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美两位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学者阎学通和约翰·米尔斯海默，在清华大学就“全球秩序与中美关系”展开对话。
米尔斯海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被誉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秉持的观点是，国际政治是一场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大国追求地区霸权以确保生存和安全。
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则是“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提出者，强调全球领导力在塑造世界秩序中的关键作用。
近100分钟的对谈中，两位学者就领导力与权力平衡、国际秩序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的未来等多个方面展开讨论。
日前，米尔斯海默出版了新书《国家如何思考：外交政策中的理性》，谈及国家是否理性行事这一核心话题。阎学通就此提问“美国目前的对以色列政策是否理性？”
米尔斯海默直言：不合理。
他说，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在战略上愚蠢，在道德上更是站不住脚。在被追问“决策者为何会提出不合理的政策”时，米尔斯海默将其归咎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作用。
在新书《国家如何思考：外交政策中的理性》中，米尔斯海默详细探讨了世界政治中的战略理性问题。他指出：“理性事关理解世界，而理解世界的目的是在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中掌控世界。在对外政策领域，这意味着理性既有个体层面的，亦有国家层面的。理性的决策者是理论导向型的，他们运用可信的理论来理解当前形势，并决定实现其目标的最佳政策。”
米尔斯海默：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供稿
理性行为者假设
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将外国对手描述为“非理性的”已司空见惯。在过去25年间的某些时点上，萨达姆·侯赛因、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乌戈·查韦斯、穆阿迈尔·卡扎菲、金正恩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其他一众人等皆被贴上了“不理性”、“不合逻辑”、“疯狂”、“妄想”或“疯了”的标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拿来跟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而后者经常被描绘为非理性的典型人物。
在学术界，将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个人视作非理性的观点可能更具影响力—据说，“在过去几十年间，一场新的行为革命席卷了社会科学领域”。许多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子们在心理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经常违背理性的要求，从普通消费者到国家元首莫不如此。
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学术研究就遭遇麻烦了，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国家是理性行为者的假设之上。发现国家经常是非理性的，这将破坏掉该研究领域的许多核心论点和见解，并促使人们对整个研究事业产生怀疑。这也将使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毕竟，他们将无法预测其他国家会如何采取行动。总而言之，学术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是如此休戚相关。
我们写作本书旨在考察世界政治中的理性行为者假设。我们试图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什么是理性？任何关于理性行为者假设的讨论都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对国家来说，理性思考和行动意味着什么，以及反过来，非理性思考和行动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可以用来区分理性与非理性思考和行动的基准。第二，国家真的是理性行为者吗？
也就是说，实证记录显示，它们通常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理性事关理解世界，而理解世界的目的是在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中掌控世界。在对外政策领域，这意味着理性既有个体层面的，亦有国家层面的。理性的决策者是理论导向型的，他们运用可信的理论来理解当前形势，并决定实现其目标的最佳政策。一个国家是理性的，前提是其关键决策者的观点经由审议性过程汇集起来，并且其最终出台的政策基于可信的理论。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缺乏可信的理论作为基础，或者没有经过审议，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这个国家就是非理性的。认真检视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按照这些标准来评判，各国的对外政策通常是理性的。
我们的论点与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的现有文献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主导这场争辩的两个角度—理性选择和政治心理学来看，很少有人探讨个体如何理解世界，这真是令人惊讶，因为这一步是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理性选择传统的学者们压根儿没考虑过政策制定者是如何运用其批判能力来弄清楚世界运作方式的，你本来还期望看到他们就此议题发表长篇大论呢。当谈及政策制定者是如何尝试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时，政治心理学家也基本保持沉默。
反过来，理性选择理论家和政治心理学家都专注于研究一个更为狭隘的问题，即个体如何在不同的政策选项中做出决定。理性选择学者们声称，理性的个体行为“好像”是为了最大化他们的预期效用。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个体实际上是如何思考他们的选择的。与此同时，政治心理学家确实研究了个体实际上是如何做出决定的，从而对理性选择的样貌形成了自身看法。然而，他们的理解与我们的不同：我们强调运用可信的理论，他们则说理性的个体通过使用预期效用最大化公式来做出选择。
比起谈个体层面的理性是什么，理性选择理论家和政治心理学家更少谈国家层面的理性是什么。他们承认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一项集体事业，但他们极少谈论不同决策者的观点如何汇集起来以产生理性或非理性的战略。
再回到国家实际上是不是理性行为者这一实证问题，理性选择学者和政治心理学家不同意我们提出的“理性是司空见惯的”这一主张。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理性选择理论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些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持有立场的人则坚持认为，国家经常是非理性的。政治心理学家还声称，非理性在国际政治中普遍存在。
所有这些皆表明，我们的观点是对这场辩论的激进干预。一则，我们对国际政治中的理性给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定义，而此前从未有人给过定义。再则，我们并非简单地断言国家通常是理性的，而是给出了理由。
定义世界政治中的战略理性
虽然国际关系学者经常援引理性行为者假设来将国家区分为“理性的”或“非理性的”，但令人惊讶的是，文献中很少讨论理性涉及什么。所以，我们就战略理性给出定义，并解释它为何优于最常用的别种定义。
