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介绍了沙家“五杰”，个个都了不起，其实，在沙家，比五兄弟更厉害的却是一个弱女子，她就是老三沙文汉的媳妇陈修良。
作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城市的女市委书记，她在老蒋眼皮子底下隐藏3年，指挥若定，游刃有余，搅得这个“铁桶一样的城市”翻江倒海。南京能够和平解放，她居功奇伟。
无怪乎，解放南京的第八军团司令员陈士榘啧啧称赞：
“我没想到，帮助我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竟然是一个优雅的女子啊！”
- 经历坎坷，临危受命
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内战的硝烟再起。华中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分局城工部之下建立南京工作部，由陈修良任部长，领导南京地区党的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领导机构设在解放区，统管南京几个系统党组织的状况无法适应斗争的需要，华中分局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建立中共南京市委。
1946年3月，在江苏淮安新四军基地的一个农舍里，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找到陈修良谈话，时任华中局城工部部长的陈修良丈夫沙文汉也在场。
这次谈话宣布任命她为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立即进入南京领导地下斗争。
1946年4月，沙文汉送陈修良潜入南京。沙文汉知道陈修良此去意味着什么。
那时，这个只有96万人口的城市，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达11万多，在册的警察有9700多人，蒋介石把南京称为“铁桶一样的城市”。从1927年国民党第一次“清党”以后，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受了8次毁灭性打击，到1937年11月南京被日军攻陷后，整个南京基本上已经没有中共的地下组织，只有220个地下党员在艰苦忙碌。
在陈修良之前，国民党已经杀害了8位南京市委主要领导。
“风萧萧兮易水寒”，于是，沙文汉作“丙戎春送修良主持南京地下党工作，赠诗以壮其行”：
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那么，中共为什么会选择陈修良担此重任呢？
这得从她的经历说起！
陈修良1907年出生浙江宁波一个富裕的大家族。她本可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在母亲袁玉英生下她和双胞胎姐姐后没几天，23岁的父亲就撒手人寰，孤儿寡母因此备受族人欺凌。倔强的母亲，一气之下便带着她们姐妹离开陈家独立谋生。
在母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天资聪颖又极具叛逆性，决心以秋瑾为榜样，以身报国，尤其是在看了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之后，陈修良对孙中山先生非常崇拜，于是改名陈逸仙。
1922年15岁时，她以第一名考入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从此和沙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沙家老大沙文若就在女师任教，她就拜沙文若为师，向他学习书法和国文。沙文若很看好她，曾期待她成为一名女书法家，还给她起了一个名字：道希。
陈修良的国文成绩极其优秀，也是共产党人创办的“新学会社”书店的常客。这期间，陈修良受《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影响走向了革命，之后，陈修良还担任过《少年先锋》的编辑。
1925年5月底，“五卅运动”开始，陈修良被推荐为学校代表到“学联”去，由此又结识了沙文若的四弟沙文威。
年轻而热血沸腾的陈修良，因积极参加宁波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她告知老师，国难当头自己决定不再做书法家而立志投奔革命。
沙文若非常惋惜，曾在1925年给她写回信（答陈逸），表达了自己作为长者的规劝和惋惜之情，最终，通情达理的沙文若还是尊重了弟子的选择。
1926年春，陈修良考入了上海国民大学学习，并在这一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变动，她在下半年转到广东大学中文系。
1926年沙文若依依不舍地送别了陈修良和二弟沙文求等一行从上海出发同赴广州投奔革命。
在广州，正是花一样的年纪，亭亭玉立的少女邂逅了自己的初恋。由此，开始了她一波三折、传奇跌宕的感情和婚姻生活。有人形容她的这段生活是一嫁烈士，二嫁叛徒，三嫁“右派”。
1926年的广东正是革命中心，陈修良前往广东团省委工作。在这里，她遇见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李求实。两人日久生情，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李求实可谓大名鼎鼎。他是左联作家，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早年参加革命，曾与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等湖北最早的共产党人成立了“共存社”，后在武汉主办《日日新闻》，是较早在武汉地区开展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
