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批评了瞎带节奏的媒体，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只劝孔乙己脱掉长衫，不去炸毁黄四郎的碉楼，就是耍流氓。
不过这件事情还值得更深入地探讨，就从共青团中央这条回复开始。首先我们要表扬共青团中央相关工作人员的负责，如果不是他认真回复，我们上哪里找到这样令人忍俊不禁的反面例子呢。
这位工作人员顾左右而言他，说来说去都是一句话“我怎么能当环卫工呢？”然而这位工作人员并不诚实，他为自己不当环卫工找的借口是“没有专业技能”。众所周知，扫大街需要什么专业技能呢？上学的时候没值日过吗？我来说出他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扫大街的工作不如我现在的工作好——就这么简单。
但是本文绝不是对于体制内某些口是心非的工作人员的批判，而是必须要上升到一个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对“三大差别”的反思。为什么体力劳动者会被同为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歧视？为什么因为“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会被认为是一种阶级滑落、会被人所不齿？答案是：“三大平等”远远没有实现。
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三大差别”的相关解释为：在私有制社会中表现为对立关系，如城市中工业资本家对体力雇佣劳动者和农民的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立消失，但它们的差别仍然存在：如农业落后于工业，乡村落后于城市，体力劳动者在文化技术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落后于脑力劳动者。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三大差别将逐步消失，这是我们改造社会的理想远景，每一位有志青年都要以此为愿景而努力战斗。
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都是无产阶级。都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工作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但是，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众多脑力劳动者成为了“精神上的资产阶级”，浑身上下散发着浓浓的小布尔乔亚的恶臭，对体力劳动者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轻视与优越感。
但是，就像本文标题所说的，三大差别是客观存在且根深蒂固的。坐办公室好过卖劳力，这个共青团工作人员虽然嘴上没那么说，但是身体很成熟。进一步比烂而论，送外卖好过在工厂流水线打螺丝，在工厂打螺丝又好过农村种地，能在农村种地又好过“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当然，说这个问题不代表我们不应该为外卖员权益、流水线工人待遇发声了。现在杠精太多，搞得我说话都得说车轱辘话。
202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表示：近五年平均每年150万人离开制造业，2020年前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中40%曾是产业工人，当下不少年轻人选择送外卖、送快递，不愿进工厂当产业工人，导致制造业招工困难，这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
仔细看看这位代表的提案，为了让年轻人“进厂”，具体提出了三个措施：首先，政府加强就业引导，改善制造业就业环境；其次，建议政府给企业送政策、送资金、送产业工人，如提供新员工就业补贴其次，建议政府给企业送政策、送资金、送产业工人，如提供新员工就业补贴；再次，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着力培养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紧缺型人才，逐步构建起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育体系。
看第一个措施，需要政府操心；第二个，需要政府直接给钱；第三个，发展教育，还是得国家掏钱。众所周知，政府不是营利机构，国家的钱来自于全体纳税人，一个人大代表总想着花全体纳税人的钱，去给自己产业行方便，这事咋听着总是不对劲呢。生意人不愧是生意人，精明到每一根毛孔里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人大代表也说了这个话题——人大代表李承霞建议：职称评上待遇跟上，引导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厂”。这个发言应该是根据张兴海董事长的议题来阐述的，一半是对的一半是不对的，首先送外卖并不一定就在产业链上“低人一等”，没有必要暗示“对社会来说进厂比送外卖好”；其次这个代表说到点子上，职称评上待遇跟上才能让年轻人进厂，待遇就是经济基础的问题，职称就是上升通道、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两样都做好了，何愁年轻人不进厂？
我们来看一看人大代表张兴海的公司——小康集团的平均薪资待遇：
讲道理劳动者也不是傻子，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对于自己生计这一人生重大问题上，他们难道不会做出理性的抉择吗？
外卖员和外卖平台垄断吸血的问题，我关注过很久了，写过很多文章：
在这个问题上，我甚至觉得我比张董事长更具有发言权，因为我至少做过乡土调查，至少跟外卖员们聊过天。
