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邓公从江西返回中央工作，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很是高兴，当即在玉泉山设下宴席，为邓公接风洗尘，席间两人聊起了动荡，不由得感慨万分，自从1966年起，国家便陷入一片混乱，各项工作均被迫停滞、中止，国民经济甚至发生了倒退，除此之外，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陈伯达四人又暗中联结，扯着“革命”的大旗兴风作浪，先后迫害了包括少奇同志在内的多位中央高干，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其中，尤以张春桥最为嚣张、可恶，此人出身小资家庭，接受过成体系的教育，文化水平较高，1934年，他为了谋求更长远的发展，毅然离开了山东老家，转而前往上海闯荡，期间他经好友介绍，认识了几个国民党员，并由此接触到了“三民主义”思想，进而慢慢转变为一名右派分子。
1935年，他加入了国民党情报部门组建的外围政治组织，成为“反共”的急先锋，1936年，他遵奉上级命令，一连撰写、发表了数篇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在十里洋场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中共上海区委得知此事后，当即派人和张春桥谈了一次话，告诫他不要再行不义之举，否则后果自负！张春桥因此心生畏惧，为求自保他只得暂时“封笔”，并改名换姓蛰伏起来，不再参加“反共”活动。
1937年，张春桥的家中出了急事，父亲连忙写信将他叫回老家应急，不久之后，抗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为了一己之私，竟不战而退，将整个山东拱手让给日军，堪称丧权辱国！日军随后在山东大肆劫掠百姓、滥杀无辜，犯下了滔天罪行。
这一切的一切让张春桥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于是他转而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38年，他跟着几个同乡好友一起跋涉千里奔赴延安，投身红色阵营，1939年初，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他被委派到晋察冀军区从事宣传与文化方面的工作。建国后，张春桥长期在上海市委任职，时任上海主政官柯庆施对他十分倚重，一直将他当做心腹培养。
1966年动荡爆发后，张春桥马上站出来公开支持“左倾”思想，随后更是一手炮制了“安亭事件”，并由此获得了海量的政治资源。1969年，他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一跃成为国家核心领导人，手中掌握着巨大实权。
当然，张春桥官当得再大，也不能掩盖他曾经“反党、反革命”的事实，有些知情的同志从1959年便开始向党中央举报他。1970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人甚至当着毛主席的面大骂张春桥是叛徒，请求主席严惩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以儆效尤。毛主席眼中揉不得沙子，对于叛徒更是零容忍，可当时政坛的局势实在太过敏感，而张春桥又身居高位，倘若贸然惩治他，恐怕会影响党内团结，招致非议。思来想去，主席还是决定将此事暂时搁置起来，等到以后时机成熟了再行定夺。
然而，面对舆论上的诸多非议，张春桥是一概置之不理，从不反思自己，而且他还故意打击、报复那些说自己是“叛徒”的同志。1976年，华国锋同志和叶帅联合发动了一次特别行动，派遣中央警卫团的官兵，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陈伯达，并顺势结束了动荡。1981年，张春桥被送上被告席，接受党和人民的审判，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直到此时，他仍旧不知悔改，面对公诉人和法官的诘责，竟选择一言不发，全程阴沉着脸，仿佛行尸走肉一般。
法官在综合了多方意见后，依法判处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年后，死刑自动变更为无期徒刑。1998年，党中央特批张春桥保外就医，他随后离开北京，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外地生活，晚年的他过着平静、低调的生活，他每天上午会看看书，下午则听收音机、练习书法。
曾有记者想要上门给他做一个专访，结果却遭到他的拒绝，因为他不想再回忆过去，更不愿意“哗众取宠”。2001年，张春桥被查出患上了癌症，党中央得知此事后，派人将他接回北京接受治疗，2005年，他病重去世，他的骨灰则被迁回山东老家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