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是基于可信的理论并且是经过审议形成的，那么我们就将该国定义为理性的。理性的政策制定者是理论导向型的，他们运用可信的理论来理解这个世界并决定其实现某个目标的最佳方式。理性的国家通过两个步骤来汇集不同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一场激烈而无拘无束的辩论，以及由一位最终决策者做出的政策选择。
理性的政策制定者运用可信的理论来寻求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理论人”。鉴于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密切交织，运用这些理论的决策者最终会主张采用理性的政策。个体在头脑中保有着关于国际政治诸多方面的不同理论，这些理论是由假设、因果逻辑和论据组成的概率性陈述。其中许多理论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假设是现实的，它们的因果联系是逻辑一致的，它们的理论主张在历史记录中可以找到实质性证据的支撑。然而，有些理论在假设、逻辑或实证检验等某个方面站不住脚，或者在三个方面皆不牢靠，那么这些理论就是不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它们衍生出来的政策处方也是非理性的。同理，基于任何非理论思维制定的战略也是如此。
当需要为某一特定问题做出决策时，理性的政策制定者会又一次依赖可信的理论。因为它们解释了世界的运作方式，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决定处理当前情况的最佳战略。有一点毋庸置疑，没有哪项可信的理论适用于解决所有问题，即使它一度适用于某种情况，但如果环境条件发生变化了，它就有可能变得不再继续适用了。换句话说，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坚持他们的理论，但也会评估这些理论在相关情况下的适用性，当有了新的有力证据时，他们也愿意改变自身的看法。
理性的国家通过审议来汇集关键政策制定者的观点。我们应该清楚，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每位决策者都可能有其偏爱的某个理论，并倾向于认为这一理论能够最有效地捕捉世界的运作方式，从而为处理当前情况提供受到认可的解决方案。有时候，他们拿出的这些理论会高度重合，有时候则会有严重分歧。一些政策制定者甚至有可能双手赞成不可信的理论，即使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做。如此一来，汇集观点一事就显得尤为重大。
在国家层面，审议是意见汇集过程具备理性的标志。它充满激烈而无拘无束的辩论，在辩论中，每位决策者都可以权衡纳入考虑的不同政策的优缺点，无须采取胁迫或欺骗手段，也没有人遭受强迫或蒙蔽，最后，由一位最终决策者做出一项政策选择。实际上，这种讨论近似于一个典型的思想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决策群体寻求弄清楚情况。这种辩论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形。其一，包括最终决策者在内的政策制定者们全面讨论了他们所面临的情况，由于他们所信奉的理论高度重合，因此很容易达成共识。其二，他们拥护不同的理论及由其支撑的政策，但解决了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因为辩论促使一些人重新考虑了自身的看法。其三，与会者意见不一，各执一词，无法说服对方，后来由最终决策者出面解决争端。
反之，如果形成政策选择的意见汇集过程是非审议性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是非理性的。非审议性是指决策团队的一些成员或缄口不言，或强加于人，或欺瞒蒙蔽。即使最终的政策被证明是基于可信的理论，这个国家依然是非理性的。而且，当然了，如果一国所选的战略基于不可信的理论或者完全没有理论支撑，那么不管意见汇集过程的性质如何，这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
我们给予“战略理性”的这番定义—如果国家的政策基于可信的理论并且是审议性决策过程的产物，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理性的—抓住了这个概念的本质含义。在个体层面，可信的理论是心理建构，也是用于理解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的最佳途径，尽管它绝非完美。在面对严重的信息赤字时，它也非常适合用于做出如何最佳地前进的决定。在集体层面，审议提供了一种对政策选项进行系统性评估的机制，也提供了一套从这些选项中做出决定的程序，其中前者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们尚不清楚何为最佳战略。
评估国家是不是理性行为者
一旦对理性做出定义，我们就可以评估国家是不是理性行为者。从根本上说，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立场。我们主张国家通常是理性的，但政治心理学家则声称它们通常是非理性的。对这两种观点以及历史记录的分析表明，理性在国际政治中是司空见惯的。
我们对理性的定义涵盖了可信的理论和审议。从该定义出发，我们发现，总体而言，国家是理性行为者。政策制定者个体通常运用可信的理论来诠释他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和对当前问题的决策，并且大家一起审议，以制定实现他们目标的战略。
我们在分析历史记录时重点关注一系列的突出案例，它们讲述大国如何制定大战略和管理危机。我们考察了那些据说当事国家是以非理性方式来思考和行动的例子。这么做的原因十分简单：如果大国在这些被指称为非理性的情况下都是理性的，那么它们在其他大部分时候也极有可能是理性的。当然，我们无法穷尽分析全部的历史记录。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国家做出对外政策决策的案例数不胜数，而且其中许多都缺乏证据。尽管如此，我们相信自己所采用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我们研究的许多案例中，最终选择的政策都失败了，有时候甚至引发灾难性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国家是非理性的。过程和结果两者之间有着关键的概念差别，理性探讨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理性的国家寻求理解这个世界，并系统地考虑所有可用的战略。但这并不能够保证它们随后所选择的政策将会成功。国家可以致力于进行理论导向型的审议，但由于一些外部约束条件或不可预见情况的存在，它们依然无法达成预期的结果。同理，也存在一些原因，譬如拥有机会或者占据压倒性优势，使得非理性的国家可能实现它们的预期目标。一言以蔽之，国家可以是理性却不成功的，也可以是非理性却成功的。如此一来，把理性等同于结果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话虽然这么说，但一个奉行理性战略的国家更有可能成功而不是失败，因为它对国际政治有着很好的理解，对如何前进也经过了深思熟虑。
上述看法并不等同于说理性在国际政治中随处可见。事实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非理性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当事国家要么是制定政策时没有经过审议，要么是制定的政策缺乏可信的理论基础，要么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对于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为何总能保持理性思考和行动，有着一个简单的解释。国际政治是一门“危险的生意”。各国在一个没有更高权威来保护它们的体系中运作，于此体系之内，别的国家能够或图谋对它们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国家有着强烈的利益动机去找到最佳战略以解决面临的问题。这使得政策制定者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愿意运用可信的理论来理解世界，决定该做什么，并通过大家一起审议，确定一个前行的战略。但这并不是否认，在制定大战略或掌控危机时，国家有时候会做出非理性的思考和行动。然而，失败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这意味着非理性的情况也许并不那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