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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得意西北后，被称为西北王，使得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作霖心中很不痛快。张作霖名义上做东三省巡阅使，但事实上他并未统一东三省，他的势力还不能及于吉林。
早在1917年10月，他曾经进兵吉林夺取地盘，但由于吉林督军孟恩远决心抵抗，特别是直系、皖系联合起来加以阻止，他才被迫悄然收兵。如今见到徐树铮在西北为所欲为，更勾起了他统一东北的野心。
1、吉林的独立
张作霖一方面电请北洋政府在他的部下吴俊升或孙烈臣两人中择一任命为东北筹边使，用以打击徐树铮；另一方面，在吉林问题上，张、徐又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徐树铮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陆建章，而孟恩远则是陆建章的儿女亲家。徐时刻防备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为父报仇，因此也乐意看到孟恩远垮台，这既可以为自己除害，又可讨好张作霖。他曾鼓动孙烈臣带领第二十七师移驻长春，在长春设立东三省巡阅使分署，进而逐走孟恩远。
张作霖对这一计划十分赞同，于是唆使吉林士绅何守仁等分别向北洋政府及东三省巡阅使控告孟纵兵殃民等八大罪状，他本人也向北洋政府控告孟招兵买马，致使吉林纸币贬值，民不聊生，请求撤换孟恩远而以孙烈臣代之。同时又暗示孟让他自动辞职，愿意保举其为东北边防总司令。
孟恩远在得知自己的地位发生动摇后，并没有屈服于张作霖的淫威，下令将中东路驻军调回长春、哈尔滨一带，并调吉军第一师师长高士傧带兵回长春设防，指使吉林各团体通电反对更动督军，又指使吉林全体军官联名质问北洋政府有无更动督军情况。
1919年6月28日，直系陈光远、曹锟、王占元、李纯等又联名通电政府，提出吉林督军问题关系外交、国防，请勿草率更动，国务院复电同意。
但到7月6日，北京国务会议却由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提议，通过了调孟恩远为恩威将军，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继任黑龙江督军的决定，同时派出总统侍从武官薛松年到长春，劝告孟恩远不要反抗，承诺保障他的地位和财产。
对此，吉林方面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他们担心一旦孟氏走开，个人地位难保，以参谋长高士傧为首的吉林全体军官联名请北洋政府收回成命，否则与中央脱离关系，并限48小时内答复。
7月11日，龚心湛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高士傧等：
奉大总统喻，迩以外交迫切，孟督久任边关，阅历甚富，调京另有借重，非出左迁。孟督为关系国家之大员，本大总统知之有素。国家设官，本无内外轻重之殊，出掌封折，内参机要，为国尽瘁则一。望切以孟督迁调致生误会。
同时又致孟恩远一电：
“元首眷顾，始终如一。到京后当有借重。”
针对北洋政府的假话，孟也以假话来回答：
“各团体聚集车站，阻远启行。欲去不得，欲行不能，请示办法。”
并说：
“我若离开吉林，吉林六十营军队都不答应，我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我若有半句假话，异日必死于炮火之下！”
北洋政府为了缓和吉林局势，命令鲍贵卿暂缓到任，另派吉林省长郭宗熙兼摄督军，郭当然不敢接受，孟恩远因此得意洋洋，振振有词地说：“遵令移交，送印予郭省长不受，何时得行？”
2、张作霖统一东北
10月22日，吉林宣布独立。至此，吉林问题到了非用武力不能解决的地步。
张作霖以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东三省南路总司令，在开原设司令部，其前锋开抵怀德，与防守双城的吉军相隔仅30里；以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为北路总司令，由大贲向南推进，与防守农安的吉军相距约百余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张还向北洋政府检举：“高士傧组织护法政府，与西南一致，请政府明令讨伐！”
吉林方面，也作好战争部署，高士傧在农安自称讨贼军总司令，发布讨伐张作霖的檄文。战争一触即发。
就在奉吉两军剑拔弩张之际，日本为了扶植张作霖作其占领东北的傀儡，突然出面阻止吉军在宽城子征发车辆，因此引起了冲突。
日军从中韩边境调兵五营到吉林，并且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华军退出长春周围30里；（二）伊兰、开原两地辟为商埠；（三）日本人在伊兰有专办自来水之权。7月21日，日本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关于吉林问题的警告。
