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大战结束，徐海东带头违纪，毛主席耐心地讲了朱元璋和徐达的故事》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红军陕甘支队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取得了直罗镇战斗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老覃在多年前发布的《张学良为何倒向弱小的红军？毛主席制定的西北计划让他难以抗拒》一文中也提到：很多人受毛主席七律诗《长征》里面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影响，以为红军经历了长征，到达了陕北后，就功德圆满，迎来了新气象，从此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好日子。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说实话，当时陕北的条件太差了，民贫地瘠，物产不丰，人口有限，即使老百姓交出全部口粮，也难以养活14000余红军战士。
而蒋介石还在不断地调兵遣将，从四面八方摧压和围困红军。
可以这样说，毛主席他们面临的处境并不比当初被迫从江西苏区撤离时好多少。
老覃在更早的时候发布过的《徐向前回忆，若无西安事变，红军将继续长征，张学良却忌谈此事》一文中，还引用了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写的：“当时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
这个“新的战略转移”，其实就是另一个“新的长征”，而且，他所讲的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境况。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毛主席他们所面临的处境更加不堪。
如何才能打开局面呢？
毛主席雄才大略，从来不怨天，不怨命，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都自信能从容应对。
他提出了一个东征计划：兵进山西，讨伐阎锡山，将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以发展求巩固”。
但是，他的东征主张首先迎来了来自林彪的挑战。
老覃在一篇题为《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吵着要去陕南打游击，毛主席是怎么处理的？》的文章中讲到：林彪也认为困守在陕北只能是一条死路，必须向外发展，但他的发展方向却是陕南，他提出要到陕南打游击，并张口要毛主席把红军主要干部悉数调出，供他调遣。
毛主席致电对他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
这话，毛主席不但在给林彪的电报里说，还在瓦窑堡会议上说。
他不提日本还好，一提到日本，从苏联过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就被吓了一大跳。
李德回头捣鼓出了一份所谓的《对战略意见书》，诬蔑毛主席的东征是想挑起苏日战争，极力反对。
为此，毛主席不得不在会议上反复说明东征讨阎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意义，用最浅显不过的道理告诉大家，只有通过东征建起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连接起来，才能在山西筹款、扩大红军，进而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
毛主席焦头烂额、费心唇舌，终于让与会者明白和接受了他的意见，统一了认识，通过了他的《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确定的“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同意向山西和绥远等省发展的意见。
东征进军路线也很快被拟定，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正式组成。
然而，被任命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任总司令的彭德怀，却对毛主席的东征计划提出了异议，从中横插了一杠子。
毛主席瓦窑堡讨论东征计划时，彭德怀在甘泉前线指挥作战。
必须说明的是，彭德怀也对林彪南进的意见很不以为然，曾劝林彪说：“向南发展，就要同和东北军和西北军血战，还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对我们非常不利。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的3个军正对我们虎视眈眈，我们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
但他在接到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的电报后，回电毛主席，表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毛主席一看，气不打一处来，非常恼火，他生气地回复彭德怀：“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若干年后，毛主席在庐山上说彭德怀和自己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估计与彭德怀这一次的表现是有一定关系的。
不过，彭德怀在当时收到毛主席的指责后，还是迅速率总部工作人员冒着凛冽的寒风，第一时间赶赴清涧县靠近黄河的袁家沟，积极为红军东渡黄河做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