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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来到了解放军301医院，看望一个曾经的老部下，开国将军钟伟。
黄克诚坐在病榻前，看着被病痛折磨的钟伟，唏嘘不已，趁着钟伟还有意识，黄克诚忙问道：“老钟，你老家还有几个亲人？”
钟伟将军虚弱但骄傲的说道：“不劳你费心。我儿子儿媳，3个孙子和1个孙女可都在老家农村生活了，都是农民，好得很。”
黄克诚偷偷抹了一把眼泪，伸出大拇指，哽咽道：“老钟，你真了不起！你真廉洁！”
新中国的“巴顿将军”
乔治·巴顿，二战时期美军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以其赫赫的战功与鲜明的个性而闻名于世界。
有趣的是，同时期的中国也曾有过这样一位“巴顿将军”，同样的战功彪炳，亦是同样的个性鲜明，他就是开国少将钟伟，同时也是亮剑中李云龙和丁伟的原型之一。
钟伟原名钟步云，于1911年10月出生于湖南平江县的甲山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1928年，彭德怀带领部队在平江起义，受此影响，17岁的钟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红色革命的道路，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两年后，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红三军团正式于平江成立，而钟伟也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肩负起政治宣传的工作。
适逢党与国家的危难之际，钟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地参与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他在军事上很有天分，每一次带兵打仗，都会受到军队领导们的赞扬。
很多人都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如猛虎般的勇气，如鹿般的警惕，如狐狸般的老谋深算。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中央错误地听信了博古、李德等人不切实际的作战计划，导致红军被迫承受了巨大损失，伤亡惨重。
红十二团政治委员钟伟指挥部队誓死守备广昌。
然而，因为战略目标不清晰、武器装备落后等多种原因，红十二团的伤亡非常大，四位团长先后牺牲在了战场之上，整支部队活下来的人，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
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后勃然大怒，亲自下命令让钟伟来前敌指挥部，然后劈头盖脸地骂道：“你这个政委就是这么当的？这仗是这么打的吗？”
钟伟身上带着伤，心里也不服气，说道：“彭总！是我的责任，你可以毙了我。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往上找找看，看看是谁在瞎指挥，谁在瞎打仗。”
事实上，当时红军内部的大部分指挥官都已经知道了这次惨败的罪魁祸首，然而这样把矛头直指“中央错误战略”的话语，也只有钟伟敢说。
而且他不但敢说，他还要当众说的。
他这个人认死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不久之后，来自“中央”的一纸调令将钟伟撤了职，并把他调到了红十团担任总支书记。
对于这种没由来的打击报复，钟伟很气愤，但他并没有因此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更不会消极怠工，因为他看得见，并且坚信，红色的旗帜上虽偶有些许污点，但终将会被那位执旗者全部抹去。
到了1946年冬，国民党剿总司令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按照“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计划，集中了4个军团的优势兵力，妄图一口吃掉我党东北民主联军所部。
为粉碎国民党之阴谋，东北民主联军在党中央的指导下，自1947年1月起，先后三次向南渡过松花江，与敌人以致命打击，史称“三下江南”。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役中，钟伟“以下犯上”，公然命令自己的顶头上司林彪配合自己作战，从而一举打出了个“东方巴顿”的名头。
1947年初春，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围歼国民党新一军，第二纵队第5师师长钟伟，带领精锐部队第3次由北向南渡过松花江。
3月9日，钟伟率部抵达靠山屯西南部，侦察兵来报：在驻地西南方向发现敌人87师262团的两个营。
