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8日，是改变丁盛命运的一个夜晚。
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交代，这天晚上，他们到上海延安饭店去看丁盛，并进行了一次密谈。他们谈了不久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部署。
最关键的是，他们说，丁盛曾对他们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提醒他们：“你们要有所准备……我是准备杀头的。”
三人说，根据丁盛的意见，随后马天水就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炮子弹。
以上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交代。而事发之后，丁盛对这段所谓而“密谈”一直持否认态度，他坚持认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上述供词纯属编造，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据丁盛回忆，他是1973年底才调到南京军区工作的，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虽然去过几次上海，但从未通知过这三个人，也从未拜访过上海市委。他和他们之间素无交往，更无好感，“根本不可能同他们密谈。”
那么，76年的8月8日夜，这三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丁盛的住处呢？据丁盛回忆，这年的8月初，他到杭州湾检查军区组织登陆演习的工作，之后又去了舟山群岛侦查，工作结束后，他于8月8日返回了上海。
来到上海后，接待丁盛的是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李宝奇问丁盛，来了上海要不要给市委打个招呼，丁盛表示不必了。
之后，丁盛吃完饭准备睡觉，这时候他的秘书进来说：“廖汉生政委（时任南京军区政委，此时在上海等待接受治疗）明天要进行专家会诊，张秘书（廖的秘书）希望丁司令员亲自给上海市委领导打个招呼，予以关照。”
丁盛于是就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转达了廖汉生的要求。没过多久，上海市委办公室就打了电话，说已经向马天水做了报告，并告诉他，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过一会儿会来看望他。
丁盛的说法是：“我婉言劝阻无效，只好等候。”
当晚22点左右，三人来到了丁盛的住处，丁盛和他们寒暄了几句，谈了谈杭州湾、舟山群岛的情况，还说不久后演习的时候，部队来参观的人很多，到时候还希望上海的地方同志多多支持。
三人也聊了聊上海的一些情况，随后他们就一起去看望了廖汉生，他们又聊了一会儿，三人随后告辞。
丁盛说：“我从开始就没有想见马天水等人，‘密谈’从何谈起？廖汉生同志当能为我作证。”廖汉生后来在回忆录中确实证实，自己的秘书当时请丁盛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但他们见面后具体谈了什么，廖汉生完全不知道。
丁盛说：三人的“供词纯属编造，破绽百出，不值一驳”。他认为，所谓的“最不放心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完全说不通。按照这种说法，丁盛的意思就是除了六十军，其它的军他都“放心”，都“指挥得动”，实际上是给污蔑了这些部队。难道包括“硬骨头六连”在内的第一军也是可以“放心”的吗？
而且，六十军的178师原先在苏北驻扎，后来是在丁盛的建议下，才调到无锡（苏南）的，并且60军的军部也是在丁盛的建议下从浦口调到镇江（镇江距离上海更近）。如果丁盛真的不放心六十军，指挥不动六十军，又何必在“行动”前把这个部队调到上海附近？岂不是自作自受，愚不可及？
再者，三人是不是听了丁盛的建议，才向民兵发放武器弹药的呢？丁盛根据印发的材料指出：“今年（76年）6月，XXX对此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某些领导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8月下旬以后，突击发了各种枪……”
丁盛认为，这些人发放武器弹药是在6月就已经决定了的，和他并没有关系。
丁盛痛斥三人是“道德沦丧”，“编造谎言”的“投机分子”，“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因而栽赃陷害，嫁祸于我，以图减轻他们的罪责，这是毫不奇怪的。”
1991年秋天，丁盛托人找到了聂荣臻元帅的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并请他向聂帅转交一封申诉信。聂荣臻看后非常重视，面示周均伦说（大意）：“我知道，丁盛同志在过去战争年代作战指挥是很英勇的，和平时期的工作表现也是好的，他在南京军区的情况我不怎么了解，‘二月逆流’后我就一直处于被剥夺工作权利的境地，尤其是他心中说的情况，我更不清楚，难以表示肯定的意见。面谈就不必了，我不便表态（1992年，聂荣臻病逝）。但确实事关重大，这封信你（周均伦）就转给军委。”
周均伦按照聂帅的指示转交了信件，并附上了聂帅面示的大意，此后由于分工的关系，他也就没有继续过问此事。应该说，聂帅是倾向于相信丁盛的，不然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而不必出面把他的信转交给中央。
丁盛申诉不能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呢？最关键的就在于，这三个人的口供一致，对当晚的回忆都把矛头指向了丁盛。而丁盛则指出：“办我专案的人员强调他们三人的口供一致，据了解，他们三人受审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未隔离，要串供是很容易的。”
1998年5月，85岁的丁盛（99年病逝）给徐景贤写了一封信。虽然徐景贤的“证词”改变了丁盛的人生，但丁盛还是以极大的宽容大度，先是对他热情问候，然后讲述了自己的现状，最后恳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贤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当年那段“口供”或者“证词”的来历。
丁盛写道：“如前所述，给我定罪的理由是1976年8月8日我同你们三位的会面与交谈，而唯一的证据则是所谓你们三人的‘证词’……”信发出后，徐景贤却一直没有回应。一年后，也就是1999年9月25日，曾经闻名四野、在瓦弄之战中蜚声国际的“大胆将军”丁盛在广州去世，享年86岁。
2004年，徐景贤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并在序言中自称此书“忠于事实，对历史负责”。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书中，对于76年8月8日也发生的那次重要“密谈”，他却只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