我在写的时候讲过：我调查了少量的外卖、快递、保洁和摩的人员：我每天点外卖就说小哥我给你打赏五块钱，你陪我聊个一两分钟；在楼下等快递小哥，说我帮你搬两件咱俩唠唠嗑；每天请一个保洁，跟阿姨说我家也不脏，你随便擦擦然后歇会聊聊天；从地铁站坐蹦蹦车到小区，再让他拉回去，在地铁站再换一辆反复如此。接触到的样本虽然很小，但是还是能看出一定的普遍性来。快递和保洁的事情本文就不说了，至于摩的在五环内也“治理”的差不多了，本文专门说一下我所接触到的外卖员的生活特点。
一、我惊讶于他们的收入之低。当初我对他们说，我给你五块钱红包，陪我聊一趟单子的。他们说五块钱差不多两趟了。我就很惊讶，要这样的话一天得跑四十单才能有100块钱？他们说一天跑得绝对不止四十单——
首先，早上七八点就出门，晚上还要挣个送夜宵的补贴，一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打底，平均在14小时左右。其次，有经验的旗手对于路线谙熟于心，一次性会接顺路的三四单，必须要这样才能挣到钱。再次，网传什么送外卖月入过万，那都是极少数个体精英，他们一天工作时间平均在15个小时以上，还必须得送超远距离的、凌晨夜宵的这些高补贴单，才有可能月入过万。
最后，每天的收入有0.5%—3.5%被平台抽成，强制购买保险，这是他们穿梭于街头、频繁违反交通规则下的唯一保障。后来我看新闻才知道，就这0.5%—3.5%的保险，都会被美团、饿了么克扣——美其名曰“服务费”。
2021年1月，饿了么外卖员在送餐途中猝死，妻子称，丈夫生前每天都会被扣3元，以为是保险费，但事后才得知，保险只买了1.06元，还是旅行人身意外伤害险，猝死保额只有3万。据媒体后续报道，饿了么骑手热线称：3元不是保费，是平台服务费，缴纳服务费后，平台赠送一份保险，后续会帮助处理保险问题。随后家属回应：表示能接受赔偿，但出事20多天没人管，需要一个道歉，还是不明白交了3元为啥只买了1.06元的保险。
资本吃人，莫过于此。
二、这种看起来很辛苦的工作，也比“进厂”好。之前我跟大致八九个外卖员聊过，只有一个是之前种地的，剩下的全部都在工厂流水线工作。种地的老哥说，他家三亩多地，每年一季小麦一季玉米，抛去所有成本加上政府保底价和补贴，一年到头一亩地能净挣6、700元——注意这是一年、一个家庭、年景好、还有政府保底的收入。
所以出来打工，对他来说是很好的出路。他讲他就是靠老乡带老乡，当起了外卖骑手，电瓶车服装都是专门的小额贷买的。他肯吃苦，喜欢送全城的单，所以每个月除了还贷款还有不少盈余，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其余的之前在工厂打工的外卖员们，不约而同地的表示——送外卖虽然辛苦，但是说啥也不会再回工厂里去了。工厂流水线生活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熬人”：工厂的工作是精神高度紧张、不断进行重复性动作的体力劳动，你一出差错，整条流水线都得停。这就是卓别林大师在《摩登时代》里所表现的场景——人，被剥夺了人性、主观能动性与情感，被异化成为了重复性动作的机器。
而且工厂的待遇远没有外界传说中的那么好，基本上现在都是计件工资，这就意味着你不得不靠长时间的加班来获得自己满意的收入，我帮他们算了算，按时薪来算工厂收入确实明显低于送外卖的收入。而且外卖工作自主性相对较强，也没有那么重复和枯燥，他们普遍会在送餐过程中戴上耳机听听音乐、相声评书，也就没有那么“熬人”。虽然我认为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交通风险，但是毕竟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骑行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三、总结出城市“打零工”的体力劳动者一些普遍规律，包括外卖员、快递员、保洁员：1、体力劳动者的流动也非常非常频繁，一般会在一个时间点选择离开：比如丢掉工作、结婚或者攒够了钱在家买房；
2、体力劳动者的吃苦程度远超我们想象，他们要么住在极其偏远的市郊，要么住在极其拥挤的群租房，还经常面临被驱赶的窘境，每天睡眠时间平均在五到六个小时，劳动时间几乎没有低于十二个小时；
3、也正因为此，体力劳动者往往能攒下钱来，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京的原因，而离开通常是在一个钱攒够了的节点——在老家买房或者夫妻在县城租一个门脸开个店，体力劳动者几年下来的积蓄绝对能让依然靠寄生在原生家庭来维系北漂生活的小布尔乔亚们汗颜；
4、夫妻共同生活的，大多会在北京留更长的时间，比如当时我找的保洁阿姨都是跟老公一起生活在北京，自己做保洁、老公在施工队或保安，一般都待了五六年最多有十年，攒下来的钱多寄给老家的孩子；
5、对于他们来说孩子教育是个大问题，因为北京打工子弟小学关得都差不多了，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家，他们讲如果不是没学上不会让孩子当一个留守儿童；
6、他们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多为老乡抱团，比如十几个老乡一起租下一个地下室，比如老乡车队垄断一个地铁口的运营，然后会排挤“外地”的摩的，后来这种群租模式因为众所周知的那次“清除XXXX”事件而叫停；
7、这些体力劳动者的处境主要艰难在，不仅仅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剥削，更会受到“看得见的手”的驱离，这就是敏感话题不好多说了，大城市对他们并不友好。
现在的年轻人们普遍从事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工作，可能不太熟悉第一、第二产业的工作状况，这里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农业是最累的，也是附加值最低的。大家如果不是从农村出来的，可以问一问家里种过地的长辈，体会一下这个播种、浇地、施肥、收割是一种多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前面说过流水线工作有多枯燥、有多“熬人”、有多繁重，农业比工厂流水线累得多。分享一首白居易的诗：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我们在城市长大的当代年轻人们，也要有一个“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觉悟。另外关于流水线工人们的境况，我也引用几首诗举例说明。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确实是最直接、最直指人心的。