在前两次渡江战役中，第5师只承担破坏敌基础设施与牵制敌人增援的作战任务，始终无法与敌正面交手，路跑了几千里，苦吃了一路，敌人却没有消灭多少，这导致钟伟和全师将士早就在心里憋上了一股火。
如今，第5师刚刚过江，就以一个完整建制师级单位的姿态，碰上敌军区区的两个营，这样的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局面，即便是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也没见过几次，岂有不打之理。
身为师长的钟伟当即决定要打，要狠狠地打。
关键时刻，政委却和钟伟产生了分歧，他反对对敌作战，并认为一纵司令部的命令是让他们配合友军作战，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而置大局于不顾。
但钟伟态度坚决，他认为贻误了战机才是不顾大局。
而且根据情报来看，敌人分明是刚刚驻防不久，车马劳顿、立足未稳，正是虚弱之时，必须要打。
于是钟伟便直接说道：“我是师长，军事指挥我说了算，打，必须打。打错了我掉脑袋，打！”
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在收到钟伟与国民党已然开始交火的战报时，立即命人连发三封电报，阻止第5师战斗，命令钟伟即时东进，配合友军部队完成战略目标。
但战局是瞬息万变的。
就在第五师马上就要吃掉国民党的这两个营，并按照命令开拔东进时。
钟伟得到情报：敌87师正在赶来增援的路上。
大喜过望的钟伟立马放弃了东进的计划，并向林彪发电称，这将是一个吃掉敌87师的绝佳机会。
林彪看着钟伟发来的电报，又吃了几颗黄豆，然后立即向一纵和二纵下达了“配合钟伟部围歼敌87师”的作战命令。
第5师在歼灭了最先那两个营之后，立马调转枪头，拖住了敌87师派来增援的两个团。
而战争嗅觉极其敏锐的林彪预感到，这必将会是一场大战。
于是在派出一纵、二纵之后，又对六纵下达了支援命令。
果不其然，在敌87师被我军两个纵队团团围住之时，杜聿明便立马又派出88师北上支援87师。
这样一来，一纵和二纵在围歼了敌87师之后，便又与六纵一起将敌88师尽数歼灭。
此役，共毙俘敌军一万五千余人，钟伟居功至伟。
战后，林彪笑道：“我这个司令员，居然被一个师长给指挥了，好啊，钟伟这个令抗得好。”
次年，林彪破格将钟伟由师长晋升为十二纵队的司令员。
遵纪守法，一生廉洁
新中国成立后，钟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对每一项任务都认真对待，从不假手于人。
他总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竭尽全力地完成任务，尽最大努力做到完美。
更难得的是，他为官清廉，他从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去谋取私利，也不会把子女牵扯其中，更不会为子女谋求任何官职或是什么福利。
钟伟随红军离家北上时，长子钟赉良刚刚八个月。
因为战争的缘故，父子俩始终没能团聚，直到1949年，钟伟带兵解放了长沙，他才有了机会将儿子从老家接回自己身边，而此时的钟赉良已经21岁了。
故此，钟伟一直觉得自己对儿子有亏欠。
不久之后的一天，父子俩正在闲聊的时候，警卫员突然跑进来报告说，有敌人正在朝着长沙方向逼近，兵力大概有一个军。
正愁还没送见面礼的钟伟乐了，立马着急部队，仅仅用了几天时间，就赢得了胜利，然后兴致勃勃的跑回家，对钟赉良说：“小子，爸送你一个军。”
但钟赉良的心思显然没在这个上面，他已经21岁了，总想着要出来闯闯，见见世面。
这要是放在以前，只会种地的他是绝计不敢这么想的，但现在有了一个司令员父亲，他觉得自己兴许也能在外面谋个差事。
于是他便说：“爸，我想在长沙谋个差事。”
钟伟闻言，有些愣了。
他知道自己这些年来亏欠了钟赉良很多，但是他更知道，自己是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
新中国是人民的，不是他钟伟的，他自认为没有这个权利给自己的儿子谋私。
想了半晌之后，他也只能对自己的儿子说：“你爸虽然是个司令，但也不能搞特殊。我看你啊，当个种田的汉子，就挺好。”
钟赉良性子稳重，也不争，既然父亲这么说了，他便也老老实实地回了平江，重新拿起了锄头。
事实上，不光是对自己的儿子，对于“隔辈亲”的孙子孙女，钟伟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
钟水霞，是钟伟最喜欢的一个孙女，在她读小学时，钟伟就把她带到了北京，供她读书。
没过多久，那个整天被爷爷抱着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并顺利读完了初中。
钟伟看着自己的孙女就要回平江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钟水霞也不愿意丢下自己的爷爷，于是开口对钟伟说：“爷爷，你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这样，我就能留在您身边了。”
