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多部女性题材影视作品和观众见面，从《坠落的审判》《出走的决心》到《山花烂漫时》《好东西》，女性主义作品同女性主义书籍一样有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女性被鼓励走出被禁锢的语境，发出自己的声音。
欢喜首映已独播上线聚焦70年代歌舞女郎生存状态的丹麦剧集《歌舞女郎》。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4年丹麦电视电影罗伯特奖中，《歌舞女郎》获得最佳剧集在内的六项提名。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女权运动席卷欧洲，《歌舞女郎》发生的70年代，各种女权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在《歌舞女郎》片头，当时的女性身着红色丝袜上街，对应的便是丹麦效仿纽约的红袜运动。女人们留腋毛、穿背带裤，拒绝被服美役裹挟。
《歌舞女郎》灵感来源丹麦真实歌舞女郎的故事。
当时的歌舞女郎们虽仍是以身材为招牌的视觉名伶，但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明白在不平等的世界，绝不能以忍让，让渡自己的权利。
唱歌跳舞的曼妙女郎，是用后丢弃的玩物，还是专业舞者？
她们是自甘堕落，还是也值得被看见？
《歌舞女郎》不仅关注性别不公的种种现象，更看到“女权”内部的分裂。
不同于“堕落—觉醒—呼吁”的口号式样板，它在8集的故事中给出了更多元、更包容的解释。
八名女郎思想各异
“觉醒之路”道阻且长
《歌舞女郎》围绕八名性格各异的女郎而展开。
中心人物苏茜和丈夫本是一对舞蹈搭档。
因一次事故，丈夫终止舞蹈事业，此后便一直以理发手艺养活全家。
丈夫暴躁多疑，苏茜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为了女儿的心理健康，苏茜把私房钱藏在浴室的棉球盒里，希望找到歌舞女郎的工作后，用工资给自己和孩子找个新家，彻底逃离渣男。
然而，苏茜过了海选这关，却败在了薪酬待遇上。
剧团最有梗、最能带来收入的角儿今年准备出走，今年能不能卖出票都是问题。
歌舞女郎的这季收入降至4000克朗，但同台演出的男性乐队成员，仍能和去年保持一个水平。
苏茜准备联合其他女郎反对，但被财务个个击破后，她们的维权梦破碎了。
要么接受，要么走人。
即使是4000克朗，在当时也是一笔钱，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舞者不愿得罪上层。
就这样，苏茜看好的房子没有了。
她只能继续攒钱，等着下次逃走的机会。
娱乐剧团的性别权利意识并非非常落后，剧团允许女性表演、参与讨论，给女性一定的工作空间。
但这样的空间极其有限，歌舞女郎八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排练间内，最热的时候只有一个风扇。
她们海选时被要求当众换衣服，男性成员可以抚摸她们的乳房打招呼，她们也需要在后台服务剧团的媒体和VIP。
在剧团老板眼里，歌舞女郎的作用是袒胸露乳满足男性观众的窥视欲，做八个令人满意的花瓶。
为此，他特别叮嘱女郎，在跳舞时故意掉衣服，装作是意外，让客人尽兴而归。
另外，八名女郎的背景、性格也做了设定。
中心人物苏茜是一名家庭主妇，也是家庭暴力受害者。乌拉贝丽特专业强，但超龄严重，被各处挑挑拣拣。
乔伊陪朋友海选，意外发现编舞天赋，对“女权”不感兴趣，只对自眼前利益感兴趣。
狄安娜是舞蹈队长，她有男友，但她对性取向产生疑问。
薇贝克是一名进步女青年，但她对女权的理解困在理论上，被隔壁的团体头头迷住后，她马上跟女权割席了……
剧集还有一些可圈可点的配角。
苏茜的母亲知道女儿被揍却帮着女婿说话。
剧团的男性表演者因为女性表演者表演得更好就“破防”了。
媒体来剧团提前看戏，他们的采访问题却更像是一场性骚扰表演秀。