从2006年开始，就有媒体报道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那时候我刚上初中，富士康自杀事件是一次政治期中考试的题目，具体方向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我那一届是初中政治旧课标最后一届，学的是法律、经济和政治，下一届学弟学妹学的就是思想品德和心理健康了。
2010年，媒体开始把富士康跳楼自杀事件联系起来，开始的新闻标题是“富士康十连跳”“十一连跳”，现在网络上能够检索到的最后的新闻报道是“富士康二十三连跳”，再之后估计媒体也没心思统计了。而这仅仅是2010年这一年，真实的数字有多么惊人可能永远无从得知了。
当年富士康的90后打工者许立志，写下了一篇篇打工诗篇。为什么我这篇文章要先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写起，看看这些诗篇就明白了——在写字楼格子间里的白领“打工人”们，看一看流水线工人用灵魂写就的诗句，你们也一定会产生共鸣：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
穿戴好
静电衣
静电帽
静电鞋
静电手套
静电环
整装待发
静候军令
只一响铃功夫 悉数回到秦朝。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
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最后，二十四岁的打工诗人留下了这一篇悲愤之作后，从富士康的高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
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一个人掉在地上
小农生产模式从唐代到近代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农业是附加值最低的行业。也正因为此，当年农民们纷纷进入工厂流水线与建筑工地，成为“农民工”。虽然他们的待遇也非常堪忧，但是劳累程度与收入都大为改观了。
同理，工业的繁重程度比第三产业高，附加值又远远低于第三产业，所以工业中的体力劳动者们纷纷进入第三产业——外卖、快递、保洁、餐饮，也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
并不是说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就没有出路了，要想增加农业和工业的产业附加值，就必须提高科技水平——比如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比如从流水线工培养为有一门技术的熟练工，甚至成为工程师，这才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出路。
所以说那个资本家有一点是对的，要培训体力劳动者，让他们更进一步成为熟练技术工人。以后流水线繁琐的重复性劳动，就可以交给自动化机械完成，人需要在技术层面更进一步，进行高附加值的工作。
但是这个资本家话只说了一半，提案中三个方面全部是指望政府扶持的，丝毫不提产业资本应当提高工人待遇。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实践者，肯定不会不知道劳动力为什么流动、资源靠什么分配。送外卖难道真是什么好工作么？你自己厂里的工作岗位还比拼不过送外卖的，指望国家扶持？我只能说这董事长是个装糊涂的高手。
插播一条关于小康集团的新闻：
张兴海、张兴礼、张兴明三位“创一代”退居二线”后，被推向台前和聚光灯下的新掌舵者，不是“外人”，正是包括张正萍，张正源，张正成在内的80后张家“二代”。而近两年日渐崭露头角、接替张兴海出任小康股份董事长的张正萍，正是张兴海的儿子，1989年出生迄今不过32岁，一度被誉为车圈最年轻CEO。在父亲的“庇佑”下，张正萍早些年在北美（加拿大）留学和创业（SF赛力斯项目），归来便跻身小康集团核心管理层，而立之年膝下已有三个女儿……
资本家在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发声，无产阶级也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发声，声音还要盖过这群吃好的还吧唧嘴的特权阶层。
所以我们不能陷入二极管思维，央视网和共青团对于“孔乙己文学”的批评“跑偏X跑偏”，但不能代表所有的“孔乙己文学”都是正确的，都应该对其全盘接受。正因为此，我在写完了前一篇文章、分析完主要矛盾之后，本文就要讲一讲次要矛盾了。
首先要对于“孔乙己文学”进行分类，有些是借古讽今的，有些是自怨自艾的，有些是搞笑玩梗的——这些都是属于无伤大雅的，正如我所说，对网民的要求不能像对先锋队那样。然而有一些“孔乙己文学”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值得深入讨论分析的。比如这一段——
如果没有读过书，我一定心甘情愿地去工厂里拧螺丝，可是没有如果。 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
这个观点就是我一直以来所批评的： 读书并不是高人一等，脑力劳动也并不是高体力劳动一等，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不是你有学历你就变成“人上人”了。
所以伟大领袖曾经对我们的最高学府有一个诙谐幽默又一针见血的评价：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就是因为这些顶层精英中，很容易沾染恶臭的小布尔乔亚习俗、特权阶级思想、旧贵族风气，很容易就把自己当成了高高在上的老爷而瞧不起其他人民群众。也正因为此，伟大领袖提出了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决策。不过后来这项政策的落实也没有逃过矫枉过正与扩大化的结局，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就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了。
