负责东北野战军的后勤工作，这期间，他主导了东北铁路的修建工作。
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建设南满铁路时，实行“轮乘”制度，中苏合作建设北满铁路时，实行的却是“包乘”制度。
两种方法都有优劣之分，对于“轮乘”和“包乘”，大家都各持己见，很难判断谁对谁错。
自小生活在南满铁路边的吕正操深知“轮乘”的缺点，但他并没有因此妄下定论。
而是在深度对比了两个机务段的运行情况，仔细研究了当前设备之后，这才确定了使用“包乘”方式。
不仅如此，吕正操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有关“轮乘”与“包乘”的论文，刊登在《东北日报》上，将“包乘”这一明显更适合当时中国的铁道制度推行到了整个东北。
在吕正操等铁路局领导的严格组织以及沉着领导下，五十万修路兵和工人们日夜奋战，仅仅用了一年，全国的铁路全部开通，书写了新中国交通史上的壮丽一页。
截至1949年底，中国大陆总计修复铁路8278公里，桥梁2717座，通车营业里程为21810公里。
康复新中国大动脉，十年伟业一朝成，可谓是奇迹中的奇迹。
1950年10月，接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义无反顾地跨过了鸭绿江，援朝抗美。
而吕正操则被中央军委委任铁路运输总司令，负责志愿军的后勤工作。
次年，美国制定了“空中封锁交通线计划”，集中了全部的战略轰炸机对我军的物资运输路线进行了狂轰滥炸，铁路路基平均每7秒就会落下一颗炮弹。
直接导致了我军前线物资的短缺，彭德怀元帅向北京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说：“饥无食，寒无衣。”
吕正操双目赤红，不仅是因为他已经几天没睡觉了，更是因为他知道，前线缺衣少食的战士还在等着他手里的粮食与物资。
周恩来常常在午夜十二点时，打电话给吕正操，或者直接把吕正操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详细地了解入朝铁路线的修筑与修复进度。
志愿军边修联合军边炸，吕正操终于按捺不住，带着技术人员，亲自赶赴朝鲜，亲赴战场，指挥修筑铁路，组织材料运送，并归纳出一套“先通后固”，“先易后难”，“预有准备”的应急抢险方法，成功地在敌人的轰炸机之下建立起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抗美援朝胜利后，吕正操回到铁道部工作，并于1958年开始代行部长职务。
1964年，为了应对越发严峻的国际局势，党中央做出了加快三线建设与西南铁路建设的战略决策。
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十分激动且严肃地说道：“要时刻准备着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
受此鼓舞，在周总理的亲自指示下，吕正操亲自前往西南主持川黔、滇黔、湘黔三条铁路的修建工作。
十月底，吕正操召集了十万二千名铁路工人，七万九千名铁道兵，总计十八万一千人，这是中国铁路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交通史最大的一次战役。
改革开放后，吕正操还曾为京九线、南昆线等国家重大项目献计献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铁路的建设。
中国铁路今天的成绩，是站在吕老的肩膀上取得的。
晚年赴美挥余热
1991年初的夏天，在张学良90岁生日前夕，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邓颖超委派86岁高龄的吕正操赴美国看望张学良。
5月29日，阔别55年后，这对老友在纽约重聚。
吕正操带来了张学良最喜欢的《中国京剧大全》、一盒新采摘的碧螺春茶以及一张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亲笔题写的贺卡。
在一次谈话中，张学良幽默地说：“你不知道，我现在可迷信啦，信上帝。”
紧接着，吕正操便不假思索地说出了那句名言：“我也迷信，我信的，是人民。”
张学良转了话锋，开玩笑说：“怎么我听别人说你有个外号叫什么地老鼠？”
吕正操回说：“地老鼠怎么了？挖地道打鬼子，也是人民的智慧嘛。”
张学良又问吕正操：“说起来，你怎么跑到周恩来那边去了？”
吕正操沉思了一会儿之后，对张学良说：“你把蒋介石送到南京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他是不会让你回去的。
你不在，东北军队大乱，我便加入了共产党，接受了党中央的命令，离开蒋介石，到冀中同日本作战。”
吕正操这句话既是对老友张学良的尊重，更告诉了张学良，“我吕正操，是共产党人，我的心里只装得下人民。”
一天后，吕正操又将邓颖超写的一封手书交给张学良，并传达了党的领导人的良好祝愿。
之后的几天里，台湾的一些旅美的华人，为吕正操举办了一场接风宴。
6月4日，吕正操在张学良的盛情邀请下，又和他见了一面。
这次，张学良带了一盒台湾的凤梨酥，要送给吕正操。
吕正操说：“凤梨酥好吃，粉条子也不差的。”
紧接着，吕正操便把我党的“一国两制”的政治方针解释给张学良听，而张学良在沉思许久之后，也表达了自己将会为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的观点。
张学良说：“我虽然已经90岁了，年事已高，但尚有用武之地，身为中国人，本人愿意为中国的统一尽一份力量。”
两个老朋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将星落幕
时间来到2009年10月13日，这天，一颗明亮的将星自天边滑落，吕正操上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106岁。
吕老在回顾自己百年的辉煌人生时曾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
三件事吕老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
他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