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5日上午。吉林浑江（现为白山市）某监狱。
死刑犯倪宏男从监号里被带出来，愣愣怔怔的。他可能发现今天气氛有些异常，院子里站了不少警察，还有检察官、法官。当他拖着脚镣哗啦哗啦拐出监号门走到院子里时，院子里的人谁也没说话，都用悲怜异样的目光望着他。
冬日的天阴沉着，高大的砖墙内一股股小旋风卷着清雪。他没戴帽子，显得光秃的脑袋特别大，眼神茫然。倪宏男的犯罪是十多年前一个飞雪天，由他父亲倪贵开始的。
那是1970年入冬的第一场雪。很大，纷纷扬扬的。再加上天近黄昏，十几米外看人就朦朦胧胧的了。那中年女人从抚松县松江河镇火车上下来，沿着火车轨道旁的小路往西走，已走出一里多路。她背着一个小兜，手里拎着一个黑提包，看样子是远道来探亲的。身后是小镇火车站，前边一二里路有几个村子。
倪贵从松江河镇火车站就开始跟着她。他根据她一直顺火车轨道旁的小路走，估计可能她是去沈家屯，要经过一片榆树林。
“等到树林边再下手！”倪贵不由地打个冷颤。他毕竟是头一次做这样的事。他是看这女人一个人向黄昏的野外走临时动了念头的。
四野静极了。他踩在雪地上的脚步发出吱吱的声音。那女人忽然回过头，发现了他。他不由一怔，站住了。那女人也一怔，猛然回过头，加快了脚步。
他没敢继续沿着轨道旁的小路走。他想绕过去，在那片榆树林里等她。于是他走下路基。忽然，他身子一歪，一只脚陷进泥坑里，泥坑有半尺深。因为这是头场雪，地还没封冻，大雪一盖，泥坑表面也是一片洁白平坦。他心里一惊：这可不是好兆头！
环顾左右，不见人影。
在那片榆树林子里的小路上，他抢了她。她身上带的钱还真不少，230元。他出现在她面前时用手巾围住了自己的脸，只露一双眼睛。
230元钱，几乎够他干一年的了。但他整日心惊肉跳，夜夜做噩梦。公社公安员到他们村子来过两趟，也没调查出什么。第四天早晨，他决定远走高飞，去林区他一个表弟那里。早就听说三岔子林区找活容易，只要肯出大力，钱也好挣。临走，他把十岁的大儿子和八岁的小儿子叫到跟前，千叮咛，万嘱咐地教训一番。妻子含泪把他送到村外。
三岔子林区的钱确实好挣，可就是活苦。天不亮就得上山，夏天露水打湿了整个下半身，冬天山上的雪没膝深。为了去寒，林区的工人都能喝酒，倪贵不长时间也恋上了酒，不只是为去寒解乏，酒还使他暂时忘却了思家和那件亏心事。他与几个工人装一车木头，每人可得8元钱，一天有时能装两车。他捧着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后悔地想，世界这么大，靠这双手本可以养家糊口，怎么竟做出那件丧良心的事，让人终生难以安心！
转眼七八年过去了。倪贵每年回家两次，每次回家住一个来月，拿回去一千元左右，这在农村已是相当惊人的收入了。
倪贵也说不清这是因祸得福还是怎么回事，每次回来妻子都极热情，整天掩饰不住脸上的笑；可两个儿子对他却很冷淡，虽然他每次回来都给两个儿子一大把零花钱，但儿子却把他当作陌生人。妻子曾对他说，不要再给孩子零花钱了，孩子已养成花钱习惯，他走了孩子们没钱就向她要，不给就吵闹，她也渐渐管不住他们了。
有一次从林区回家，倪贵在火车站上遇到一个打扮像农村人的中年妇女，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对他说没钱坐火车了，他一下掏出460元给她。那中年妇女望着他发愣。旁边有人告诉他，这女人可能是骗子，在这火车站要了好几天钱了。可他像了结了一桩心病似的高兴：他当年抢了一位中年妇女230元钱，现在又以一倍的数目送给了另一位中年妇女。
回到家里，他的心顿时凉了。因为这几年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比村里其他家庭强得多，十九岁的大儿子和十七岁的二儿子都不正经干农活，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留着长头发。倪贵决定搬家，一走百了，反正儿子在村里名声也不好，自己也永远去了块心病。
到了三岔子林区，他全家都成了没有户口的盲流，这几年林区的小青年一茬一茬往起长，工作也不好找。倪贵的两个儿子谁也干不了在山上抬大木头的活，结果闲在家里。直到这时，他倪贵从正常生活的轨道走进泥坑的悲剧才从他大儿子倪宏男身上正式开演。
