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殖民拉丁美洲的300多年时间里，留下了大地主大庄园主以及天主教会这样的遗产，于是拉美各国自立门户后，陆续形成了考迪罗制度，即拉丁美洲特有的军阀、大地主大庄园主和天主教会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独裁制度。表现为在经济上依靠大地产主大庄园主，在政治上依靠军人专政来维持其统治地位。以及对外投靠外国大资本势力，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反抗和进步民主改革运动。
虽然传统意义上的考迪罗制度在20世纪初因为以墨西哥民主革命为主导的一系列革命和改革运动而逐步垮台，但广义的考迪罗制度却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延续至今。具体表现为农村的大庄园主和城市的垄断资本家被迫同对权利诉求愈发增强的平民阶层做有限度的妥协，从而以现代式的政党轮换统治维持自身的主导地位。
今天的拉美国家中，之所以出现左派和右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剧性场面，根源就在于考迪罗制度的大行其道。因为社会结构的一潭死水，一般左派为上台纷纷对底层民众承诺根本无法兑现的高福利，然后因食言而肥最终被右派保守的军政府推翻，但问题是军政府虽然不误国，但却喜欢卖国，比如推行私有化并向西方开放市场，于是很快汇率失控，经济崩溃，然后民众呼唤左派上台，如此反复循环，国家长期动荡不安。
从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等后发国家的发展轨迹来看，在社会经济起步时，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至关重要，它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以及对有限资源的最大调度，确保国家在资本积累时能保持持续发展。然而，考迪罗制度的存在，注定了拉美各国根本无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而持续的政治动荡，又直接导致好不容易出台的政策难以延续。所以拉美国家难以吸引外国投资，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更不可能完成产业升级。
而没有产业升级，拉美各国就永远只能在初级产品阶段打转，并只能通过开放市场等极端短视的方式刺激经济发展，这意味着一旦国际市场波动，或者西方资本举起镰刀，拉美国家立刻一夜回到解放前，米莱领导的阿根廷，毫无疑问又是一次现身说法。所以在经过帝国主义几轮野蛮的收割后，拉美各国纷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
相比之下，美国在建国初就确立了各州让渡部分权利给中央的联邦制。后来的南北战争，林肯直接将美国定义为先烈浴血奋战的胜利果实而不是各州的契约，从而在事实上否定了各州自由退出美国的可能，同时强化了美国的中央集权。再加上两党制本质上是一党制的背景，于是美国不仅能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更能矢志不渝地利用三次工业革命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并最终成为一枝独秀的存在，于是美国与拉美的差距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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