1927年4月，因为“宁汉合流”，陈修良被调到武汉，担任过时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并在她介绍下入党。同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陈修良也奉命前往苏联，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国共对峙严重，李求实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又得以在中共中央和党报委员会工作，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组织安排李求实和一个女工结婚，二人“被迫”离婚。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7人正在中共江苏省委秘密机关东方旅社开会，由于叛徒告密，租界捕探与上海警察合组的行动队突然包围了旅社，林等7人均被捕，后被秘密处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方旅社事件”。此事件促成鲁迅写成《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
陈修良离婚后，在前往莫斯科途中，恰遇上海工运领袖之一的余飞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余飞对陈修良很中意，他隐瞒了自己有妻子的事实，并对她穷追猛打。
余飞是电车工人出身，原名余茂怀，安徽黟县人，他是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同时，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六大上，余飞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11月，陈修良从失恋的痛苦里走出来并与余飞结婚。
1929年7月的一天，沙文若的三弟沙文汉去柏林参加世界反帝大会，途径莫斯科被中共代表团留住，并安排他去列宁学院深造，听说陈修良也在莫斯科，就来看她。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时，陈修良已怀有身孕，得到了沙文汉的关心和照顾，更主要的是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一致，尤其是对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王明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坚决反对。
不久，无比荒唐的“苏浙同乡会”事件爆发。之前不愿意写批判托洛茨基文章的陈修良、沙文汉，因为也是浙江人就被牵连其中。王明就此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余飞也未能幸免。直到1930年，莫斯科大学停办，前往莫斯科的人都一一回国。
回到祖国之后，陈修良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由于向忠发和顾顺章的变节投敌，中共地下组织被破坏，上海也开始变得不安稳。
余飞在老家安庆准备前往苏区时，被叛徒发现被捕，很快叛变加入特务组织。余飞不仅自己叛变，还曾试图想劝陈修良投降，他向敌人供出了陈修良的地址和住处。
沙文汉也很不幸。
学成回国后，正好遇上余飞叛变，他成了余飞叛变后出卖的第一人。当时的沙文汉还不知道余飞告发自己，还是余飞的妹妹通知他说余飞招供。沙文汉觉得大事不妙，立即用电报暗语通知了在上海的陈修良，陈修良也因此迅速转移，所以余飞在宁波和上海寻找陈修良时，才会扑了个空，也是因此，陈修良在和沙文汉亡命天涯的过程中产生了感情。二人有了好感后，1932年在潘汉年的撮合下，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解放后，沙文汉受到潘汉年冤案的影响被错划为“右派”）。
1932年，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台后，对在莫斯科反对过他的沙文汉、陈修良再次进行打击报复，不给他们安排工作，从此，他们与组织失联。
为了找到党组织，陈修良和沙文汉不惜在这一年漂洋过海，到日本去找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终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从日本回来后，夫妻俩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后才转到新四军后方工作。
- 瞒天过海，与狼共舞
1949年4月24日清晨，刚刚率领第8兵团35军进入南京城的军政委何克希，着急忙慌地小跑出军营，只为迎接一位外表柔弱的“阔太太”的到来。
一个小时后，何克希还专程命令军部调两辆军车，护送此人回到了住所。这时众人才惊讶的获知，原来这位平日里不善言辞、爱好打麻将的阔太太，竟是南京地下特工的总指挥！
为何陈修良能够在老蒋眼皮下隐藏三年不暴露，而且还大有作为，这与她的睿智和策略是分不开的。
新上任时，陈修良很清楚，自己身上肩负的是整个南京地下党组织几百号人的性命，因此她格外小心谨慎。重点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
