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扩张 中国宣战
1941年12月3日， 日军大本营下达了第575号大陆令， 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 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 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 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11月27日， 在中国派遣军的军司令官会议上，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就曾作过以下陈述：“第11 军虽应以经过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 但在目前应加强粉碎敌之战斗力， 与此同时， 一面加强谋略宣传， 一面谋求实现局部休战， 目标应置于‘保境安民’的战略上。”可见， 在日军的计划中， 扩大占领并不是其主要目的， 其目标在于消灭以黄埔系为主的中国军队。但是， 日军的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坚持。
11月下旬以后， 阿南惟几就听说了军中流传的“长沙作战， 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 很为不利”的议论， 使其产生了不满情绪。
1941年12月7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其“南进计划”正式确立。8日上午， 蒋介石召开了紧急特别会议， 第2天国民政府公布了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的文告， 正式对日宣战。同日， 日军“中国派遣军”第23军在南方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 也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的作战， 于对日宣战的当天(9日)，布告如下：
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 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 中国不顾一切牺牲， 继续抗战， 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 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 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 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 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 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 终能反省。在此时期， 各友邦亦极端忍耐， 冀其悔祸， 俾全太平洋之和平， 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 执迷不悟， 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 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 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 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 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 昭告中外， 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 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 一律废止， 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主席 林森
自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就没有停止过浴血奋战。按照国际惯例， 交战国一旦长期开战， 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然而， 自“七七事变”， 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以来， 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都没有正式宣布断交， 也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不宣战、不绝交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特殊点。对中国而言： 中国当时极度落后， 军需品不能自给， 绝大部分还需依靠进口， 如果公开对日绝交宣战， 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如宣战， 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 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 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
