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邹成效
我去年办理了一起蹊跷的刑事案件。
这是一起企业内部员工利用工作便利盗窃仓库货品的案件，犯罪嫌疑人A是某企业职工，B是社会无业人员，文某是货车驾驶员。A、B被抓获后的口供均交代与文某合谋，各自分工，共同犯罪，由A从工厂的仓库里盗窃出产品，由文某运输至厂区外，再由B负责销赃，A、B还将销赃得款的一部分以现金方式分给文某。
但是上述情节，文某坚决予以否认，称自己完全不知情，仅是从事正常运输工作，也未分得赃款。
当时办案警官就对文某说：“刑事案件中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没有参与犯罪的话，A、B为什么要合起来串供害你？”
关于这起案件的情况，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在接受委托担任文某的辩护人以后，就为其做无罪辩护。
在我的坚持下，文某被刑事拘留后因犯罪证据不足被不批准逮捕。
此后，在两次退侦补充侦查后，侦查机关均未取得足够证据起诉文某，检察院便以盗窃罪将A和B先行起诉到人民法院。
我对检察机关将此案分案处理存在疑惑，询问检察官：“既然指控文某涉嫌犯罪证据不足，为何不做存疑不起诉决定？既然将A和B起诉到了法院，那文某后期是否还会起诉？”
检察官答复我：“既然A、B证据充分，就先行起诉，文某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一方面继续补充侦查，另一方面等取保候审期限到期前再决定是否另案起诉。”
当时我就产生一个想法：我想以文某的辩护人身份去旁听A、B的庭审。
虽然我在案卷中已经阅看了A、B的多份笔录材料，对A、B供述中涉及文某的内容也熟记于胸。
但是，我们都知道，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本身在记录并形成笔录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污染”，仅仅通过看笔录，是无法看出是否存在“污染”的。
此外，光是看笔录是不可能看出一个人是否说谎，只有在法庭上，通过旁听庭审，观察被告人在接受法官、检察官、辩护人质询时的反应，语气、神态、眼神、动作、微表情，才能更可靠地判断出其陈述内容的可信度。
最后，检察官既然分案处理，下一步就会以A、B的有罪判决作为对文某的定罪证据使用。而且，在分案起诉文某的话，我在辩护时大概率将失去对A、B的当庭质证机会。
分案处理，这是目前很多共同犯罪刑事案件的操作方式。
如果一个刑事案件，部分被告人认罪，部分被告人不认罪，就有可能分案处理，将认罪的被告人先行审理并作出有罪判决，再以此有罪判决作为认定剩余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这一点，非常无奈。
也是现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在今后的辩护过程中，是完全可以调取到这次A、B的庭审笔录，但是能直接见到A、B的机会，可能就只有旁听庭审这一次机会了。
于是，我决定去旁听A、B的庭审。
我查了一下法律规定，并没有查到刑事案件未起诉同案犯的辩护人旁听庭审的禁止性规定。
但出于谨慎，开庭前我还是向主审法官表明身份后，口头提出申请，希望能批准我旁听庭审。
主审法官批准了我的请求。
11月20日，我到某区法院，以未起诉同案犯的辩护人身份旁听了庭审。
旁听过程大体上还算顺利，被告人A、B在法庭调查阶段对文某的供述也让我对案件有了更直接明晰的认识。
尤其是A、B在接受检察官、法官讯问过程中的语气、语调、甚至结巴，都让我对其陈述的真实性有了直观的认识。
此行不虚。
不过，在法庭调查后的休庭阶段，还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插曲。
一名自称是法院刑庭副庭长的女性工作人员（这还是在我反复要求其告知身份后才不太情愿地告诉我）在得知我是同案被告人的辩护人身份后，显得情绪比较激动，质问我：“你执业几年了？你懂不懂规矩？为什么要来旁听？”
我本来被三个多小时的法庭调查搞得都有点疲惫，受到她的指责后，我反而精神大振。
我对她说：“王副庭长同志，我是向法官申请并经过法官同意后才参加庭审的，我认为我是懂规矩的，如果你认为我旁听庭审违反了规定，那也请告诉我明确的法律依据。”
王副庭长同志可能以为我是隐瞒身份、偷偷摸摸进来旁听的，才会气势如虹地指责我，没想到我竟然是光明正大，请示汇报并经过法官同意后进来旁听的，顿时有些语塞。
她一时可能也没想出来什么不让我继续旁听的法律依据和规定，只好讷讷地对我说：“既然法官同意你旁听，那前面的事情就不提了，现在我建议让合议庭重新合议一下你是否能继续旁听。”
我说：“那当然可以，我会遵守法庭秩序，尊重合议庭的意见。但是，如果合议结果是不允许我继续旁听的话，也请务必告诉我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内部规定，避免我以后犯同样的错误。”
十分钟以后，法官告诉我：“合议庭合议以后，同意我继续旁听。”
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最后陈述阶段，其实我已经无所谓听不听了，因为这一部分内容和我的当事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到了庭审结束，在法官宣布“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择日宣判”以后才走出法庭。
权利，是要争取并且去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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