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知名企业胖东来的一个关于彩礼的规定冲上了热搜。
胖东来从公司制度上要求：
胖东来人结婚不允许要彩礼或付彩礼，婚礼不能铺张浪费，酒席只能邀请亲朋好友，且不能超过五桌，不允许靠父母买房买车，完全有能力靠自己主宰创造和享受美好人生等等等等。
很多媒体发文怒喷胖东来，有人骂于东来“爹味太重”，有人嫌弃企业对员工管得太宽。
某家媒体的小编甚至集体出动，用官方号和个人号一起带节奏：
说实话，虽然在执行的具体手段和细节上有所争议，但从出发点来说，胖东来这波是绝对没问题的，非常符合咱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早在90多年前，咱们的革命前辈们还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就把彩礼、嫁妆给废除了。
这份文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制定于1931年11月28日，你现在还可以查得到
虽然当时的苏区物质条件不如国统区，但《条例》却一口气规定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条款，《条例》第二章第八条明文规定，男女结婚需要到同乡的苏维埃登记，领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
而且，更能刷新现代人观念的是，类似的条例还不只是中央苏区的独创，根据《闽西妇女运动史》的记载，福建闽西龙岩县的苏维埃政权，在1927年通过的决议里，就明确写了反对父母包办、媒婆撮合，反对聘金彩礼。江西苏区是最早将其形成法律的。
许多人可能会困惑了，为啥革命前辈们在做妇女解放运动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废除彩礼嫁妆呢？
为什么90多年前就废除的东西，发展到了今天不仅死灰复燃，还越变越畸形，成为困扰当代青年的一大问题呢？
今天，南瓜就结合革命史料，跟大家说说咱们新中国的“彩礼简史”。
1
1919年11月，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血案，有一个叫赵五贞的21岁女孩，她不满意父母的包办婚姻，在多次反抗无果之下，走了极端。
在出嫁当天，赵五贞在绑腿里偷藏了一把刀，在出嫁的路上刎颈自杀，血流了一花轿。
那一年正是五四运动，妇女解放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个新闻一出现就引爆了社会舆论。
当时在《新湖南》工作的教员十几天，连续写了9篇文章评论此事，把传统的婚姻制度批判了一个遍。
当时赵五贞父母之所以逼迫女儿出嫁，就是贪图男方的高额彩礼。
根据史料记载，民国时的彩礼问题比清朝还畸形，不仅数额高昂，而且攀比之风盛行，越是贫穷的家庭，要求的彩礼越多。
这个时期，彩礼主要给到娘家，性质基本等于“卖女儿”。有些地方姑娘甚至是明码标价的。
长治地区，一个姑娘普遍在200到400元伪币之间；
平顺地区，姑娘价格随年龄增长，两岁的2斗麦子，2石米，15岁8石米，17岁4石麦子，10石米，50斤盐；
武乡地区，姑娘300-500元，寡妇1000-1200元，因为当地认为生育过的寡妇，能证明她们能生孩子。
这还只是太行山区的。
嫁妆和彩礼类似，在攀比心态下水涨船高，这种婚姻诞生的种种问题层出不穷。
旅长陈赓年少时不满家里给他的包办婚姻，在新婚之夜逃了，出去参军；
教员14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逼着娶了一个20岁的媳妇，他和鲁迅一样出于礼节参加了婚礼，但拒绝向包办婚姻低头，不和那个女子接触；
开国少将李贞，因为家里穷，6岁就被送去当了童养媳，天天挨打受骂，受尽了折磨，是投身革命让她获得了新生。
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有类似被父母包办婚姻经历的，有童养媳经历的层出不穷。
赵五贞的血案，之所以会引起了教员那一代青年革命者的强烈共鸣，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或多或少，也是当时畸形婚姻制度的受害者。
根据苏区政府的调查，1930年一个农村家庭给儿女结一次婚，花销从一个家庭月收入的1.5倍到9倍不定，多的甚至能花掉一整年的收入。
畸形的制度弄得所有人都心力交瘁。
到了红军建立根据地时，往往第一件群众工作就是废除彩礼嫁妆。
因为参军的战士们，同时也是适龄结婚的青年男女们，当他为了一场婚礼背上沉重的债务，当她因为家里穷被长辈们当赚钱工具卖掉的时候，他/她显然是没有能力去参加红军革命的宏大叙事的。
你要让青年男女们源源不断地参加红军，就是在和封建制度抢人，就必须替他们考虑到婚恋问题的这些细节，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如《共产党宣言》所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民国之前的维新变法不是没有类似的倡议，但是像共产党这样一步到位直接废除彩礼、嫁妆的，的的确确是开天辟地第一回。