陈修良吸取了以往党在敌占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不设专门的市委机关，党员干部必须做到职业化、社会化，立足于群众之中。
为了完美融入南京城，她先是住进了一位南京市委委员的家中，随后考虑到若是发生意外损失过大，于是便与一位地下女党员住到了一起。几个月后，陈修良又融入一对地下党夫妇的家庭，以孩子姑妈的身份自处。
潜伏在南京的三年里，陈修良先后换了6个身份，始终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把柄。
南京城解放前夕，陈修良的身份是一位人称“张太太”的豪门老板娘。在旁人眼中，她衣着华丽、身份高贵，平日里素爱与人打麻将。
在成功潜伏下来之后，陈修良抓的第二件事是：
营造反战氛围，赢得民意民心。
1947年，在南京市委和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学生开始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5月20日，约5000名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反内战”“反饥饿”口号响彻南京城。
第三件事，为攻城消除后顾之忧。
时间来到1949年，随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落下帷幕，中国北部地区得到彻底解放，渡过长江、攻克南京已经是大势所趋。
在战略决战即将打响之际，陈修良敏锐地意识到，南京城内还关押着大批共产党员，届时南京一旦被攻破，这批同志势必逃不过，因此，在战役打响之前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成为南京市委工作的重点。
为了寻求解救战友的良机，陈修良开始指挥党组织四处出击。
很快，一个名为沙轶因的人出现在陈修良视野中。
沙轶因是市委属下学生运动委员会成员，他的姐夫杨兆龙在国民党司法部当差，且官职不低。
陈修良立即找到了沙轶因，指示他尽最大的努力说服杨兆龙。
杨兆龙在国民党军中供职已久，眼看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他也不得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在亲友们的再三劝说下，他的心理逐渐松动，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保释出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
很快，国民党方面再次传来好消息。新上任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将检察署检察长一职暂时交到了杨兆龙头上，这意味着他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大幅提高，职权有了质的飞跃。
陈修良得知消息立刻指示沙轶因：继续加强对杨兆龙的攻势，敦促他出面向李宗仁建议，将全国各地“政治犯”全部释放。
在沙轶因的连番攻势下，杨兆龙不仅动用了自己的力量，还通过游说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等大批国民党人士，向李宗仁施压。
李宗仁考虑到眼下复杂的局面，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于1949年4月5日签署了释放全国“政治犯”的通告。最高检察署有关“释放犯人”的法案随即出炉。4月9日开始，南京城多处监狱中的“犯人”陆续被放出，大批地下党员迅速回归组织，等到4月20日，蒋介石决定将监狱中的地下党员屠戮殆尽时，南京城各大监狱早已人去楼空。
陈修良此举，成功保住了大批中共党员的性命，也消除了解放军进攻南京的后顾之忧。
- 不辱使命，居功奇伟
在做好最坏打算的同时，陈修良也尽最大的努力往好的方面着力：与解放军里应外合、用最小代价解放南京城！
由此，她做了三件事：
一是全面地收集相关情报。
1946年5月，陈修良就专门设立了南京情报系统，并任命卢伯明为南京情报系统负责人。1948年，在南京情报系统的基础上，又设立了南京地下策反系统，任命沙广威为负责人。这两个绝密系统都是陈修良单独联络，然后由陈修良向上海中共情报局报告。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情报的准确与灵通不但是现代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减少军民伤亡的重要条件。除了情报系统重点收集外，陈修良自己也亲自下场工作。
一天下午，她去南京市委委员方休家，无意间得知，他的妻弟刚从重庆来南京办事，这次回南京要住一段时间，此人是国民党特务电台机要人员。
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安全问题，而她却如获至宝，冒着暴露的风险三番五次地去方休家里作客，终于有一天，方休悄悄告诉陈修良，他妻弟今天出差了，留下了一个手提包，经他检查一看，里面有一本军事密码本。
陈修良立马拿着密码本回去找了两个情报人员用了整整3个小时抄完。抄完后，陈修良又急匆匆地把密码本交还给了方休，并派卢伯明亲自把抄写的密码本送到上海中共情报局。
这是一本极其重要军事情报，党中央对陈修良获取这份机密情报给予了赞扬。
