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也人The Other
在老上海街坊邻里、妯娌细语之间，常常能听到“苏北人”“江北人”这样的称呼。这一称谓不单单是指来自长江至淮河故道一带区域的移民，而且与“乡下人”有关的贬损意味联系在一起。但随着流行文化的介入，苏北人越来越成为大众调侃的词汇，短视频平台上的沪语博主会主动扮演苏北人，脱口秀表演中也经常能看到年轻人给自己贴上苏北人的标签，借此阐述犀利的观点。苏北人，从何而来？又为何会有这么多的讨论和争议？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起澜对近代上海苏北人的历史进行了深刻洞察，并写下了《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本书初版于2004年，现已成为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此次推出新版，由也人出品。正如年轻一代对苏北人的解读发生了改变，新版的书籍我们也采用了不同的装帧，新颖的设计，从内容到封面都会让你耳目一新。也人新书#34《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记录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历经磨难的群体。
（以下内容为本书选摘）
／导论
本书探讨了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最被轻视的群体历史。在中国的语境下，它讲述了原籍而非种族、宗教或国籍是如何被界定为族群身份的。这种情况犹如非洲裔美国人和奇卡纳、波兰人、意大利人的身份在美国一向被视为族群一样确定无疑。本书所写的苏北人，其家庭源自江苏省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全书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
自19世纪晚期以来，成为一名居住在上海的苏北人，就意味着他是穷人。苏北人多半是由于洪水、饥荒或家乡的战争而逃难的难民，他们在上海从事的是最不赚钱、最不理想的职业。他们占了非技术劳工队伍的大多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建筑工人、拉粪车工、垃圾运输工、理发匠、澡堂侍者。大多数苏北人居住在这座城市周边的贫民窟里。在那里，他们用芦苇、纸板和能够找到的任意废料搭盖棚屋。
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贫穷，苏北人成了遭受偏见和歧视的对象。他们因为穿着红红绿绿的褂子、嘴里一股人皆趋避的大蒜味、操着一口苏北方言而受人取笑。苏北文化在清代中期被认为是高雅隽永的象征，到19世纪晚期渐渐被视为低级鄙俗。从20世纪早期起，称呼某人为“苏北猪猡”就意味着这个人即使实际并非来自苏北，也是穷困、无知、肮脏和鄙俗的。
大多数苏北人生活的聚居区被认为是粗野的地区，父母告诫他们的孩子不要进去。大学毕业生最怕日后被分配到苏北居民区里的学校去教书，据说那里的学生没有什么积极性。最后，谁也不希望同苏北人结婚。当年轻人，包括苏北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出去找对象时，几乎总是指明对象不能是苏北人。
对苏北人的偏见如此冥顽不化，以致已经移居出去的上海人也把它传输出去，加以再创作，赋予新的含义。例如，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家境殷实的上海老年妇女解释道，每当她在纽约乘地铁想要抱怨波多黎各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时，就把他们说成是苏北人。这位妇女在纽约生活了好多年，她相信她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因被人说是种族主义者而受到攻击的可能性。
对苏北人的偏见是那样溢于言表，上海人又是那样直接地承认这种偏见，在上海的西方观察者和历史学家对此多半无法察觉。他们更关注以阶级差别和性别差异为基础的不平等和对抗而忽视那些由籍贯所界定的不平等和对抗。而且，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里，籍贯构筑了社会等级结构，形塑了大众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本书不仅旨在分析一个移民群体即苏北人的历史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身份、偏见和社会矛盾的根由，这些是中国城市居民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有可能建构族群。
苏北人在上海的经历直接使人想起同在那些族群身份上很少受到怀疑的集团所作的跨文化比较。乍看起来，苏北人的贫困和对苏北人的偏见似乎很像非洲裔美国人、奇卡诺、波多黎各人和亚裔美国人等美国少数族群的经历。然而，苏北人同这些族群不同，他们在形体上同其他上海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几乎全是中国汉族人。尽管精英集团可以像对待不同种族一样对待苏北人，但事实上只有方言才能把他们区别开。