在日本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下定决心撤换孟恩远，并连下两道命令：
（一）孟恩远抗命称兵，招致外国干涉，孟恩远草率肇事，不得辞其咎；（二）高士傧违抗命令，着即撤职查办。
而在吉军内部，高士傧师第一旅旅长诚明开战之前就不战而降，高只得率部退守农安。
7月23日，段氏北洋政府惊措，下令免去高氏职务，谴责孟氏不守军规，命鲍贵卿采取妥善措施。在此情况下，孟恩远不得不从命。
28日，他在长春打电话给张作霖表示愿意下台。至此，东北三省尽归奉军控制，张作霖终于实现了他多年来建立“东北王国”的野心。
在张作霖统一东北的同时，直、皖两系在争夺上海地盘、撤换山东督军张树元问题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3、上海与山东之争
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淞沪地区长期以来是直皖两系互相争夺的另一个目标。以前段祺瑞、冯国璋曾为此而互相争斗。
1919年8月13日，浙江督军杨善德因病去世，淞沪地区的统治权再次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14日，北洋政府调升淞沪护军使皖系卢永祥署理浙江督军，而直系李纯乘机提出收回淞沪军区的要求，属于直系的长江三督联名保举第六师师长齐燮元继任淞沪护军使。
但皖系决不会把到手的地盘拱手相让，卢永祥立即保举第四师第八旅旅长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将第四师扩充为一师一混成旅，卢自己兼领的第十师，一旅调驻杭州，一旅留驻上海，企图鱼与熊掌兼得。
卢永祥的这一安排让直系大为愤怒，但由于不便公开提出政治分赃，就以淞沪护军使地位很高，不能由一个资格很浅的旅长继任为由加以反对。但卢永祥态度十分坚决，并以辞去浙江督军，回淞沪护军使本任来威胁北洋政府，使北洋政府左右为难，只得派何丰林暂行代理淞沪护军使，把这个问题推迟一步解决。
撤换山东督军张树元是北洋政府对皖系采取的一项釜底抽薪之计。靳云鹏接任内阁总理以来，各省反对皖系的浪潮随着爱国运动的开展而日益扩大，张敬尧、陈树藩、倪嗣冲、李厚基、张树元等成为众矢之的。
靳内阁为了收拾人心，提高北洋政府的威信，打算撤换皖系一两个声名狼藉的督军。张敬尧是一个罪行昭彰的督军，全国人民对其切齿痛恨，靳虽想将其撤换，但由于张敬尧拥有兵力七八万，又有段祺瑞的百般庇护，靳根本无法办到，只得将矛头指向山东督军张树元。
8月，在山东发生了日本人殴打车夫，强索民财，武装闯人城镇，任意速捕华人的事件。而安福死党、山东督军张树元和济南镇守使马良不但不制止、抗议，反而帮助日本人镇压人民，逮捕商民，枪杀爱国志士，造成了“济南血案”。
血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吴佩孚为此致电府院，痛斥政府对鲁民“不惟不赐延见一一请愿者露宿风餐，奈九重万里，不得申诉一而反横加摧残，暴戾恣睢，淫刑以逞”。斥张树元“不尽守土保民之责，反附奸党作恶之举…戒严嗜杀，独立谋焉”。骂马良“不良”，“滥杀无辜”。
正在此时，山东省议会又弹劾张树元侵吞军饷300余万，请予彻底清查。靳出身于山东，认为收拾人心必须从家乡做起，因此，12月26日以北洋政府名义下令调张树元为谦威将军，以田中玉继任山东督军，以第十六师师长王廷祯继田之后为察哈尔都统。
撤换鲁督一案在北洋系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张作霖、王占元、卢永祥都发电为张树元竭力辩护。
但北洋政府行动十分迅速，并事先做通了张树元第五师第九旅旅长郑士奇的工作，在调动督军的同一天，特地提升郑为第五师师长，使张树元不能举兵反抗，而新任督军田中玉也于同一天到达山东接任，张树元只得狼狈下台。
这件事，可以说是靳内阁所办最为顺利的一件事。
靳云鹏虽号称为段祺瑞“四大金刚”之一，但自从任内阁总理以来，力图摆脱段的控制而独树一帜，干几件雷厉风行的事，为北洋政府树威。
在和议问题上，靳于1919年12月17日至1920年1月8日，两次电达军政府，催促和谈。在外交方面，针对1月19日日本公使提出的山东问题交涉案，靳在段祺瑞的压力下，虽不敢坚拒直接交涉，但在吴佩孚、全国人民及各省军人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的情况下，通电各省声明不直接交涉。
然而，由于靳内阁财政已面临绝境，内有直皖两系之争，外有西方国家和日本相互角逐，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
4、南方政权的更迭
当北方直皖两系的斗争日益激化的时候，南方桂系、国民党和广东地方派军人的三角斗争以及滇桂两系之争也愈演愈烈，使南方政权随之而不断地更迭、演变。
桂系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首先表现为口头之争。国民党指责桂系勾结北方的直系，桂系则攻击国民党与北方的皖系已经秘密妥协，双方互相把“通敌”的罪名加到对方头上。随之，双方又在湖南问题上展开了争斗。
