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86岁的郭沫若已经病危，他把妻子于立群和几个子女叫到身边，留下了最后的遗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病逝，6月18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6月20日早晨，于立群和子女及少数工作人员，护送郭沫若的骨灰乘飞机飞往大寨。
飞机起飞前，于立群出于对当地群众的尊重，专门给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发电报致歉，并告知飞机即将飞临大寨土地上空撒骨灰。没想到这一举动竟惊动了大寨上千人，群众们在郭凤莲的率领下，聚集在虎头山迎候，出现这种场面，是于立群始料未及的。早上7点10分，飞机飞临大寨土地的上空，低空盘旋三周，撒完骨灰后离去。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为什么他要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呢？这就要提到一段往事了。
1964年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年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我们这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坚决执行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时，专门举了大寨大队的例子。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郭沫若，自然对大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5年12月初，73岁的郭沫若亲自来到大寨参观，此时的北方已经非常寒冷，但经由大寨人发扬愚公精神、连续奋斗12年所营造的一块块人造小平原层层展现在郭沫若眼前时，他的心灵被震撼了。当郭沫若听到大寨人在大灾三年“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和“三不减”（不减向国家的销售粮、不减集体的公积粮、不减社员的分配粮）的事迹介绍之后，他更是感到钦佩不已。
郭沫若结束参观后，专门写了一首五言古体诗，以示自己对大寨的敬意：
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
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
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
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死后不留骨灰，则是郭沫若在1943年就提出的观点，当时媒体报道了福建省立医学院的一位教授，为了做人体实验研究，发掘了一座公冢，被认为是“科学与道德的搏战”，还被告上了法庭。郭沫若得知此事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死的拖着活的》，他认为这位教授的做法很对，因为埋葬的方式早就应该改革了，因为坟山和义冢太多，简直是死人在和活人争夺世界。文章中说：
埋葬法应该加以改革，总是一件值得大声疾呼的事。至少关于我自己的事，我总可以预行定下遗言：
将来我如果是死在故乡，
我绝对不愿意我的家属或朋友把我土葬。
烧成灰，多干脆！起码还可以替中国的国土施肥。
再不然送到医科大学去解剖，
还可以让亲爱的学生们朝夕摩挲。
后来郭沫若果然也兑现了自己的遗言，有人认为：“郭沫若遗言，骨灰撒大寨，表现了他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极大关注。”
但仅仅几个月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79年春，原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对大寨提出了尖锐批评：“我认为动员全国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了穷困的峡谷。”杨显东的发言赢得了参会人员热烈的掌声。
1980年6月，社会上对大寨的批评更多、更强烈。郭凤莲利用赴京出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的机会，找邓小平诉苦。邓小平听完郭凤莲的哭诉后，安慰她说：“第一，大寨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精神应该学；第二，‘全国学大寨’学走了样，走了极端；第三，大寨自身也走了极端。”
对于郭沫若将骨灰撒在大寨，此时也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我沉重地叹息自己曾经那么倾倒的文豪，临终时留下一个拍“舵爷”马屁的遗嘱——骨灰不埋在生他养他的桑梓乐山，硬要撒到与他自己毫不相干，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寨旗杆之下！
1992年9月，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之际，大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给郭沫若的子女和中国科学院发函说：
为了表达大寨干部群众的心愿，纪念郭老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现在正着手在虎头山上给郭老修建一个汉白玉纪念碑，并定于十一月六日（郭老诞辰日）举行揭碑仪式，特请届时光临。
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对此感到非常为难，因为郭沫若不保留骨灰，就是为了改革丧葬的方式，大寨村在虎头山上竖立纪念碑，也违背了他的遗言。最终工作人员和郭沫若的子女商量后，给大寨村回函，希望停建纪念碑。但此时大寨村已经把纪念碑建立起来了，并竖立在了虎头山上。
郭沫若提倡用骨灰肥田，是为生存者服务，是不愿意“死的拖着活的”。斯人已去，无法料到会在大寨建立纪念碑，更无法料到由此而产生的议论，对郭老的遗愿，我们应该表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