倪宏男没有工作，20岁的大小伙子有的是精力，开始他爱上了打猎，但他又没有猎枪，爸爸又不给钱买，他就偷。撬开了林场的小商店，销赃时被林场公安人员抓获。人赃俱在，判了两年徒刑。
两年以后，倪宏男回来了。个子又猛长了一大，肩宽腰壮。找不到工作，他还是不想干那抬大木头的活，这两年在监狱里受管制干活他也干够了。在林场里他名誉臭了，家里人也不欢迎他。他整天阴沉着脸，很少说话，用一双孤僻阴冷的眼睛看人，看整个世界。
即使父母供他吃饱穿暖，他这种年龄、特别有他那种经历后的人也不会躺在床上睡大觉。偷没意思，除非远走高飞去偷，林场丢东西他是第一个嫌疑对象，他决定抢。
1988年5月2日，这一天，他开始了第一次犯罪。
山里人家东一村，西一户的，村子与学校、商站、林场都要走一段山路。那山路曲曲弯弯，穿树林、过山岗。夏日绿叶扶疏，在路上截个人那是太容易了。但山里极少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山里人胆子也大，十岁左右的小女孩上学一个人也敢走几里山路，边走边玩，她们还不觉得远呢。
倪宏男翻过一座山，到别的林场寻找目标。他躺在山坡的草坪上，空气中飘荡着绿草鲜花芬芳的气息，阳光暖洋洋的。他并没感到自己要干的事情有什么罪恶。从这个山坡可以看得见坡下的山路从另一座山角下逶迤而来，山路上几里外的人也能看到。
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山路上走来一个人，是一个穿红衬衫的女人。山里年轻姑娘夏天喜欢穿红衬衫。他从山坡往下走，到了路旁。他看清了是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手里捧着一本书，边走边看。
他迎上去：“大姐，有钱没有，借点。”
那姑娘一愣，站住了，本能地退了一步，愤怒地瞪着他：“滚开，臭流氓！”
山里姑娘就是胆子大。
“你骂谁？”他恶狠狠地扑上去。
那姑娘后退几步就被他抓住了。她边喊边与他厮打。他将她衬衫一把撕开一个大口子,露出雪白的胸脯，他一怔，扑上去搂她。姑娘劲也很大，挠他、打他，他俩从路上厮打到路旁，又从路旁滚到沟下。她已气喘吁吁，眼睛发黑。
他忽然放开她，往山上林子里跑了。她吃力地爬起来。原来山路上过来两个骑自行车的男人。
倪宏男这次虽未得手，但在他愚顽丑陋的灵魂中又涌出占有女人的邪念，使他离开正常的社会生活，陷入泥淖。
第二天，他又换一个地方，躺在山坡上。中午，山路上走来几个放学的小女孩，他用手帕捂住自己的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像恶虎下山一样，抓住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其他小姑娘哭喊着一口气跑回家，等被倪宏男抓到山坡林子里的小姑娘父亲赶到，倪宏男早无影无踪。父亲含泪将被糟蹋过的小女儿抱回家去。
过了几天，倪宏男又沿着山路逛，发现路旁半里路外有一座孤零零的草房。他到草房门前，院子里有一个八、九岁小姑娘，他说：“有凉水么？这天渴死人了。”
小姑娘说有，让他进屋来喝。
这座房子很旧了，一进屋是厨房。他站在厨房咕嘟嘟喝了几口。
“你爸爸妈妈呢？”
“他们在地里干活呢，我姐上学去了，我妈让我看家。”小姑娘天真地答道。
他伸脖向屋里瞧瞧，一条南北炕，没人。外边是绿色的田野，几里内没有一个人影。他把小姑娘抱到里屋炕上强奸了。
这以后的几天里，他再一次像一条恶狼抓一只小羊一样，在山路上从一群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中抓住一个小姑娘，抱到林子里强奸。
当他在一片玉米地边企图强奸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时，遭到顽强抵抗，脸上蒙着的手绢被姑娘扯掉，但还是一个放牛的小伙了路过这里才使她幸免于难。
这个姑娘报告了林场派出所，并说以前曾在她姨家所住的林场看到过这个人。
倪宏男很快被抓获了。
当林场派出所捎信让倪贵到派出所来一趟时，倪贵脑袋嗡地胀得老大。派出所所长开始并没说明找他干什么，而是旁敲侧击，问他为什么搬到林区成为没户口的盲流，想通过他了解一下兜宏男是否还犯有其他罪行。倪贵也没想到儿子身上去，儿子经常几天不回家，所以被派出所抓走他并不知道，而是以为自己十多年前的事终于找上门了。他一下子交代了自己抢劫的事。