湖南南部属于西南势力范围。在这里，湘军有两个势均力敌的统帅，一为驻郴州的国民党系湘军总司令程潜，一为驻永州的桂系湖南督军谭延闿。谭延闿早就蓄谋排斥程潜，使自己成为湘军的唯一统帅，却苦于没有机会。
1919年6月上旬，久处北京的湘籍政客陆鸿逵出现在衡州，自称有重要使命到郴州会见程潜，同时吴佩孚也电告程潜派人前往迎接。10日傍晚，陆鸿逵和程潜所派迎接人员在马田墟被粤军马济的部队扣留，据说在陆身上搜出一封薛大可、曾毓隽等请程潜联合南方将领通电响应“和平”的密函。
这封密函成了程潜通敌的证据，湘军将领由此纷纷通电与之脱离关系。6月29日，程潜被迫出走，谭延闿心愿得遂。
桂系与广东地方派军人的斗争起源于军政府罢免李耀汉广东省长一职。李耀汉不仅为广东省长，而且身兼肇军总司令、肇阳罗镇守使各职，以肇庆为大本营。
1918年9月22日，军政府下令解除其本兼职务，由其部将翟汪代理省长，古日光代理肇阳罗镇守使。这道命令立即引起了广东省议会、警卫军和肇军将领的一致反对。李耀汉公然致函省议会，否认军政府有权罢免省长，并且用广东人必须团结起来的说法煽动省议会对抗桂系。但反对归反对，鉴于桂系的实力，李耀汉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李耀汉被逼下台赴港“养病”后，桂系并没有放松对地方派的戒心。因为李耀汉仍保有肇军总司令的名义，他的势力并未被消灭，而且地方派军人广惠镇守使李福林、警卫军统领魏邦平也与李耀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彻底治服地方派军人，解除地方派军人对桂系的威胁，1919年6月12日，广东督军莫荣新进一步下令通缉李耀汉并没收其财产，调古日光为高雷镇守使，派桂系健将林虎继任肇阳罗镇守使，同时军政府下令罢免李耀汉的肇军总司令一职。在桂系压力下，翟汪辞去代理省长，由粤海道尹张锦芳暂行代理省长。
桂系排斥异己，企图独霸广东的行动，引起了广东人民及各方的极大反感。广东人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表示抗议，广九、广三铁路火车停驶，广州市电灯不明，民众并且准备选举伍廷芳为省长以对抗桂系另派省长。
魏邦平、李福林暗约国民党粤军由闽南开赴广东，以便里应外合，驱逐桂军出境，但由于桂系在军事上占据优势而作罢。
5、桂系滇系之争
桂系与滇系在反对国民党的问题上本来是相互合作的，而且陆荣廷和唐继尧的交谊也甚笃。但在孙中山被排挤出广州之后，粤桂决裂，桂滇关系亦随之由友变敌，“双方矛盾的焦点仍然是集中在驻粤滇军的控制权上”。
驻粤滇军是1915年底护国运动时由李烈钧率领抵达广东的，此后一直驻扎广东。这支部队下辖第三、第四两师，分别由张开儒、方声涛统率，驻防北江地区。张、方虽属滇系，为唐继尧所遥控，但同时受桂系、孙中山的影响极大，方声涛倾向桂系，张开儒倾向国民党。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方部移驻西江，改编为“援闽军”，而驻北江之第三师另立新的第四师，由滇人朱培德任师长。1918年5月，张开儒因亲国民党被莫荣新免职，改由唐继尧派遣的郑开文接任。
驻粤滇军本受李烈钧指挥，后来李烈钧改任军政府参谋部长，莫荣新便以广东督军的名义委派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节制北江滇军。这支滇军具有双重领导，系统上应归云南督军管辖，事实上却因驻地问题又受广东督军的节制。
李根源是云南腾越人，曾任陕西省长，是一位呼风唤雨式的权术家。
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并以此赢得了许多人的信任。他不但成为岑春煊的幕后军师，被莫荣新委派为粤赣湘边防督办，还被唐继尧派为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统辖驻粤滇军。
从此，北江滇军既有一个直接由滇系委派的师长郑开文，又有一个靠拢桂系的军长。但唐继尧任命李根源为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并非出于信任，而是被迫无奈。唐深知李的手段，生怕这支滇军被李掌握后变成李的政治资本。但他又无法反对或阻止，于是加派李为军长以示牵制，并暗中通知张开儒和李烈钧监视李根源，以防不测。
李根源上任伊始，集合滇军训话，左右开弓，打自己的脸，并对滇军官兵说：
“根源对不起家乡，对不起三迤父老和弟兄，这次在陕西失败，我自己痛加检讨，深深觉得过去自己在做人做事上太差，对家乡父老尤其对不起，现在我是以赎罪的心情到北江来，请各位安心工作，我不会随意调动每一个官兵。”
他的话虽使很多滇军官兵大为感动，但却不能使李烈钧上当。李烈钧深知其秉性，一眼看穿自己的这位老同学旨在吞并滇军，二人遂反目成仇。
滇军内江，桂系动手。
1920年2月3日，广东督军莫荣新命令把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和靖国联军第六军参谋长杨晋对调，旨在吞吃滇军第三师。他的这一命令，事先并没有征得唐继尧同意，因此唐大为恼火，为与岑春煊、陆荣廷争驻粤滇军统帅权，于2月8日、10日连下两道命令：解除李根源的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之职，改派李为云南参加军政建设会议的代表；驻粤滇军由云南滇军直接指挥，并就近秉承李参谋部长烈钧办理。
