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毛主席锐意东征，惨遭到诬蔑，又被彭德怀横插了一杠子，气恼不已》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红军长征，在陕北落脚后，毛主席为了打开局面，提出了东征计划。但身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军团长的林彪，却唱起了反调，吵着要到陕南打游击，毛主席为此颇是伤了一番脑筋。
老覃在多年前还写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吵着要去陕南打游击，毛主席是怎么处理的？》一文，文中也讲到：和其他开国元帅相比，林彪的革命意志是要薄弱一点的。
1927年南昌起义，三河坝分兵之后，革命队伍一时陷入了不知何去何从的境地，时为连长的林彪，就找到陈毅，提出要带手下的几十号人去“打游击”。陈毅阻拦不住，只好任由他去。结果，他只带走了十几个人，而且，没过几天，又灰溜溜地回来了。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遇到了“八月失败”，时为28团团长的林彪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革命前景悲观、失望。
1929年，红四军和红五军在瑞金会师，毛主席主张开辟和巩固赣闽根据地，时任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却极力鼓吹要去粤赣边区域流动游击。
林彪这次闹着要去陕南打游击，显然是受到了张国焘之前曾率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得到发展的影响，认为陕北民贫土瘠，难以发展，看不到出路，只有打到陕南去，才能生存。
因此，他在1935年12月9日写信给毛主席，称自己“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
在遭到毛主席的严肃批评后，仍是不屈不挠，先后在12月12日、15日、18日致电中央，请求“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
林彪的部队这个时候驻扎在富县套通，而彭德怀的部队驻扎在甘泉，毛主席一看情形不对，于19日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帮忙做林彪的思想工作。
林彪却认死理，坚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狮子大开口，开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悉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毛主席大为恼火，于12月21日再次致电彭德怀，要他转告林彪“来中央一行”。
林彪铁了心要到陕南打游击，分别在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主席，声称“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
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已于12月25日圆满结束了，东征行动就要展开了，毛主席和周恩来联名致电各军团首长，在下达东征的行动的电报中还提到“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
林彪洋洋自得地复电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可以说，这时的林彪真的是油盐不进，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了。
幸好，能降伏林彪的人不期而至。
这人，就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
林育英在1933年化名李复之前往苏联，在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
1935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林育英躬逢其盛，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参与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会后，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他身挑重任，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化名张浩，单人独骑，取道外蒙回国，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经历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在1935年11月回到定边，然后风尘仆仆地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正是林育英的及时出现，才一举击碎了张国焘分裂主义，为三大方面军的会师奠定了基础，并且极大地巩固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路线。
可以说，林育英此举是一言定鼎，建功至伟。
张国焘这样的“大魔头”尚且在林育英手下败下阵来，林彪不得不对堂兄心悦诚服，钦佩万分。
面对堂兄的相劝，他很快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决定，积极准备东征。
那一段时间，林育英、林彪两兄弟双珠联璧，在陕北传为了佳话。
林彪父亲五十寿辰的宴席上，黄冈家乡的人们特意送上了一块上写“双鹤栖庭”的寿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