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教育学者熊丙奇发表的一段话：
“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是批判与质疑，而不是唱赞歌，唱赞歌不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重要贡献，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而不是粉饰问题”。
“近年来，国家一直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直面问题。但是，却有一些人见不得批评、提出问题；把批评、提出问题认为是抹黑、负能量。究竟谁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负能量呢？”
无独有偶，像经济学家许小年曾在接受采访中，也有过类似表述：
“……在国际上，对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就是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批判者，他的使命就是批判，不是唱颂歌！唱颂歌不需要知识分子，唱颂歌的……人，已经多如牛毛了”。
“……有人说喜欢我，是因为我讲实话，但我很悲哀——难道说实话，不是一个人应具备的最基本品质吗？现在，讲实话，成了一种高度的褒奖，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点问题？……”
许小年还说过：“歌功颂德的人，我们把他叫做‘歌德派’；你跟‘歌德派’没法交流。”
读了熊丙奇和许小年两位不同领域的学者之言，其实，我们自然还会想到艺术领域的一位知名作家——莫言，他也发表过饱受一些批评的类似观点：
莫言称：“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我们的世界，显然是复杂多样和多元的，自然而然也就会存在着黑或白、正或误、美或丑等矛盾多样的事物，那么，我们是不是只愿、只能或只准看到光明、正确、美好的“正面”，而不想、不能或不准揭露黑暗、错误与丑陋的“负面”呢？
诚如许小年所言，“说实话，难道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吗”？
只要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则真实的赞美，当然可以有，也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若是虚夸、虚假和虚伪的“赞美”，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赞美”，而变成了假大空的吹牛、吹捧，实质上，就会变成“低级红、高级黑”的恶劣效果了。
反之，只要是以善意为出发点，以事实为准绳的批评、批判或反面建议，其所达到的效果与作用，并不亚于赞美的力量。
因为，批评者其实更需要勇气、智识和能力，才能“从最不缺乏赞美声音的社会”中，找到存在的不足与问题，才能让我们的社会，在耳提面命的批评声音中得到警醒与改进，方能让我们走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前路与未来！
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他就曾说过：
“……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惟一的态度。这态度，我一直没有变”。
“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所以事后既不会反悔，人死也不会让我的论断变更。我向来是最讨厌橡皮的，错就是错了，何必再擦掉？”
“求真，是批评者的唯一态度”——鲁迅先生此言，说明了只要批评是基于事实，就是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表现，所以先生甚至会称“到死都不会变更”的地步。
而如果没有了这种“求真的批评和批判精神”，就不会有其“投枪与匕首”般的批判性文字、观点和思想，则就不可能有伟大的“鲁迅精神”出现了。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诚如许小年所言——“唱赞歌的人，本就多如牛毛了”，何须具有独立思想、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再来分享这一瓢可以吃香喝辣的“大锅饭”呢？
真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既具有专业的学识水平，更要有独立的观点、思维与思想，还要有“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骨气与精神，才能对社会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形成独立判断，表达独立见解，奉献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观念与解决之道。
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不须选择最为容易的“养生之道”——与“唱赞歌”的从业者去竞争、玩内卷，而是应怀揣梦想、心存情怀、秉持正气、勇敢发声，以批评与批判为犀利武器，让问题、不足与困难得到呈现、予以解剖、给出见解、指出方向、提供智囊，才能让知识真正益于社会，则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社会精英！
相反，如果把“赞美”玩成了“粉饰”，那决不是什么“正能量”，事实上，“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成”，虚假的“赞美”，不过是一种误导，更是一种跪舔，因此会蒙蔽了从上至下的眼睛，使之形成一种“信息茧房效应”，最后终会害了人民、社会和国家。
像历史上的“宫廷文化、太监文化”，皆属此类——在“阉割式的赞美”之琴瑟和鸣中，只会哄瞎了帝王之眼，只会让人在吹拉弹唱中，不觉间“猪油蒙了心”，到最后，君不君、臣不臣、民不民、国不国，却只是后悔晚矣！
只能说好听的，不能说任何不足；只能赞美“上天入地、日行万里”，不能指出任何假大空的现实问题，其所造成的灾难与祸害之先例，事实上，我们的民族已屡受其害、数受其苦——如果我们到现在，仍不能明白这一点，还是只能认可赞美，无法容下批评，那么，就真的应了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
“当你深入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你会发现他们的思想，配得上他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原创评论：瑜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