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读“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曾做下一次批注，其中写道：“以身殉职，不亦伟乎。”随后轻叹：“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在历经革命风雨和时代变迁后，已经见识过无数贤人志士，可能够得此评价的人物实属不多。此人究竟是谁？
他是谁？
1927年，“蒋汪”集团公然背叛革命，随后蒋介石更是发动了令人悲愤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优秀的革命同志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公然杀害。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党内仍旧有人对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政府抱有不小的幻想，认为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武器，同他们进行谈判，也酿成了最后惨剧的发生。
1927年4月上旬，蒋介石同汪精卫、白崇禧等人举行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紧接着，已经决定要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成立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以当地的地痞和流氓为首，反对当时由工人主导的上海总工会。
同时，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统治，他又指使吴稚晖、钮永健、白崇禧、陈果夫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不断分割、蚕食上海人民的政权，最终让整个上海权力中心沦为他自己的一言之堂。
在做好相应准备后，蒋介石也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歹毒计划。他一边骗取工人们的信任，他们送去亲自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以此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一边调兵遣将，同时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文告，限制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活动，为自己的部署争取到了大量的时间。
就在这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内已经有不少同志察觉到了蒋介石的阴谋，提出了应尽早应对部署的观点。
然而，此时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则更倾向于以陈独秀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那就是不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做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且一味地妥协退让。
就这样，最佳的应对时机在一味地妥协和退让中失去，蒋介石暗中做好了对工人阶级的屠杀准备。
1927年4月12日，在无产阶级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青帮流氓、地痞为首的人员冲进聚集区，对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展开大肆屠戮。同时，蒋介石也开始了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一时间，各地都陷入了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一众革命先烈也先后被捕牺牲，令人痛惜不已。
然而就是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时刻，却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公开指责蒋介石背叛革命，并与之决裂，这个人就是邓演达。
同样是身处当时国民革命政府的邓演达对于蒋介石背叛大革命的行为非常不齿，作为蒋介石最有实力的竞争对手，邓演达绝非一个平庸之辈。
十年磨剑
早在14岁时，年轻的邓演达就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影响，加入了当时的同盟会，并投身于辛亥革命之中。
1916年，邓演达以优异的成绩，直接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开始进行军事学习，在保定军校期间，他就时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讨论时局，并探讨中国未来的前途。
从保定军校毕业以后，此时的邓演达经由4所军事学校的系统学习和3 次武装起义的实际锻炼，并且经过中国同盟会的陶冶历练，曾经只是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个意志坚韧、目光远大的有志青年。
1920年，25岁的邓演达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军队，开始从事民主革命。
革命期间，邓演达被任命为宪兵连连长，而此时的援闽粤军组织庞杂，纪律松懈，上任后的邓演达充分发挥了自己宪兵的职责，对军队进行了大力整顿，赢得了民众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随后，邓演达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组织能力，在粤军内提议并实施建立新式编制、健全人事行政、加强军事装备、建立教育训练机构等改革，同时调入许多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的青年军官，成为部队骨干，并特别设立了军官教育班与学兵营，官兵教育同时进行，保证军队政治、军事训练的并重。
就这样，原本一支纪律松散的队伍，硬是被邓演达打造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技术过硬的部队，并在之后的战斗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1921年北伐期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公然反叛并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先生及其夫人逃往永丰舰。听闻消息后，邓演达先是独自潜入廖宅，设法救出被诱捕的财政次长廖仲恺后，便立即前往上海，同孙中山先生会合。
随后，邓演达便跟随孙中山先生回师靖难，其所带领的部队战斗力极强，曾以不足 3000 人的团坚受叛军近5000人数十天的攻击，经过不懈努力，广东革命根据地最终被保护了下来。
而后，年轻的邓演达更是被孙中山先生亲自授予了少将参军的职务，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甚至曾说：“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这里的“两达”，指的就是邓演达和张民达。
见解深刻
除了能带兵打仗，邓演达还有着非常出众的思考能力，虽然他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他对于革命本身，也经常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在他的主张中，中国想要改变目前的国力和颓势，必须先要改变旧社会那套封建官僚的政治体系，达到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社会发展的根基的目的，只有这样，这个濒临破碎的国家和人们才能迎来转机和救赎。
甚至到了1930年，邓演达更是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地，解决土地问题”以及“要有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构想，值得注意的是，这都是他在当年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提出的，可见其政治能力确实不凡。