一个人的原籍远不如他或她的职业重要；地区差别之所以显眼，只是为了将穷苦白人同富裕白人区分开来。然而在上海，阶层同籍贯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阶层差别为基础的。苏北人这种称呼明显是意指下层人的一个隐喻，该名词系指贫穷、受侮辱的人。在上海，阶层是由籍贯来建构的，籍贯的建构是阶层话语的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类身份同阶层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籍贯就具有了族群含义。
另一方面，苏北人这一社会类别的建构并不是严格的阶层现象；一个人的原籍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这个人的职业。一些苏北人试图隐瞒其出身，但他们的身份不可能因阶层的流动性而改变。20世纪40年代，逃离土地改革的富豪地主可能像苏北人一样被人瞧不起，逃荒的穷苦农民也是。换句话说，在上海，最要紧的事情不只是阶层。族群性与阶层分野多半交相叠合，族群性强化了阶层分野，但族群不可归结为阶层。
要弄清什么东西在上海最要紧，必须比照中国的情况加以考量，只有某些中国人被称为族群。实际上，在中国，最通常称之为族群的那些集团在理解上也许同上海苏北人的经历最不相干。中国的族群研究经常聚焦于少数民族，如苗族、彝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尽管近期许多研究表明，界定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们同汉族的种族和文化区分则是无可争辩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生活在边陲地区，因而不是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族群概念的主要面。换句话说，如果说中国族群式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少数民族的存在，那就找不到什么族群，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族群。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揭示族群身份是怎样在汉族本身的人群中得以建构的。
一些形形色色的汉族人，与其说像少数民族，不如说更似苏北人，这些人群至少在清代的大部分时期里被认为是落魄失意、受人歧视的。诸如浙江的“堕民”、山西和陕西的“乐户”、广东的“疍民”一类的群体，他们都沦为完全不同于且低于其余汉族人的地位。他们不得参加科举，分开登记人口以别于“良民”，其妇女不许用缠脚来抬高地位。同上海的苏北人一样，这些集团的成员全是汉族人，但他们的落魄地位严格地按职业而定。
同苏北人更为相似的是遍布中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移民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也都是汉族人。最明显的比照是中国东南部的客家人（北方官话，即“客民”之意）。同苏北人相仿，客家人是一群移民，有别于本地人，主要以方言相区别。他们也像苏北人那样成为偏见的对象，被描述为贫穷的、未受教育的、不文明的乡巴佬。然而，同上海的苏北人相反，客家人并没有一致的原籍：他们的祖先据说在公元4世纪迁离河南，虽然大多数人是唐代福建移民的后裔。中国东南部的某些地区几乎成为清一色的客家社会。客家人自认为不同于他们那些讲粤语的邻居；他们把自己看作宋代官宦的后裔，而相比之下，讲粤语的本地人则据称是土著蛮人的后裔。
中国其他地区的移民就不如客家人明显了。例如，明清之际来自福建和粤北的移民定居在江西的山麓地区。尽管这些移民特性殊异，但本地人认为他们全是清一色同类流民或客民，用这种贬义的称谓称呼他们。本地人对这些流民的敌对情绪基于他们相对贫困及方言和文化习俗的差异。江西当地人在清代也迁移了。大批江西人定居湖南时，他们与湖南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日甚一日。为了把自己同卑微的江西移民区别开，湖南人认为这些移民是非汉族的部落人，虽然这些所谓的蛮人逐渐主导蓬勃发展的商业，从而最终在经济上压倒了本地人。
问题不在于江西的流民或在湖南的江西蛮人是否天生是族群，这个问题不是研究他们的学者提出的。相反，这两个个案揭示了上海苏北人的经历是怎样成为全中国范围内移民与本地人之间对抗性关系这个更大范围历史的一部分的。
中国境内的移民产生了籍贯概念。中国人历来把他们的出生地同他们的籍贯区分开，后者系指他们祖上的故土。对于正式文档来说，或就识别自己与他人而言，原籍至少同他的出生地一样重要。顾德曼在她关于上海同乡会组织和意识的研究中指出：“原籍概念是传统中国个人身份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一般说来，这是陌生人之间相互打听的第一件事，是记录一个人（在姓名和化名之后）的第一个特征，是个人涉讼前要被查明的第一个事实。”
然而，籍贯是一种有伸缩性的建构：个人可以决定哪一代人的故乡作为他或她的原籍；而且，原籍可以指特定的村、区、市或省份。正因为原籍对一个人的身份十分重要，因此，要说明一个人的原籍殊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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