在红军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妇女接受了教育，思想解放之后，都希望能和自己心爱的人自由恋爱，自由婚姻。
根据史料记载，条例推行下去之后，得到了青年男女双方的支持。
当时永定樟塔村有一对小年轻要结婚的时候，双方父母还觉得没有彩礼婚姻不牢固，结果这对新人分别说服了自己的父母，结婚时不坐轿、不拜堂、不请客、只行鞠躬礼，当地干部上门给他们证婚，简朴而神圣。
这两方父母的想法就很典型，很多人直到今天都还认为，没有彩礼嫁妆这个形式，婚姻就不稳固。
实际上根据当年苏区的统计，新婚姻法公布之后，之前包办婚姻时组成的家庭申请离婚的比例非常高，一个月内仅龙岩孟头乡一个乡，就有36对离婚。
而自由结合的婚姻，却常常能做到多年相伴，恩爱如初。
其中还出现了很多对夫妻双方都参加了红军，两个人并肩作战，生死不离的感人故事。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的，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财产制度，它跟爱情完全没有关系，所谓的感情基础就是自欺欺人。
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婚姻只是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财富可以传承下去的一种手段。
妻子是作为生育工具一次性买断的，又因为必须保证自己的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女，所以这种婚姻制度对女方有单方面的贞洁要求。男方可以随意出轨，纳妾。
只有无产阶级这里，才会出现因为爱情彼此结合的婚姻，恩格斯认为只有这样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才能长久。
现在看来，恩格斯是一针见血。
共产党在恩格斯理论的半个多世纪后，在遥远的中国农村根据地中，实践了他的理论。
可惜的是，那个年代革命前辈们的先进实践，在时间面前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2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咱们国家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继承了革命年代的精神，明文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存在几千年的彩礼，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地消失。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被分配到固定的岗位上，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组织包办。
你能认识的异性，大概率和你收入差不多，而且这些收入都是按你的职业、级别发放实物的。
你想索取彩礼，且不说组织不答应，大家谁也没多少现金去交彩礼。
因此，当时的女性梦想的是嫁给干部、解放军指战员这些待遇比较好的，在彩礼上顶多是送点脸盆、毛巾、衣服被子啥的。
就连无比繁琐的婚礼，在当时都简化成在毛主席照片前戴着花合个影。
这也是彩礼的意义最接近“长辈们给小家庭的启动资金”的年代。
但是，在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大家收入中个人可支配的部分越来越大，曾经的彩礼，又回来了。
1980年代初，国家拍了两部批判彩礼的电影，一部叫《张灯结彩》，一部叫《嫁不出去的姑娘》，提到了很多当时人要彩礼的细节。
电影里的反派都跟鹅城的黄四郎一样，喜欢编各种话术巧立名目要钱。
比如其中一个女主说，自己长得好看，按质要钱非常合理，就凭她两个酒窝就该要1000元。
还有母亲以“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为借口，给未来的亲家列了多达十几项彩礼，什么压箱钱、离娘钱、离娘米和肉、棺材钱，连买学习材料也得找男的从彩礼出，把旁观群众都看呆了。
不同的人收彩礼的目的，也各不相同。
电影里这个叫彩凤的农村妹子，见人下菜碟。村里那些长得丑、没编制的男人找她提亲，她先收了人家彩礼，但又迟迟不肯嫁，还一边物色更好的相亲对象。
她勾搭上了一个城里有编制的帅哥，为了跟人家去城里过好日子，她不要彩礼也肯嫁。
可听说人家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来振兴家乡，她马上就斩了这个工具人。
另一个小仙女的逻辑更有代表性，她说自己是农村人，但却一口咬死自己配得上城里的干部。
按这么算，她嫁给干部可以不要彩礼，嫁给工人属于低配，得少要点。但如果是嫁给农民，属于亏本出售，彩礼必须2000元。
这两部电影为了给群众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电影里温和地批评了那些小仙女，电影最后都是不看物质的青年男女，最终获得了美满爱情，而要彩礼的小仙女人财两空，最后以大家都答应不再要彩礼告终。
可惜，这种正能量的结局，只是电影美好的想象。
在改开之后，原本以“锅碗瓢盆”形式给小家庭的彩礼、嫁妆，赤裸裸地变成了金钱，当时的说法叫“干折”，就是把长辈们结婚时给予的物品，折算成金钱塞进红包里，在结婚当天给到女方本人。