同时驻北江滇军新第四师师长朱培德及所属旅长张怀信、杨益谦，第三师所属旅长盛荣超、鲁子材等也联名通电，表示“愿意遵照唐督军命令办理”。滇军公然抗拒桂系命令，桂系认为这严重影响了其在广东的统治地位，于是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
2月14日，莫荣新下令慰留李根源；14日至16日，调兵遣将，准备对滇军采取强力威胁姿态；16日，莫新荣发出通电：
“所有滇军驻粤北江的两师部队，仍应由李督办根源节制指挥。”同时正式表示：“驻粤滇军军饷军械都是广东供给的，因此这支军队一向由本督军管辖节制，今后亦仍照旧。”
2月23日，莫荣新再以广东督军兼军政府陆军部长的双重身份，下令撤销驻粤滇军第三、第四两师番号，改编为边防陆军三个旅及三个独立团。意在夺取李烈钧的兵权。
滇军并没有被桂系的气焰所吓倒，2月24日，李烈钧就此向岑春煊提出质问，并托词巡视北江防务，离开广州，准备在北江集合滇军反抗改编。
26日，唐继尧电请李烈钧责成滇军第三师官兵拘捕新任师长杨晋就地正法，这引起了滇军的分裂，但滇军大部分都接受李烈钧号召，由韶关向始兴集中，准备以武力抵抗桂系的改编命令。
这样一来，广州局势十分紧张，桂系宣布了戒严令，粤汉路火车停开。
6、孙中山去职出走
28日、29日桂军沈鸿英部在新街、太平市一线布置作战任务，广东地方派军人魏邦平、李福林等也在桂系强大压力下出发布防。
北江二李之争，使岑春煊惶惶不安，因此他派刘德裕为代表沿途追赶李烈钧并劝他回广州。3月4日，李烈钧在从化县的麻墟接到调停电报，表示愿意接受调停。
在岑春煊的调停下，莫荣新也作出了让步，不取消滇军名义，同时改派不愿接受改编的杨益谦为驻粤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鲁子材为副司令，移驻湖南边境，军饷仍由军政府负责，但须接受军政府陆军部指挥。
3月25日北江战火停息。27日岑春煊亲自到韶关迎接李烈钧。31日岑在韶关听到伍廷芳离广州出走香港，脱离军政府，来不及等待李烈钧到韶关，即匆匆返回广州。
军政府的分裂并非从伍廷芳的出走开始。
军政府是由国民党、政学系、桂系、滇系、粤系以及名流派的唐绍仪等联合组成，以孙中山为大元帅。滇桂二系为了排挤孙中山，1918年4月，“密议组织军务院或国务院，以行使职权”，让孙中山“游历各国，办理外交”于是一场改组军政府的闹剧开演。
1918年5月，在政学、益友两系议员联合下，首先由汤漪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主要内容是以总裁的合议制代替大元帅的一长制。
早在4月11日，孙中山曾严正指出：
“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督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
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以97票对27票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孙中山提出了辞去大元帅的咨文。
5日，孙中山在辞职通电中斥责滇桂两系“态度暧昧，置根本大法于不问”，并指出：
“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5月20日，非常国会根据军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进行选举，选出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7人为军政府总裁。7月5日改组后的军政府宣告成立。
1918年8月21日，军政府举行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改组后的军政府，虽号称为七总裁，但当时孙中山已去上海，并于1919年8月7日，在上海通电辞去总裁一职，唐绍仪一直在上海担任南方的议和总代表，唐继尧在云南，陆荣廷在广西，在广州的实际上只有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三人。
虽然其他总裁都派有代表列席政务会议，但桂系只承认陆荣廷的代表合格。因此，军政府实际上是桂系一手把持的傀儡机构，7个总裁只有4人行使职权，而主席总裁岑春煊就是一切听命于桂系的政治工具。
滇桂破裂后，唐继尧也打算辞去总裁以拆军政府的台。唐继尧不仅与国民党结合起来，陷桂系于孤立，而且计划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两面向广东进击，夹攻桂系，并于1919年3月24日揭露岑春煊秘密与北方接洽和平的内幕，把南方的政治危机引向高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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