在此后相当长的交战中， 日本军方的一致意见也认为：“以不宣战为宜”。其理由是， 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往来， 最大限度地切断中国军事装备的输入， 但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 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也要靠国外进口， 如果宣战， 同情中国的国家就会限制对日战略原料的出口， 日本甚至还会遭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 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弊大于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 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英、美的介入， 为中国抗战胜利增加了筹码， 于是中国正式向日宣战。
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一出， 阿南惟几由此也改变了先前的态度， 他在12月10日第11军召集的各兵团作战参谋会议上， 作出如下训示：“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 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 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时纪， 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 对重庆施加压力， 至少不能松懈， 整备进攻的态势， 专心于加强部队的训练。”
中国向日宣战， 重庆军委会即命令各战区对当面日军发动进攻， 以牵制日军； 同时还命令第四战区向日军第23军进攻， 以策应香港英军， 并令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 准备进入缅甸直接支援英军防守缅甸。
日军从海上进攻香港， 英国守军薄弱， 要求中国出兵协守港九地区。香港地处第七战区余汉谋作战地境， 余以该战区兵力不够， 要求调第九战区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开往港九支援。9日， 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抽调第4、第74军南下， 拟配合第四、第七战区进攻广州， 以解日军攻取香港之围。
鉴于这一特殊情况， 12月13日， 第11 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牵制中国军队的南下行动。同日， 阿南惟几发布了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 第三次长沙会战随之爆发。
根据现存的档案来看， 阿南惟几这一决定的作出， 有如近似儿戏一般。木下勇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第三次长沙作战， 决定的很快， 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原因虽然目的在于策应香港作战， 但如此仓促决定发动， 竟然只是因为第二次长沙会战失败，第11军上下被11月下旬的流言弄得气晕了头， 于是才急于想在战场上找回面子。
15日， 日军第11 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案， 其细节是“首先以第6师团、第40师团将新墙河左岸的中国第20军在新墙河东南地区击溃， 并于关王桥附近捕捉之。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 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 将汨水左岸地区的第37 军击溃。作战于12月22 日开始， 用两周左右时间结束。”
第11 军虽然制定了会战指导方案，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直至22日中午， 阿南惟几到达岳阳时， 第11军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从纯军事角度来看， 第11军的这次行动完全是漫无目的即兴发狂。木下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在日记中不无忧虑地写道：“这次作战， 因其动机与策应对象不确切， 难以明确进行， 更因后勤等无准备时间， 不能勉强行事， 是一次稍稍不彻底的行动。”
计划不明， 任务不确， 决心不定， 后勤准备不足。尽管如此， 第11军还是在这种条件下， 发动了一场新的作战！ 显然其尚未开战就注定了失败， 在此已注上了前因。第二天， 先后视察了第6、第3、第40师团后， 回到岳阳的指挥所， 下达了作战命令。
兵来将挡 薛岳坐镇指挥
1941 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 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建立。
为应对日军的再次进攻， 薛岳于11月17日在长沙召开了第九战区高级军官会议， 研究防御作战问题的有关细节。会上， 薛岳特别指出：“战胜敌人主要是靠平时的周密准备和军民一体与旺盛的士气。”
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 第九战区共拥有三十六个师， 合计约三十万人。从质量上来说， 第九战区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经历了从武汉会战起的一系列战役， 某些部队(如第74军) 甚至是从淞沪抗战起打满全场的部队。在战火中， 第140师从徐州会战以来愈战愈强， 最终成为了第九战区的中坚力量。
