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邵艺辉导演的轻盈精致，尹丽川导演更为粗粝、直给。与其他三位女导演不同，尹丽川导演是唯一做母亲的人。从写诗的文艺女到母亲的转变，让她深刻地意识到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着对女性共同处境的强烈共鸣。因此，尹丽川是女性主义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一位导演。“母职应该被感谢、被分担，但不应该被歌颂。歌颂母职，意味着把母亲的身份凌驾于作为个人的身份之上，这会把母亲们置于不得不牺牲自我的困境里。”
《出走的决心》讲了一位普通女性不幸的婚姻、被母职困住的前半生。它直面结构性的压迫，三代母女之间有爱，有母职绑架，有爱与责任、与个体自由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有不得已发生的伤害。
尹丽川以略显笨拙但朴实的方式，反抗天然的母职绑架，反抗家庭与婚姻强加于女性的无形枷锁。它拥抱直观的故事，拥抱直接的情绪，拥抱浅显的女性表达，是一部普通女性都愿意看、看得懂的电影。03同样是喜剧演员出身，如果说沈腾的电影以离谱的设定包装严肃的议题（比如《抓娃娃》），那么贾玲则是以真诚激起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目前贾玲的两部导演作品，都与自己的切身经历相关联。《你好，李焕英》是对母亲的眷恋，《热辣滚烫》是对自我的重塑。
可以说，贾玲带来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真诚，并以自身真挚的情感表达补足导演能力的缺陷。
不同于邵艺辉轻盈的嬉笑怒骂、尹丽川直给的反抗精神，贾玲将自己的心掰开了、揉碎了融于人物，平视苦难，又不服于苦难。比如《热辣滚烫》，每一个在谷底待过的人，孤注一掷搏过的人，跌倒又爬起来过的人，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共鸣。
但这不单单是情绪价值的胜利，而是类型化之外的能量补充。《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都是标准的喜剧片，也是标准的合家欢电影，让人边笑边揪心。
04相较于前三位，殷若昕导演关注的一直是弱势群体、边缘人的苦难。《我的姐姐》通过罗列重男轻女、扶弟魔、性骚扰等女性处境典型瞬间来堆叠情节，愤怒的情绪被无限放大；《野孩子》捕捉到了生而不养的情绪痛点，悲悯之感蔓延整部电影。
换言之，话题性是殷若昕导演的杀手锏。她以女性视角观察生活中的苦难，用细腻绵柔的手法表现沉闷严肃的社会议题。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男导演作品里少见的自然、灵活、松散的诗化叙事外貌。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话题性大于故事的做法，似乎是一种自我怜惜式的表达。它像一面自怜自恋的镜子，从人物的苦难中照见创作者和观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