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引言

1996年，有媒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母亲慌忙让我梳洗打扮一番，赶紧去见面。

从我家出去向东便是村口，村小学的大门便在那里。

我骑着自行车，刚走到小学的大门口，便看见女老师李红霞站在那里。

李红霞看到我，我伸手拦住了我说：“大山，你去哪里？你下来，我有话和你说。”

李红霞是我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但她向来性格直爽，风风火火的样子。

今天，她拦着我干什么？再说，我还要赶时间，没功夫和她瞎扯。

但我却不敢不停下来，谁让她有三个哥哥，一个比一个厉害，我可惹不起。

我下了车，有点不耐烦地说：“李红霞，我还有急事，赶时间，你干啥？”

她鼻子哼了一声说：“什么急事？不就是相亲嘛，今天你还真去不成了。”

“什么？你……。”我大吃一惊。

李红霞说：“你过来，我慢慢和你说。”

真不知道，她又要捣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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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叫王大山，我家的村庄就坐落在白河岸边，村上有百十户农家。

白河边上长着一人多高的芦苇，再往外就是高高的河堤。

河堤当时是一道如土龙一样的又长又高的土堆，两面坡上长满了野草，只有坡顶有一条土路。

再向外，便是槐树和柳树林，穿过树林，便是我们的村庄了。

白河在村庄西边，村子的东面便有一条大路，最早还是沙土路，后来改为柏油路。

但唯一不变的是道路两边高大的杨树，秋天时耸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是天地间最美丽的风景。

高远的蓝天之下，这一道风景一直绵延到天地交汇之处。

父母亲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母亲一连生了三个姐姐。

父亲都快绝望的时候，母亲又怀上了，那年是1975年，开始了计划生育。

父亲把母亲送到了山里的舅爷家，生了我之后才接了回来。

母亲经常说：“万幸，万幸，没想到最后一个黑娃是个带把的。”

母亲一回到家里，便被计生办的人拉去做了结扎手术。

村上人都叫我“黑娃”，不是我长得黑，而是我是超生的，开始不给上户口。

与我家刚好相反的是，村上的李家，一连生了三个男孩，结果75年又生了一个女孩子。

在村上和我一样被称为“黑妮”，她就是李红霞。

李红霞还比我大三个月，我们俩个在家里都是宝贝疙瘩，且从小就因为年龄相当，经常在一起玩。

但李红霞和我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出生的晚，和她的三个哥哥年龄相差很大。

她大哥大她十五岁，二哥大她十岁，三哥大她八岁。

所以，她是真得受宠，且货真价实。

她上小学时，大哥已经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了，她十岁那年，她二哥已经去南方打工了。

她三哥会酿酒，下学后就学了家里的祖传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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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红霞上小学时就很牛了，因为一个学校就她上学时带零花钱。

而且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五毛钱，五毛钱在当时能买一个大卤猪蹄子了，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

李红霞我俩关系好，她总是分给我好吃的，还授给我问家里要零花钱的经验。

她说：“我就不上学，父母没办法，就把大哥叫回来了，我最怕我大哥。”

“第一次他黑着脸吓我，我去上学了。第二天，我又不来了，大哥就用脚踢我。”

“我才不怕，他踢我一脚我走一步，踢我一脚我走一步，从村里到学校，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最后他给我二毛钱，我就高高兴兴来上学了。”

“后来，两毛钱不够，我又涨到五毛，我大哥也同意了。嘿嘿。”

我得了李红霞传授的真经，第二天，我也在家里闹腾，说啥不上学了。

结果，我父母都没搭理我，让我大姐送我上学，大姐当时上了初中。

谁知大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她不踢我，她一只手拧着我耳朵，我便老老实实跟着上学了。

太疼了，不走不行啊。

我和李红霞说了，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我是没有要来零花钱。

后来，我才明白，主要是家里太穷了，三个姐姐还在上学，哪有钱给我花。

人与人的差别就是这么大。

2

更让我无语的还有，李红霞整天欺负我。

她上学放学不背书包，让我给她背，她说我吃了她的东西，就要干活。

我也曾经有骨气地反抗过，但终究经不住她美食的诱惑。

后来，她的作业也让我给她做，我才不做，她威胁我：“我让我哥哥打你。”

我说：“你哥哥要知道了，看先打谁？”

这件事上她还算没犯糊涂，只好自己抄我的作业。

上了初中，我学习很好，李红霞反而是个学渣。

中考的时候，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李红霞却什么学也没考上。

后来，我上师范时，她在高中又混了两年，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回家了。

我原本以为我可心摆脱她的欺负了，人生的天空都显得明亮了不少。

结果，我师范毕业时，分回村里小学教书，李红霞听说我去了小学教书，她也要去当老师。

我以为她说着玩哩，谁知没两天，她真是去学校当了代课老师。

那时，她哥哥已经是村上的支书了，校长还得求着他要点办公经费。

李红霞是村上派的代课老师，工资都是村上出的同，校长何乐而不为。

李红霞教二三年级数学，以她高中生的水平，教小学生的加减乘除，她还是可心胜任的。

她的性格直爽，行事风风火火，我俩在一起，仿佛又回到了上学时的样子。

但又有不同，我们一直像哥们一样相处，但我俩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

我是公办老师，她是代课老师，身份不同了。

我常和她开玩笑说：“你看，咱俩一样干一天，我的收入是你的三倍。”

她却常对此嗤之以鼻：“我在乎那点钱吗？我要想挣钱，才不干这个。”

我相信她说的话，她二哥当时已经在南方台湾人开的工厂里是高管了，外面还做着生意，已经发了财。

回家来，把村子里的路都修了。

她三哥的酿酒坊，已经是快成酒厂了，生意也是好的不得了。

“那你来当这个破代课老师干什么？”我问她。

她便脸红了，吭哧半天才说出一句：“我喜欢，要你管。”

好吧，你是大小姐，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我也管不了，也没兴趣管。

那年我参加工作后，因为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子，父母对我的婚姻大事特别上心。

姐姐们都已经出嫁了，母亲总是念叨着：“大山啊，你什么时候能带个姑娘回家啊？”

父亲的烟斗敲得桌子梆梆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赶紧给我找个媳妇，王家这一枝就指望你了。”

我说：“我才21岁，你们着什么急？”

“21岁，你看你大伯家的王成，孩子都两岁了，你还好意思说，上学都上傻了你。”

母亲对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那年夏天，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说是隔壁村的姑娘，长得水灵，家境也不错。

媒人还说：“这姑娘可是有正式工作的，在南方的一个工厂里当管理人员。”

父母高兴得不得了，催着我去相亲。我虽然不太情愿，但也不想辜负他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