还有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修良在一份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这个名字，这让他不由得想到了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的副署长，此人也叫汪维恒。多年地下工作的直觉告诉她，这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陈修良将此事告诉了沙文威，叫他去核实。经过核查，确定了这两个名字确是同一人。沙文威立马电话联系了他，并与汪维恒接上组织关系。
此后每隔一周, 沙文威就利用同乡关系进出汪宅。汪维恒将写好的各战区军队番号、指挥官姓名、兵员数目、司令部驻地等绝密军情交给沙文威。沙将这些抄件派人送往上海，由地下电台发往延安。
从 1946年11月至1948年底，汪维恒被调往台湾前, 沙文威与汪联手活动, 卓有成效地为我党取得了大量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密。
由于汪维恒的情报来自军政部, 可以说是价值无可限量。
由于相当多的情况与后来战场的实际完全一致，以至于顾祝同、陈诚等人听了新华社对各次战斗统计的广播，发出这样的惊呼：
“共产党的数目何以这么准确？简直比我们还清楚！”
二是秘密策动国民党海陆空军起义。
南京是闻名中外的历史古城，如果硬碰硬地与国民党武力作战，对南京古城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
1947年后，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为了减少军民伤亡以及保护城市的需要，中央领导把我党地下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战略目标上。
在陈修良的领导下，南京国民党海陆空军纷纷宣布起义：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点，俞渤带着机组四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美制B24轰炸机在南京起飞，将三枚吨级炸弹投在总统府后飞向解放区。
1949年2月25日凌晨，国民党最大最先进的军舰的“重庆号”在上海起义；
1949年3月初，负责保卫蒋介石身家性命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在南京起义，师长王宴清还带来了绝密的江防地图。
具体策反过程，笔者曾在介绍老四沙文威时详细铺叙过，在此不再赘述。
此外，根据需要，陈修良还多次在组织内召开会议，最终在南京市成立了“警察运动委员会”，利用他们普遍生活待遇差，对现实和国民党有很大不满的机会，调集组织内的精干力量打入城内各大警局，要求他们争取警员加入到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中。
很快，南京13个警局便全部被运动委员会渗透。市东区警局的副局长周春萱首先倒戈，在他的带领下，一些愿意弃暗投明的警察纷纷投到共产党麾下，汉中门、大胜关、水西门等9个警局先后加入我方计划。
这些起义的成功，给国民党政权敲响了丧钟，加速了南京、上海的解放。
三是全力阻止国民党的破坏行为。
解放军与国民党几番决战以后，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打到了长江边。对此，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解放军不能攻克南京，他就可以与共产党隔江而治平分江山；如果南京失守，在国民党撤军前必须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和重要仓库，决不能把南京城拱手送给解放军。
面对长江对岸的百万解放军，敌特人员开始了疯狂的破坏活动。
1949年4月22日，为了阻止解放军的进攻，敌工兵营长亲自出马想炸毁下关火车站。我地下党组织得知了这一情报后，立即与敌人展开生死斗争。敌人试图炸毁下关火车站没有得逞。
紧接着，敌人又去破坏老江口火车轮渡栈桥。这个轮渡栈桥可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一旦被敌人炸毁，对解放军进攻南京造成运输上的极大困难。
在这紧急关头，轮渡栈桥上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负责保护栈桥的中共党支部委员林大宗带领起义的警察赶来支援，最终把敌人打跑。
为了严防长江对岸的解放军渡江作战，国民党从3月份就开始了封江，他们把长江上的大小船只全部赶进了内河。
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这样被滚滚江水阻挡在了长江岸边。
时间来到4月23日，市委接到上海方面传来的电报：解放军35军即将渡过长江，进逼南京，请准备好渡江船只。
好在陈修良提前为此事做了准备，接到命令后她立即做出指示：
“下关区水上巡逻艇、轮渡公司大小机动船只全部开到码头等候！”
紧接着，成千上万的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把停靠在内河的渔船拼死抢出，开向长江对岸，接应解放军过江。
次日凌晨3时许，浩浩荡荡的解放军部队抵至江边，在这批船只的运载下，解放军35军1.5万人全部渡过长江，顺利开入南京城。
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一举攻占了南京总统府，南京胜利解放了。
建国后，陈修良担任了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等职务。
1998年11月6日，91岁高龄的陈修良因病去世。
我们常说，岁月静好。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