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曾明确提出：将日本列入15个“不征之国”，并拒绝跟其来往

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与防御寇匪、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洪武时期，山东海疆遭到了两种敌对势力的侵扰，一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一是寇匪，而后者的危害尤重。为了解决寇匪问题，明政府与日本进行了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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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海防外交的同时，明政府更注重海防建设，在山东海疆初步建立了以一所为中心、陆海结合的海防体系。海防卫所体系发挥了稳定海疆的重要作用，但其弊端亦是明显的，为其日后走向破败埋下了隐患。此外，明廷还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寇匪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

一、山东海疆的严峻形势

明朝自建立之初，我国海疆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多事之秋，受到了来自寇匪和海盗的严重威胁。

（一）张士诚、方国珍余部的叨扰

张士诚，江苏北部沿海泰州白驹场（今属大丰市大隆乡）人。方国珍，浙江中部沿海台州黄岩洋屿（今属台州市路桥区）人。他们起初都以贩盐浮海为业，后成为元末起义中各雄踞一方的赫赫人物。张士诚割据江浙一带，带甲数十万，辖地2000余里，南抵浙江绍兴，北到山东济宁之金沟，西至安徽北部，东濒大海，势力极大。方国珍盘踞浙东，控制了庆元（今宁波）、台州和温州，“益强不可制”。张、方义军对元末腐朽政权给予了沉重打击。

随着势力的日益壮大和元朝政权统治的灭亡，张士诚和方国珍又与朱元璋展开了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张、方义军多是沿海百姓，对海上情况颇为熟悉。当他们被朱元璋攻灭以后，其余部多逃亡海上，与日本海盗及国内其他势力相联络，继续进行反明活动。

（二）寇匪的侵扰

寇匪是13至16世纪侵扰我国利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主要由日本的武士、浪人和奸商组成。寇匪对我国沿海的劫掠始自14世纪初，经过这次受创之后，寇匪稍有收敛，“至是海隅遂安”。但明朝刚建立，寇匪又频频出没于我国沿海地区，成为明太祖的心头之患。

山东作为沿海省份之一，在洪武年间时常受到寇匪的侵扰。

洪武年间，寇匪对山东沿海的侵扰达9次之多。而同一时期，遭受寇匪侵扰的其他沿海地区，辽东为1次，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7次，浙江16次，福建4次，广东7次。可见，山东是罹受寇匪侵扰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唐中期以后，日本人多从筑紫岛横渡大洋直航长江口，到达宁波、扬州等地，中日间的航程大大缩减。一直到宋元明清时，这条航路舟楫络绎不绝，成为中日两国的交通要道。但传统的交通路线并未完全废弃。

元朝时，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间的往来因元世祖忽必烈征日而中断，但中日间的私人贸易仍然存在，一些日本走私商仍然沿传统的海路到山东登州港进行通商贸易。所以直至明初洪武时期，

由于历史原因，寇匪仍然选择较为熟悉的海路，频频侵扰我国沿海，山东自然成为寇匪侵扰的主要目标之一了

山东在洪武七年前受到的寇匪侵扰较为严重，而自洪武八年到洪武二十一年则未见有寇匪事件发生，洪武二十二年则又成为寇匪入侵的重要目标。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严峻的海疆形势，促使明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海防问题。为此，明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积极与日本展开外交，希图借助日本政府的力量打击寇匪，一方面注重军事防御，加强海防建设，构筑海防钢铁长城。

二、明政府消弭山东沿海倭患的外交努力

从我国历史上看，每一个新生政权在诞生之初，都面临着收拾残局、穏定政权的问题，明王朝也是如此。当时社会经济残破，国内局势动荡，北方蒙古残余势力和帖木儿帝国遥相呼应，伺机南下，海外诸国尚未朝贡，东南沿海罹受寇匪侵扰，急需解决。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百姓休养生息，明太祖吸取隋元穷兵题武的经验教训，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睦邻自固的方针，起初，明太祖就是采取这种外交策略来解决山东寇匪问题的。

洪武二年一月，寇匪入侵山东海滨郡县后，明太祖于同年二月六日，遣杨载等7人出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可见，明太祖遣杨载出使日本的目的，一是要求日本朝贡我国，和我国友好交往，二是强烈抗议日本政府纵容寇匪为害我国，要求日本政府戢禁寇匪，使我国百姓免受荼毒。这份诏书，措辞极为严厉，而且专门就寇匪侵扰山东沿海问题进行了警告。由此可知，明太祖对山东倭患十分关注。

明太祖的初次外交努力，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寇匪对我国的侵扰有增无减，而且自洪武三年后，劫掠范围从山东扩大到浙江、福建等省份。明太祖没有放弃外交尝试，又于是年三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持诏书出使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