歧视无处不在，但他们总会巧妙包装成是你的错。
《歌舞女郎》也反类型地关注到了“女权”内部分化的声音。
剧中的女人们并不是什么完美的觉醒样本。
她们批评“恋爱脑”，但也陷入结婚生子的迷思中。
她们反抗剧团，但总有人忍不住想去告密。
她们也接受着女权组织的批判，但女性一定要打扮的模糊性别才是进步吗？为什么女权最终变成了女性之间批判彼此不够“觉醒”的混战？
如果你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歌舞女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观察样本。
剧中人与其说活成了“女权”的样子，不如说她们终于明白，女人和男人一样，需要被当成一个个体尊重，这种尊重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样板需要遵循的。
两位女性主创自编自导自演
MeToo鼓舞全世界的女人
露易丝·梅里茨和迪特·汉森是《歌舞女郎》剧集的打造者，这两位年龄超过50岁的女性自编、自导，还出演了整季剧。
作为多年的好搭档，她们持续为女性权益发声，批判社会通过洗脑的方式潜移默化地驯化女性放弃自己的权益。
2017年，迪特·汉森在第三次观看迪尔奇，就是那位在剧中跳槽引发骚乱的大人物的传记剧时，突然注意到后面的歌舞女郎们衣着暴露、没有名字，还被打耳光。
怀揣这些歌舞女郎为什么不配被看见的疑问。五年后，在积累了大量采访资料后，两位女性制作人交出了她们的作业——《歌舞女郎》。
丹麦歌舞剧历史悠久，是丹麦引以为豪的传统之一。
许多这部剧中的人物都是当年真正的佼佼者，比如剧团老板普雷本、被拉来救场的乔根·雷，女性歌唱家莉莉·布罗伯格、演员莉斯贝特·达尔。
70年代对丹麦来说是一个开放且自由的时代，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那肯定是一个可以公开“厌女”的时代。
在剧集中，有一首把女性比喻成无能者的开场之歌。
歌舞女郎们陶醉地把手放在男性身上抚摸，对男子气概的崇拜极其露骨，但当时，女性们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并将其中的比喻视作一种幽默的调侃。
泽塔·德·弗里斯是1975年的一名舞女，她就是剧中乔伊的原型，身高不够的她在参加舞剧第二年就被普雷本开除。
歌舞女郎在当时有着极其严苛的外貌、身高要求，而对她们的关注基本都集中在了乳房和屁股上。
在《歌舞女郎》中，为了反抗这种赤裸裸的歧视，舞者的年龄被设定在20岁到40岁之间，但剧中对于年龄和外貌的歧视台词，依旧会让今天的观众有被冒犯的感觉。
泽塔·德·弗里斯觉得在那个时候，世俗的观念还没有那么敏感。但有一件事还是给她留下了印象，小鹿舞之后，女郎们被要求弯下腰背对镜头拍屁股，第二天的报纸将双版印刷这些屁股，配上每个人的名字和简介，她感到十分冒犯。这个场面也在《歌舞女郎》中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出现。
《歌舞女郎》是一部从头至尾关注女人，而不是让女人变成背景板的作品——这是露易丝·梅里茨和迪特·汉森从写这部剧时就定下的规矩。
2017年起，MeToo运动席卷中、美、日、英、法、韩、澳等国家，女性的团结模糊了国界，她们发声的勇气会“传染”，这场运动深深鼓舞了两位主创。
她们查阅丹麦上世纪的红袜运动口号时，发现这些标语和今天并没有太大区别，换言之，在50年内，女性的权利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进步。
这就是为什么她们要在这部剧里面勇敢地发声：“当我们保持沉默时，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事情，那么它只会是向内发展的螺旋”。
丹麦歌舞剧的辉煌历史需要铭记，但正因它如此成功，它更需要在性别视角上得到新的注脚。
《歌舞女郎》
欢喜首映 独播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