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叶广芩90年代初赴日本千叶大学求学，回国后即创作了以二战中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的系列小说，从一种新的视觉角度“拉开距离看历史，审视两国民族精神和文化”，《注意熊出没》就是其中的一部。书中写的是战争结束日军撤走时残留中国的日本孤儿长大返回故土后文化上的冲突，心理上的艰巨归属。作品引发的思考很沉重：体内流着日本血液却由中华文化风俗浸润教育成长的王立山在自己的祖国却无法融入不被社会接纳，这绝不仅仅是两国战争的交恶，更多的应该是文化层面的差异和分歧。
据一位研究者的调查报告，二战后在受调查的61户东京归国者之中，有49户与亲人再度分离，语言，风俗的不同都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的不同。使人不禁愕然：使亲人们再次分开竟不是因为战争，而是那潜藏在战争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分歧。
日本是一个有独特文化类型的国家，它文化上属于东方国家而制度上属于西方国家。作为东方文化，日本文化与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儒学自公元五世纪传入日本，十几个世纪来，日本自然而然的一直接受着与它一衣带水庞大的中华儒家文明体系的影响。虽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脱亚入欧”，从古代的“和魂汉才”到近代的“和魂洋才”，迅速转为向西方学习其先进技术，并“小而快变得强”（相比中国），但它与中国文化有着以儒家为背景的同质性，因为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差异，对儒家准则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从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民族精神，两个民族的文化便更多地表现出了不同，以至于日本对它曾经一直敬以为师的中国刀兵相加。
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强调“忠孝”，因为“孝”的伦理意识，中国渐由对象征国家统一的皇帝的公忠演变成对某一家族集团的皇帝的私忠，成就了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于是有了许多陌路王朝的死忠的英烈，陆秀夫的负帝蹈海，方孝孺的被诛十族皆从此来。而日本，却未取其孝，因为大多时候，天皇只是象征性的，实权握于幕府将军和各地藩主的手中，天皇置身于政治权力的斗争之外。天皇制的“万世一系”使忠极易由对象征国家统一的天皇的忠简单为对国家的忠，这样，以“仁”为核心的中国儒学到了日本却发展成为以“忠”为核心的美德，儒家的不以违背仁而忠君在日本则成了以忠君而献身，同时还强调勇，“忠勇”思想影响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在国民的心中，对天皇的忠既是对日本的忠。个人被集团高度一体化，个人高度献身，这种精神在近代初期抵御列强殖民和实现现代化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可是集团的头人一旦出了问题，几乎整个集团都无法逃脱。二战就是打着为天皇陛下而战的旗号，将整个民族拖向了灾难。
特别令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日本是个十分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它从不照搬，它的主要精神始终是在传承着日本的文化和传统。日本文化古来取自中国，然其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近代的文化主要取于西洋，却都经过一番调剂，成为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日本自己传统文化的核心始终是本土的神道信仰系统，神道观念中所饱含的大和魂长久浸透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之中，成为凝聚日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终极价值理念。在二战及期过程中，国家神道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成为训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再加上700年武家强权政治的武力夺取，成为日本策动侵略战争邪恶的思想根源。
不同的文化，是比战争还残酷，比所有伟力还有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