第九战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 都是整个中国战场中国军队的精华。薛岳亲自坐镇岳麓山指挥， 并将守备长沙的任务交给了李玉堂的第10军， 其战斗计划、部署还是运用薛岳娴熟的“天炉大阵”。
按照薛岳的部署： 第37军、第20军、第58军等10个军沿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纵深布防， 诱敌深入至长沙外围核心地区再予以猛击， 并伺机向日军侧翼和后翼发动攻势， 南北夹击； 置第78、第72军和新3军于赣北地区阻击日军作策应。
薛岳的这种部署是根据湘北的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和装备情况以及战术特点， 做出的战术设想， 即在敌人深入湘北内地的两侧及正面时， 部署重兵应对； 当敌前进到浏阳河一带， 兵力已经分散时， 即发起正面反攻；在长沙东部山区及西部湘江沿岸的部队则进行侧击、包围。
第九战区制定的作战方针， 是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 敌进犯时， 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 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 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区域时， 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就如薛岳所说： 使敌人犹如坠入火炉， 遭到烈火的焚烧而熔解。
1941年12月， 日军五个多师团， 十二万余兵力， 在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指挥下， 对长沙发动了第三次进攻。其部署是： 在湖北以第3、第6、第40师为主力， 从西塘、龙湾、新开塘出动， 正面进攻长沙； 独立混成第14旅主力和独立混成第18旅一部策应正面部队作战。
在赣北阿南惟几以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一部西犯上高、修水， 牵制中国军队， 配合湘北主力进攻。
12月24日， 日军从四方房至荣家湾地段强渡新墙河。25日， 进至关王桥、犬荆街、龙凤桥、黄沙街一线。第20军作逐次抵抗后， 留一部抗击日军， 主力向关王桥东南撤退， 和第58军协同从西侧击日军。27日， 日军右翼第3师强渡汨罗江， 中国第37、第99军与其展开激战。
军情紧迫 从容自如
1941 年秋第二次长沙会结束， 第140师在衡阳、衡山附近休整了几天后又奉令回到金井驻地， 一面加强整训演习， 修固工事； 一面补充装备和兵源。这时副师长张涛调陆军大学学习， 原第98师少将参谋长毛定松调为第140 师副师长。
毛定松(1906-1951)，贵州省松桃县孟溪村人。历任贵州省铜仁县县长、第85师师部经理处处长、师特别党部书记长、师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第85师代理参谋长、独立第34 旅参谋长、第82师团长、第98师少将参谋长。抗战以来参加过淞沪罗店、浏河等战役和武汉会战、第一、二次长沙会战。
毛定松因作战英勇且谋略过人， 在独立第34旅时期就已崭露头角， 深为旅长罗启疆所器重， 第82师重新组建后， 他又被罗启疆师长任命为第488团团长。后来第79 军军长夏楚中为分化瓦解第82师， 就有意将第82师得力之人抽空， 企图以釜底抽薪的方法对其吞并， 因而毛定松被提升后调入了第98 师任少将参谋长。张涛调走后， 第140 师副师长出缺， 毛定松又申请回到了贵州部队， 以后成为第140师师长。
毛定松在第82师期间也深得继任师长欧百川的器重， 所以当初特别让毛定松团担任游击任务。毛定松接受任务后， 通过详细调查与周密部署，率领全团轻装急进， 插入敌后， 挺进至毗连通城、崇阳、岳阳三县间的药姑大山， 开辟了敌后游击根据地， 对敌展开了军事与政治斗争。
毛定松团在药姑大山时， 因纪律严明， 秋毫无犯， 注重保护生产， 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 同时切实控制沦陷区维持会投敌人员(汉奸)，不许其为非作歹， 并从中获取情报， 在奔袭与伏击日军中， 常有斩获。其中通城维持会会长吴某态度顽固， 拒不听命， 毛用计邀请其家属来到团部，加以政策攻心和感化并安全送回， 使吴某深受感动， 痛改前非， 并经常及时地透露了敌第45 联队的消息， 使毛对敌人动态地掌握， 更为确切， 所以每有行动， 必得到预期战果。
因此第九战区通报游击战况时， 唯第82师毛定松团捷报频传， 誉满前线。而当时敌第6师团在作战指令中， 也特别指出当心敌军罗师毛支队的游击。因为毛定松在第九战区算是颇有名气，所以他的到来自然引起了师长李棠的高度重视。
日军在突破我军新墙河防线后， 向汨罗河南岸推进， 与我第37军第60师在长乐街南岸遭遇， 展开激战。敌后续部队向第60师左翼运动， 意在包围该师左翼侧。第60军撤到汨罗江中游的瓮江附近山上， 由东向西侧击日军， 第95师在神鼎山、东影珠山附近与敌激战。第140师在金井脱甲桥附近加固工事。
第140师奉军长陈沛命令， 驰赴李家塅附近， 师长李棠急令420团牟龙光部于斩儿桥、李家塅之线高地， 迎击当面之敌。因当时师缺参谋长，李棠便口述命令内容嘱毛定松以笔记命令下达， 毛于是命卫士打开墨盒，一边以条纸置于图囊上从容记述。包括敌情、友军情况、指挥官决心、420团任务等。一笔行楷， 整齐秀丽， 无一漏落， 为平日案上作书一般。
毛定松在阵中的镇静表现， 由于为常人所不及， 使众人大为叹服， 李棠更为当众嘉许， 称之为难得将才。
紧急受命 迟滞敌人。
1941年12月22 日是农历冬至， 在中国很多地方， 冬至是被民间当着小年看的， 贵州则以这一天吃狗肉以示过节， 按照民间的说法“冬至吃狗肉， 明春打老虎。”为的是进补。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 第37军第140师集中在长沙东北的高桥、金井夏大屋、郑家塅、铁甲桥一带整补。休整期间， 师部的京剧团到各团慰问演戏。420团团长牟龙光为了本团能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冬至， 特地通知各营连拷狗杀猪， 准备全团大会餐。