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邓演达的部分主张，甚至与后来毛主席所带领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部分主张极为相似，而且这时的他还十分年轻，就能依托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构想出如此主张，称得上是一位极具领导才能的革命者。
为此，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还曾赠送了邓演达书和对联，对他颇为期待。而此时的邓演达不仅有着极高的军事成就和深刻的政治见解，在国民党内部也具备了极大的影响力。
因此，嫉贤妒善的蒋介石将其视为自己夺权路上的一大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
以身殉职
1925年，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溘然而逝，享年59岁。随后广东的国民政府应声成立，此时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断。
但谁也没能想到，笑到最后的，却是当时并不出众的蒋介石，蒋介石上台后，由于治党理念的不同，即刻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抓捕和屠戮，而这也引起了邓演达的不满。
因为二人都曾在孙中山先生手下做事，自然对于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的理念理解要更加深刻！孙中山先生奉行的是“容共联俄”的观念，而蒋介石此刻的清党运动已然违背这个观念，这让邓演达十分地恼火！
而由于邓演达此时在党内的地位颇高，影响力巨大，蒋介石便许以邓演达总司令兼参谋长的职务，条件便是让他放弃反对自己的主张。
然而此时的邓演达已经不再相信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已经等同于背叛了革命。而蒋介石看到拉拢没有效果，随后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发出了对邓演达的通缉令。
此后，邓演达于国外暂避风头。在此期间，他曾前往莫斯科面见了宋庆龄，随后数年又辗转西欧、中东等国家学习他们的革命经验，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等到蒋介石开始组织优势兵力对共产党的红军队伍大肆围剿时，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这个人已经回不了头了，他决定要回国开始游说，向各方揭露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的事实。
由于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的教练部副主任兼教育长，所以他对于黄埔军校的各位同仁是较为熟悉的，回国游说的工作就是从这部分人开始。
然而，邓演达还是低估了蒋介石的无耻程度，当时有个叫陈敬斋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思想一直不够稳固，但邓演达为了争取到能争取的所有力量，就给了这个人一次机会，没想到陈敬斋转头就将邓演达的行踪卖给了蒋介石。
随后，邓演达一行人就全部被捕，闻言而来的蒋介石十分高兴，因为知道邓演达的才学和军事素养很高，所以原本的打算是想劝降邓演达，为自己所用，但被捕的邓演达根本不屑与他交流，这让蒋介石十分地气愤。
与此同时，由于邓演达的身份和影响力，前来求情和要求放人的呼声也变得越来越高。
1931年11月，几辆汽车将抓捕的邓演达等人运送到了南京郊外，就在邓演达等人下车抽烟小憩的时候，随着一声枪响，年轻的邓演达死在了不知从何处打来的冷枪之下，一代英雄人物就此草草落幕。
英雄相惜
在邓演达死后，很多人都为蒋介石的下作手段感到不齿。
而对于邓演达同志，在我党内部，无论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都对他有着非常高的评价。就拿毛主席来说，他本人十分喜爱看书，他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但书一定要读！”
就是这样一位嗜书如命的伟大领袖，有一次在读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毛主席就提到了邓演达，并在批语中写道：“以身殉职，不亦伟乎”。
毛主席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对邓演达的认可，也是一种英雄间的相惜之情。
毛主席与邓演达的经历十分相似，曾是一个党派的缔造者且两人都出身于农民，所以二人对于中国的劳苦大众都是能感同身受的。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在邓演达早期的主张里，就有譬如“耕者有其田地，解决土地问题”的概念提出，这和我党后来提出的理念基本是相符的，都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来解决问题。
虽然看似相同，但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却与在毛主席带领下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有着一些本质上的差异。
首先是思想之上，虽然两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思想却有很大的差异。
在谈及革命最终目的时，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没有共产主义阶段的，他所认为中国革命最后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认为共产主义是国际的，我们要做的是自己的民族革命。
然而毛主席所带领的中国共产党却把共产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去，实现共产主义，是所有无产阶级的崇高使命，也是全世界无产奋斗者的最终目标。
其次就是两人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
在实现农民解放的指导思想上，毛主席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他认为，想要实现中国农民政治阶级和经济上的解放，就要有一个先进的阶级来进行引导，从而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以此来对农民阶级进行改造。
而邓演达则认为，中国此时的革命，应该是继续“太平天国革命”使命的延续，农民的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推动起来，进而推翻政权的阻碍，实现农民阶级的自由、自治和自分配。
但从我们后世的角度来看，邓演达并没有注意到农民阶级在当时社会环境里，其阶级本身就存在的“落后性”和“局限性”问题。所以，最终他也没得到解决中国农民阶级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可哪怕有思想上的分歧，毛主席仍旧不掩饰他对邓演达的尊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与著名记者斯诺同志交流的时候，他就曾谈到过邓演达。
当时的邓演达作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与中共合作，主持军队的政治工作，毛主席对邓演达所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他说：“那时候的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也充满了军队。”
最后，毛主席深情地说：“邓演达先生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毛主席曾说：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大家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想为已经风雨飘摇的新中国找出一条路。
虽然两个党派之间存在分歧，但我们却并不能因此就否认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就如同不能否认陈独秀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一样。
是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敢于献身革命，敢于在黑暗中带领大家摸索前进的先辈们，我们才能在多年后的今天一次次地审视历史，审视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如果没有他们，今天的中国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