钟伟愣了一下，旋即回过神来，认真地说道：“不，要工作就得靠自己，靠关系是不可能的，不能给党和国家抹黑。”
钟水霞回到老家平江后，考上了长沙的师范学校，她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钟伟。
钟伟喜出望外，立即写信祝贺道：“好孩子，你打了大胜仗，爷爷要回去给你庆功。”
就这样，因为时代的局限，钟伟的5个孙辈中，到最后也只有钟水霞一人离开了土地，只凭本事去到了城里工作。
然而，钟伟“要去给孙女庆功”这个承诺并没能实现，不久之后他便被当成所谓“三反”分子，遭到了反动派的软禁和批斗。
反动派打他，把他装进麻布袋丢进河里，他从麻袋中挣脱，潜水到江对岸，幸存了下来。
从始至终，他也没有屈服“认罪”。
还是那句话，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1979年，中央军委批准了对钟伟的问题予以平反的申请，并且为他恢复了名誉，于是乎，他便从“造反派”再一次成了“猛将军”。
那之后，许多亲戚朋友都来登门拜访，托他办事，但这些请求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老家平江的信。
当时钟伟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文件，秘书敲门进来，将一封信交到他手中，并告诉他，这是平江县委寄来的。
钟伟以为是老家有什么需要自己帮助的地方，便拆开了信件。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来信中居然如此写道：钟老，您的堂弟偷了一头牛被抓了，酌情判了五年的刑，您觉得这样处理是否妥当？是否有其他意见？如果不行，也可再减。
平江县党委的意思很明显，对钟伟堂哥的判决，已经是从轻处罚，但若是钟伟开口，那么他堂哥的判决，还可以再轻一些。
看到此处，紧皱眉头的钟伟立即拿起电话给平江县委打了过去，怒气冲冲地说道：“我当然有意见！我建议改判为7年，我看谁敢去说情。”
平江县的领导被钟伟将军的一心为公的态度所打动，对钟伟的堂哥进行了公正的审判，并判处了他7年的监禁。
克己奉公，两袖清风
钟伟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部下，都可以说是铁面无私，一生奉公守法、两袖清风。
可是这样一个人也有求人帮忙的时候。
1979年之后，钟伟得到了平反，但考虑到其年纪和身体的缘故，中央也没有让他再担任任何职务，并嘱咐其安心在家养病。
过了一段时间，实在闲不住的他主动找到了自己的老领导、老朋友黄克诚，并向其提了一个要求：想要继续为国家、为党组织继续工作。
此时的钟伟，已经六十八岁了，面黄肌瘦，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
考虑到钟伟的病情，黄克诚笑着对其说道：“你呀，还是安分守己地呆着吧，先把你的身体养好再说。”
钟伟的“暴脾气”蹭一下就上来了，故意拍着胸膛说道：“我身体怎么了？我现在身体好得很，让我再干十年都没问题。”
黄克成见他这副“混不吝”的模样，也只好苦笑同意了他的请求。
可是在那以后，钟伟将军并未能如愿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他的健康状况便越来越差，直到最后一病不起。
1984年6月24日，钟老将军在301医院去世。
而他给子女后代们留下的，只有一口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军用物资箱，里面空空如也。
老将军的遗嘱也只有简简单单几行字，但却感人至深：“亲爱的党，我死后不必给我补发什么薪金，因为儿子们都能生活了，我自己也未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与冰箱都作为党费上交给党，不要给我举行追悼会和灵前告别，把我的骨灰撒在平江天岳书院，我们起义的地方。”
结语：
钟老将军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一名优秀的军队领导干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以智慧和坚韧、不怕牺牲、勇敢战胜敌人、屡立战功，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兢兢业业，为军队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胸怀宽广，为人正直，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都是忠诚的。
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伟目标，对中国振兴的伟大事业，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钟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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