会餐过后， 牟龙光正在陪着客人观看《追韩信》。突然李棠师长来电话要他带着地图明晨拂晓前出发到师司令部开会， 并命令各营连迅速准备。牟龙光只好通知剧团少演一二折戏早点回去。当时， 第3 营营长刘天培， 正率该营在福临铺以东地区修补工事， 牟龙光立即派人去要他把部队集中到福临铺东北村庄一带隐蔽， 准备待命行事。
牟龙光赶到师司令部， 徐定远、郭克俄两位团长也同时到达。师长李棠要他们一道吃饭后， 打开地图指示说：“日11军司令阿南惟几， 调集了第3、第6、第9、第13、第33、第16五个师团， 集中在汉口至岳阳铁路沿线。另外， 由随县、枣阳、钟祥、京山、花园、赶水等地抽调约六个师团正向武昌、汉口集中。还有， 赣北的修水、武宁、铜鼓之地约四个师团， 正集中在崇阳、通山之线。看来， 第三次长沙会战即将揭开战幕。你们打电话回团作好准备， 以秘密演习的姿态， 于明晨出发， 并在出发前告知乡保长， 作好防空准备， 将粮食埋藏起来。”
会议刚结束， 各团长准备回去， 碰巧薛岳司令长官来电话说：“日军已在新墙河北岸的大荆街、新市街、黄沙街、关王桥附近， 与我军发生战斗， 140师应于次晨十时前， 赶到神鼎山、影珠山一带迎击敌人， 并嘱要稳、准、狠地消灭来犯之敌， 要比一、二次长沙会战打得更好。日军第二次长沙会战失败后， 在国际上声誉一落千丈， 我们要在第三次会战给他一个歼灭性的打击， 使它在国际上声誉扫地。”薛长官的口气， 不仅决心大，且把握十足。
阿南惟几由太原、鄂北、赣北等地抽调一部分兵力， 集中在咸宁、蒲圻、贺胜桥、岳阳之线， 向新墙河、汨罗河实行中央突破。企图到达汨罗南岸后， 其后续部队， 再由汨罗中游渡过浯口、经瓮江沿浏阳大山北麓，经上华山、交溪岭、镇头市迫近长沙， 由榔林市、东屯渡配合沿武长路进攻之部队， 企图一举夺取长沙。
我军原在新墙、汨罗两线之守军为欧震第4军、杨汉域第20军。由于第4军南调援应香港， 此时防守新墙河南岸阵地的只有第27 集团军杨汉域第20军1个军孤悬于前沿。因为， 薛岳并不准备在新墙河一线与日军大打， 第20军的主要任务是阻敌， 尽可能地耗损敌人的力量， 疲劳敌人、顿挫敌人进攻的势头， 延缓日军南下的步伐。
日军兵临城下， 杨汉域早有准备， 早已将阵地加固和修复， 家眷也一律送往后方安置， 粮秣弹药也搬到了前沿， 并派人到阵前百余里搜集情报， 敌人动态基本为我军掌握。
了解了敌情， 第140 师各团长火速赶回驻地各自准备。子夜十一时左右， 师长李棠发出正式命令。
第二天拂晓， 140师集结完毕， 按照李棠的部署， 行军序列为： 419团作前卫， 往福临铺直向影珠山、神鼎山方向前进； 师部及418团为本队，经福临铺向李家塅前进； 420团作后卫， 并负责掩护师之辎重安全， 经福临铺、李家塅，到斩儿桥后，进入明月大山。
各团按既定路线前进， 419 团刚抵神鼎山南麓， 即发现敌之前卫部队已进到斩儿桥附近， 本队正在神鼎山与影珠山方向前进。419团立即集中兵力， 在神鼎山南与影珠山北之间以攻击队形前进。这是一次不预期的遭遇， 日军意想不到的是一路风雨无阻， 竟被第140 师截在中途， 因为措手不及， 而被打得遍地奔跑。
师部到达李家准备支援419团， 同时派传令军官找到牟龙光通报军情。这时， 420团第1营已在斩儿桥与敌遭遇， 正在激战中， 第2 营跟着第1营， 已逐次投入战斗力； 第3 营在福临铺， 还未赶到时， 团部只有一个连作团预备队。
牟龙光赶到师部， 请求师长在斩儿桥北端设立指挥所， 阵地由420团负责。第3营到达斩儿桥阵地后， 420 团的力量得到了集中。
牟龙光亲自跑到前沿， 通过敌情观察， 他即果断命第1 营暂时停止进攻。牟龙光第1营孤立作战力量太过单薄， 不如调整部署， 把兵力布置好一齐出动， 更显力量。于是， 牟龙光派出第2 营由斩儿桥登上明月大山东北高地， 与第99军92师取得联系后， 由第2 营从山上向下压， 第1 营、第3营(缺一连) 向敌猛攻。团营辎重及非战斗员人员， 统归团部指挥随第2营跟进， 如发生战斗， 应迅速撤离， 以保证后勤安全； 团卫生队如闻枪声一响， 即设立救护站工作， 随时准备抢救和转运伤员； 团通信排要确保与师通信联络畅通。
有了缜密的部署， 经过四个多小时左右的激烈战斗， 420 团把第6师团的一个大队， 压退到影珠山北。此时， 419团亦占领神鼎山麓， 与420团向敌联合进攻。直到黄昏， 敌人都没法前进一步。入夜之后， 两团各派出小部队， 联合展开夜袭行动。这次不期而遇的遭遇战， 第140 师旗开得胜， 有效迟滞了敌人的行动， 提高了我军士气。因此， 第九战区长官部数次来电话表彰。
随着敌情的变化， 第140 师将阵地移到明月大山山麓， 把敌人的进路控制在我军重火力之下。与此同时， 我第60师由黄沙街方面向敌侧击， 日军第6师团之一部处于腹背受敌状态， 被围困在神鼎山、影珠山、明月大山之间， 四天突不出去。第140 师连夜派出部队袭击均有收获， 420 团缴获手枪五枝， 战地摄影机一部。
随着战势的发展， 第九战区长官部指示： 把敌人放进来， 然后进行尾追袭扰， 让其瞻前顾后， 进退失据。
由于第140 师缠住敌人沿着明月大山、梓木洞， 向敌第六师后面尾追而来， 每天都有小接触， 到了东屯渡、榔林市、侯子石战斗更趋激烈。这种不间断的日夜袭扰， 使其辎重联队战马被击毙甚多， 许多大行李都丢在各村落中而被缴获。日军被此不断消耗， 所携带的口粮和弹药大部被缴，尽管第6师团战斗力再强劲， 但一日无粮千军散的现实， 就使其战力大打折扣了。
第6师团虽已进抵长沙城下， 但却被第140 师缠住不放， 拖住了后腿。此时， 我第27集团军、30集团军所指挥的20军、72军、78军及高应槐、罗卓英两集团指挥的第58军、新3军都由江西西部直向浏阳、醴陵、长沙压来。长沙近郊东、南、北各方面每分钟都未停止过枪声， 战斗已达到最激烈的阶段， 守卫长沙城的第10 军正在奋力抵抗。
按照薛岳“天炉战法”的要旨， 敌已进入我预定决战区域， 应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此时，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所就在岳麓山腹， 其他各指挥系统仍在原地。长沙虽然危在旦夕， 但第九战区上下都表现出了必胜的信念。看来胜负之分， 在数日内便可见分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