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吧，解放之初，刘宗敏式的干部实在太多了，这些数据让人触目惊心，加上当时杜勒斯提出：针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
而如今的事实证明：
这种 “和平演变” 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干扰。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包括苏联的解体。甚至如今的俄乌战争，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经济诱压等手段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也怪不得伟人一直在提防着资本主义思想复辟，一直在防止内部的变质和腐化，一直想通过发动群众、利用“人民运动”来防止这一争的发生。
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当中，已经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额达15亿元，贪污分子当中，财经企业部门402名，公安部门112名，共产党员105名，老干部79名，这还是在中央的眼皮底下，而且仅仅贪污现象中已经发现了一部分。
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仅一个公安分局就因受贿而将674个反革命分子无罪释放或取消管制，其中有19名特务分子，此分局的干部、干警受到了3514户商家的贿赂。
西北局检察院、法院纪检三单位已经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陕西省公安厅总务处挪用旧粮624万斤，其中借给私商已经损失者达118万斤，纪委一年半的时间共处理贪污退化错误的有1400余人。
西南区从1950年1月到1951年7月的不完全统计，贪污渎职案1400件，案犯3317名，共计盗窃国家财产110亿以上，粮食740余万斤，总计款200亿元以上。
南昌市税务局60人集体贪污，涉及商人282户，零商75人，一个粮食局局长，贪污20万斤米，从其老婆的鞋店查出12两黄金，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甚至有的干部勾结土匪杀人放火。
据群众反映：“这些人比国民党还厉害”
龙南建设公司开幕时请客70桌，还是经县委宣传部部长批准的，一些人对贪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那些艰苦朴素者被这些人讥笑为“牛列”主义。
华东地区各地的法院1951年从元月到11月间处理的贪污案件达到8000多件，涉及干部615人，贪污288亿元。
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从1950年6月到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高达1,242亿元，常州税务局85人，集体贪污2.4亿元，贪污活动达两年之久，行贿商会商户300家，华东区直接处理的 179件贪污案件和615名罪犯中，有老干部126名，共产党员116名。
甘肃省几个专区和兰州市及不完全的统计，贪污人数1177人，款数14.4亿元，省级各机关有500多人，贪污款数10亿元，贪污方式可谓是：机关算尽、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闻所未闻。
这些令人心痛的事实使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感到无比愤慨和焦虑。
此时，他想起中国农民革命史上，李自成功败垂成的那一令人痛心的一幕。1644年3月19日经过南征北战，打了几十年仗的李自成，终于率军从德胜门进入明朝的都府北京，那一天他神采奕奕，宏大的入城仪式和热烈欢迎的场面，把他映托的格外耀眼。
但是他怎么也不曾料到，经过了42天，他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败出北京，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成为历史上“革命失败”的典型。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革命胜利后，李自成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陶醉于歌颂之中，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对政策作出调整，不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和手段，立即制止政权领导层中迅速蔓延的骄傲和腐败。
“坚决不做李自成”
毛泽东提起了笔，在这份报告上写道：
华北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县书记张子善均为大贪官，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情对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党委提出警告，必须严肃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的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做一场大的斗争来处理。
所以才有后来发动的“三反、五反”的运动，三反的运动有力遏制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的蔓延，保证了新生政权的稳定，促进了全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健康发展。
或许“三反五反”运动成功，多少也影响了后续群众运动的发起吧！更具代表性的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则《红墙大事》有专刊描述！此则表明了一个决心，决不做李自成，谁想当刘宗敏，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