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对张学良的评价，因为不堪命运转折让西安事变增添了不少悲壮色彩，因为张学良多年遭到严密监禁，世人探知历史真相最直接的途径一度被斩断。
结合他多年夹缝求生的处境，即便有回忆录问世，其可信度始终是个值得考究的问题，称他是“中国哈姆雷特”可谓用意深远。
其实，张学良此生有过“三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反省录》作为“第一忆”，是在1956年应蒋介石的要求进行撰写的，无论是这部回忆录还是整个撰写过程，对于张学良本人都是一段五味杂陈的经历。
至于蒋介石当年为何要求张学良做此事，有何居心？且看笔者接下来的叙述。
西安事变爆发后，作为发动者之一的张学良就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他也因此长时间保持沉默，但这不代表他对过往没有反思，沉默也是一种态度。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张学良继续被软禁在高雄西子湾，蒋介石对他的监视一刻都没有松懈，甚至不允许他收听中共广播、同警卫人员接触。
1956年11月，蒋介石着手编撰《苏俄在中国》一书，想要总结与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要求张学良详细描述西安事变，为了充实书中的相关章节。
12月5日，张学良完成了回忆录的撰写，可从文体形式来看，就是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信而已。
信中，张学良自称“主旨在真实”，对于西安事变的描写仅有发动全过程，拘蒋、谈判等等后续情况都是一笔带过，还有就是他本人与我党的关系也是浅尝辄止。
因为蒋介石当时不在台北的缘故，蒋经国阅读了张学良的第一稿回忆录，随即要求他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和盘托出，从事件发动一直写到蒋介石离开西安后三日为止，如此要求的理由是“总统想要真实知道共党是如何作到了这项工作，以为反共斗争研究资料”。
收到回复后，张学良立即明白了一个事实，自己写得真实与否并不重要，能否迎合蒋介石的喜好才是关键。
从那之后，张学良尽量避重就轻地修改着回忆录，他也从蒋介石每一次的反馈中逐步揣摩出了真正用意，比如对于“条件成交”的驳斥，要始终维护老蒋“伟大领袖”形象等等，此外，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张学良也在不断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
1957年4月22日，《杂忆随感漫录》完成，分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我的生活》两部分，涉及到西安事变的两个章节中，指责我党“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介石“刚正严厉”，张学良又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
如此滑稽的回忆录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认可，经过蒋经国的修改，张学良于7月完成最后的誊抄，即《西安事变反省录》。
了解了这部“大作”创作的来龙去脉，其中史实描述的真实程度，大家也都能心中有数了，只能说，这是一部张学良按照蒋介石要求杜撰的回忆录，又或者，他从头至尾都是蒋介石想要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人”而已。
此时再结合50年代台湾政治局势来探究蒋介石的居心，结果一目了然。
其一，痛失大陆江山，蒋介石必须要找充足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他始终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让“剿共”计划功亏一篑，由国民党乃至中华民国罪人的张学良撰写回忆录并承担责任、忏悔过去，蒋介石自然能够借机堵住悠悠之口。
其二，从西安事变爆发到1956年，惨遭软禁20年的张学良从未向蒋介石认错，爱面子的老蒋如何能咽下这口气，要求张学良撰写回忆录，是对他严加“管束”的手段，更是为了窥探张学良心中的真实态度。
其三，因为杨虎城的惨死，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全过程唯一的重要知情人，蒋介石多年后依旧想要知道其中更多内情，尤其是张学良与中共、苏俄的关系，撰写回忆录总能让他吐露一二。
因为张学良深知老蒋此举背后的心狭量窄，碍于深陷危境无法自拔，他也只能在尽力还原史实的情况下满足老蒋想要“一箭三雕”的无理要求。
所以说，在张学良“三忆西安事变”中，《西安事变反省录》没有太多的文献价值，还是蒋介石欲盖弥彰的有力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