伟大领袖还有一句名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这一点我很有感触的。我是有意接触过一些“看不见的底层”，也有过一些基本的调查，我接触到的体力劳动者学历水平确实不高，但是不代表不聪明。他们会制作很精巧的木工小玩意，他们会瓦工管工电工，他们打牌用的伎俩随便秒杀我。而且众多体力劳动者身材都不错，肌肉分明可见，一顿饭食量惊人，晚上说睡就睡还不失眠，比像我这些坐办公室坐到腰椎间盘突出、爬个山累个半死、经常焦虑失眠的办公室白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他们学历不高，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体力劳动，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并不是因为他们“素质低”，更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从小的家庭条件差，教育条件差，早早就受生活所迫不能接受到完整的教育。
当我们在用两条腿艰难跋涉的时候，很容易看见保时捷呼啸而过，但我们如果往后望一望，还有人背着沉重的包袱。
就像我批判各种富二代继承财产不具备道德性一样，高学历也并不能提供理所应当的优越感。
我再举一个例子，当年微博上有一位编剧，上海台风天，下水道排水困难，这位朋友家里厕所堵了，恰好老公又不在家，所以情绪有点小崩溃。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种小崩溃下说的基本都是心里面的实话，平时不可能公开说的心里话，全倒出来了：
两千万，top5，地铁味，蟑螂，“和那些人不一样”，一种恶臭的精英优越感已经溢出了屏幕。你看到这种人高高在上，心里是不是很反感？所以将心比心，我们不能变成自己讨厌的人，不能再话里话外揶揄“工厂拧螺丝”是低端工作。
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都是无产阶级。都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工作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但是，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众多脑力劳动者成为了“精神上的资产阶级”，浑身上下散发着浓浓的小布尔乔亚的恶臭，对体力劳动者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轻视与优越感。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划分，是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为区分的。无论白领阶层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都不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应该算作“无产阶级”的范畴。真要用理论去套，卖煎饼果子大妈都比白领们更像“小资产阶级”，因为大妈还能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抗风险能力比那些说加班就加班、说裁员就裁员的白领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当然，我们也必须分析这种优越感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客观差异就是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生产力发展还没达到更高的层次。所以，对“孔乙己文学”的反思，必须上升到对“三大差别”的反思。
再强调一遍：我们在城市长大、从事脑力劳动的当代年轻人们，也要有一个“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觉悟。不是因为我学历高，而是我不去拧螺丝了；不用进厂，我们至少要首先审视一下自己幸运。而更重要的是，要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命运绑定起来。逐渐去推动城乡平等、工农平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平等。
阶级社会就是一个鄙视链，贵族瞧不起暴发户，暴发户瞧不起做题家。比如最早“小镇做题家”这个说法，其实是污名化寒门学子，认为“小镇”出来的“做题家”具有天然的劣根性，综合素质差等等。但是很快这个名称普及化了，越来越多的人挺起胸膛骄傲地说：收起你恶臭的优越感，我们就是光荣的“做题家”，中国就是做题家为主体的国家。
但是，因为这种鄙视链，有些“做题家”出身的人就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方面对于权势阶级极尽跪舔之能事，无条件认可旧贵族的优越性，表示“十年寒窗苦读怎么比得上人家几代积累”；另一方面，他们做题不是为了改变命运、不是为了成就自我，而是为了做“人上人”，为了能够压迫人、剥削人，为了能够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所以我说：“做题家”稍微卖掉点良心，就变成了“奋斗逼”；“奋斗逼”再稍微卖掉点良心，就成了工贼、乏走狗。
本系列文章在开始写之前，就已经想好哪篇写什么内容如何层层递进了。我在发布前两篇文章的时候就笃定，评论区一定会有这样秀优越的“人上人”来为我文章提供素材，所以我也就不客气了。
最后让我们我忘掉“孔乙己文学”吧，我来给大家介绍另一位穿着长衫又脱掉长衫的人所创作的“屠龙术文学”，他的理想是想让拧螺丝的和穿长衫的能够手挽手迎来新生活：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 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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