和民国时期婚姻制度同时剥削男女双方，只有卖女儿的一方父母受益不同，受益者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发生了改变。
山东媒体调查发现，从70年代开始，结婚账单的总数和细分项目都在不断增多，从600元上升到了90年代的3.3万。
从1991到2001年，彩礼从800元增长到2000到3300元不等，翻了4倍。
而同时期当地收入则从644元增长到1346元，仅增长了2.1倍。从在2011年开始，彩礼从均价1万元涨到了8.8万。
更要命的是，彩礼只是开销的一部分，女方往往还要求男方提供婚房、汽车，总计花销在70万元左右，是之前的几十倍。
在彩礼突然暴增的同时，男女双方博弈的筹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80年代开始，人口往大城市流动的趋势越发明显，女性既可以选择在工作地结婚，也可以回老家。
在户口制度改革前，子女的户口只能按母亲的户口登记，可改革后这条限制被废除，这也让大城市户口的男性更愿意娶外地女。
同阶层的男女可以选择的面不同，使得男方没有筹码去压低女性彩礼价格。
1931年江西苏区的革命青年，是全国婚姻制度的表率，可到了今天，江西却因为天价彩礼闻名遐迩，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更让许多男性无法接受的是，自己下楼买一瓶3块钱的可乐，上面还有写产品信息和投诉电话，可花了数以万计的天价交彩礼，却什么也无法保证。
有个叫肖明的男子，把彩礼给了女方，谁知道对方既不肯结婚，也不肯退还，当着记者和调解人员的面大喊：
我懂法律的，我很懂的，就算判了我也只需要退还一部分，有本事你去告我。
有媒体说，彩礼是女性的家务补偿，那这笔劳动应该值多少钱呢？某官方机构一拍脑门，说一年价值124万。
按照这个逻辑，全国女性相互去其他家庭干家务，然后每人收124万，中国GDP岂不马上就世界第一？
有人说彩礼是女方的清白补偿、生育补偿，可订婚强奸案、16年3个孩子非亲生又告诉大家，彩礼也买不了这些。
在前些年，因为“彩礼纠纷”被法院列入老赖名单的，总人数多达近一万。
到了最近一两年，新闻上类似当年“赵五贞案”那样的悲剧，居然又在咱们国家里重现。
咱们中国因为发展过快，封建时代，近现代、后现代思想可以同时存在，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对彩礼文化有不同的理解，种种说法虽然本质上都是上面三种的变形，但细节上大相径庭。
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很多人“灵活”地穿梭在多种价值观念之间，“灵活”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和标准，既要又要还要。
有人说这是双方父母给到小家庭的启动资金，以后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走个形式就行了，照顾一下老一辈的面子就行了；
有人说是这玩意是“卖女儿”，压根就不应该存在，它就不是给多少的问题，就根本不应该给，讲面子？民国农村也是因为讲面子慢慢形成天价彩礼的；
有人说这是“生育补偿”，女性承担了巨大的生育风险，理应得到补偿；
有人就认为那更“政治不正确”了，咱们不是资本主义，人的身体就不能拿来做交易，你没有资格要求妇女生育，妇女的生育权是自主的；
再加上是给娘家还是给女方，是单纯的金钱还是和房子挂钩在一起，种种细节太多太多了。
大家就是吵上十天十夜也吵不出个定论。
更扎心的是，和彩礼相伴的当代年轻人的婚恋观，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不少青年从小接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心里最认同的其实是革命年代的婚姻制度，浪漫一点的，还会把西左巴迪欧那句话挂在嘴边——“爱情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
一旦拥有了爱情，就实现了局部共产主义。
可现实却一步步把大家逼向了恩格斯所批判的婚恋资本主义，一对对男女如同90多年前一样，在追求理想的最好年纪里，被天价的婚恋成本掐得喘不过气，失去了恋爱婚姻的动力。
早在2019年，中央就在1号文件里提出对婚葬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对于党员群体，中央也明文要求严禁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抵制不正之风，给群众做好表率。
从彩礼问题的历史演变来看，胖东来最近提出的一些举措，方式方法上的确有“管得过多”的争议，但从出发点来说，是很符合国家倡导的精神的。
这个任务本来不是胖东来的，媒体们作为人民的喉舌，本该为人民发声说话，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可某些媒体在给大家做表率上一事无成，反倒是在喷胖东来这件事上，在维护落后的彩礼制度上，意外得战斗力十足。
依我看，爹味重的不是胖东来，而是某些新中国历史都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