所长当然没打断他，还表扬了他能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给他倒了一杯热水，让他慢慢说。
他脸上大汗淋漓，最后说：“当我从轨道路基旁下来陷进雪地里的泥坑时，我就预感到早晚要出事，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你们还是找到了我。”
当所长告诉他，倪宏男因强奸被拘留，让他来是请他代表家属签字时，他一下瘫在地上。
后来所长向倪宏男：“你父亲十多年前抢劫过一个妇女，你知道么？”
“知道。”倪宏男干脆地回答。
“我那时十岁了，我爸回来和我妈说了，我躺在炕上没睡着。我妈吓坏了，我爸说没事，他抢那女人时脸上围着手巾了，她认不出是谁。”
“你强奸小姑娘时脸上也蒙上手绢是不是和你爸学的？”
他低头不语。
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仿佛有一条冥冥中看不见的轨道，那条轨道规定了人应该在道德、纪律、法律划出的范围内生活，一旦偏离这条正常生活的轨道，下面就是泥坑。
倪贵十多年前的抢劫犯罪，把他的整个家庭带进了畸形的生活之中。孩子从小无父亲的严格教养照看，父亲为补偿没尽职责的过错，又溺爱孩子，使他们从小养成好逸恶劳、爱花钱的坏习惯，甚至最后连犯罪时也学父亲用手绢捂着脸。所谓的“报应”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倪贵、倪贵的儿子倪宏男确确实实是受到了背叛正常生活的惩罚。
司法机关办案人曾问倪宏男：“你年轻轻的，身体又这么好，干点什么活不好，为什么犯这种罪，难道你就不怕受到法律的惩罚？”
“活着没什么意思。”他嘟囔着答道。
可当一审法庭宣判他被判死刑时，他站在台上，不觉忽悠一下，差点没倒下，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用绝望的声音说：“我上诉。”
由于他的路劫、入室强奸犯罪，附近几座山上的居民被搅得不得安宁。那个走在山路上还复习功课的姑娘，本来学习成绩很好，她被吓得一个多月晚上睡不着觉，高考只参加考了一科便不再考了；小学校每天提前放学，有的家长放下农活接送自己的女儿；受到他摧残的小姑娘在本地长大了无法嫁人，不得不举家远迁……倪宏男死有余辜。
当倪宏男被拉到大墙下，一个公安人员给他拍照时，他有些明白了。他瞪大茫然惊恐的眼睛望着院子里的法官、检察官。
当法官宣读了省高级法院维持原判的判决后，他还顽固地抱着希望。
“法官，我看看判决书行不行？”
法官把判决书递给他，他用戴着手铐的双手颤抖地接过来，看了好半天，才将判决书还给法官：“我把自己糟蹋了！”
“我父亲咋判了？”
“你父亲按法律规定超过追诉时效了，不判了。”
他并没有抱怨他父亲，也没说不该判死刑。他也并不是天性阴险狡诈、死不认罪的罪犯。两行泪顺着他眼窝滚下。
“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法官问他。
“我想穿一套和尚服。”法官莫名其妙地看看检察官。
检察官也是一个年轻人，年龄与倪宏男相仿，但他已是一个副科长，大学毕业，办过多起死刑案，今天他代表检察机关执行刑场法律监督。同样在阳光下生活，不同的生活道路却把不同的人生引向不同方向，幸福或痛苦，蓬勃向上或落入死亡枯井。
“你为什么想到要穿和尚服？”年轻的检察官问道。
“我还没结婚，下辈子也不想女人了，我穿着和尚服走。”
死到临头才知悔。晚了。
“这不行，不符合法律规定，再说也没时间给你做和尚服了，给他找一件新棉袄吧。”
法官让看守所所长找一件新棉袄给他换上。
“你和别人有没有经济来往债务？”
“没有。”
“你对父母、兄弟有什么话说？”
“请政府转告我弟弟，让他守法，别像我，告诉我妈……告诉她白养我这么大……那些年……”眼泪涌出他的眼眶。他咬住嘴唇，“没有了。”
刑车前由三辆摩托和一辆鸣着警笛的警车开路。郊外风很大，卷着飞雪在公路上打着旋儿。远处白茫茫的雪一片。
刑场就在郊外公路旁的一个坑下。火葬场一辆汽车也停在路旁，它将把倪宏男的尸体拉到火葬场火化。
一个圆圆的枪口“啪”地一声，给倪宏男的人生画了一个十分污秽的句号。他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