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沔阳县城发生离奇一幕。
在万人公审大会上，九名囚犯背负着双手被带下卡车，绑上了刑柱，等待着人民的审判。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枪决，台上前八个人都瑟瑟发抖，冷汗如雨，唯有最后一人始终高昂着头颅，怒目圆睁，毫无惧色。
在此人背上插着的标签上，写着七个大字“洪湖大汉奸黄标”。
刑场周围的群众对着黄标议论纷纷，在20到40年代里，黄标可是洪湖一带响当当的人物。
黄标出身穷苦，为了活命，自幼被父母过继给了亲戚。11岁时，黄标在跟着母亲讨饭时不慎走丢，被深山老林中一位道长收留。跟着道长学了三四年的武艺后，黄标下山回家，却发现母亲早已经因思念自己过度，哭瞎了双眼。
黄标为此非常难过，每天给母亲端茶送饭，常伴母亲膝下，不久还娶了一位书香门第的女子为妻，生了三个儿子。
由于性格豪爽，身手不凡，黄标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帮好哥们。为了抵制苛捐杂税，黄标召集了几百名乡民，发起了农民运动。失败后，黄标毅然带着队伍参加革命，被推举担任经互会主席、海关登记处主任等职务。
1932年，黄标机缘巧合救了当地一个寨主的侄女。寨主见黄标为人仗义，将他定为自己的接班人，自此黄标成了洪帮老大。因为经常拔刀相助，劫富济贫，黄标被当地的老百姓尊称为四哥、四爷。
谁能想到就这样一个人，在日寇占领沔阳之后，被汉奸拉拢，当上了日本人的保安队副大队长，后来还被任命为清剿大队长。不但有游击队长在他手中丧命，还有不少得了流感的妇女被他关在家中，以免日军染上病。
黄标给日本人卖命的消息传到家乡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以他为耻，族人们更是将他的名字从族谱中剪去。老母亲不堪满村的污言秽语，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请亲家帮她写遗嘱，其中满是对逆子的声讨之词。
几天之后，黄标的老母亲趁人不备，上吊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黄标不到10岁的儿子黄忠汉虽然年纪小，但也知道汉奸可耻，打心底里瞧不起父亲，也从不喊他一声“父亲”。后来干脆改名换姓，一个人跑到武汉流浪。
正是因为这一段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运动中，黄标被作为旧政权的头面人物抓了起来，并要将其正法。
随着监斩官一声令下，行刑的战士依次端起枪来，对准了刑柱上的囚犯。“砰！砰！砰！……”第八声枪响过后，眼看就要轮到黄标，一辆吉普车朝着刑场飞驰而来，车上的人甚至都来不及下车，就扯着嗓子高喊道：
“枪下留人！枪下留人！”
一时间，全场所有的目光就集中在了吉普车上。只听吉普车发出刺耳的“嘎吱”声，一名警察在汽车扬起的尘土中跳下车来，手里挥舞着一张电报冲着监斩官跑去。监斩官示意行刑的战士先放下枪，然后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速送黄标同志回省。省公安厅厅长陈一新。”
监斩官沉思了片刻，下令将黄标释放。黄标坐上了警车，风尘仆仆地去了武汉，自此便没了消息。
1954年，黄标当年那个跑到武汉流浪的儿子黄忠汉，转业回到了武汉。原来，黄忠汉在武汉流浪了一段时间后，就考入黄埔军校去了四川。刘邓大军入川后，黄忠汉随同期学生起义，到绵阳军分区当了一名作战参谋。
回到武汉之后，黄忠汉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被以“叛变革命，充当汉奸”的罪名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并且在1953年已经病死在了武昌监狱。对于父亲的死，黄忠汉本来并没有什么感觉，觉得父亲是罪有应得，可当他在表弟家中的一本书上看到：
“……我们派遣了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打入到伪军里面去工作，如黄标、刘凤亭就是我们派进去当了伪军自警团长和副团长的……”
那一刻，黄忠汉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自此走上了为父亲正名的道路。终于在1980年，武汉市公安局下发了关于黄标的平反决定。
原来，当年黄标投靠日本人，是受李先念指派，打入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至于游击队长丧命黄标之手，其实是黄标暗中找了一个本就该执行死刑的人，换下了那个游击队长。不但救了自己的同志一命，还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
而患病妇女被黄标关在家里的情况，当时日本人本打算将那些妇女一并烧死，是黄标挺身而出，以“尊重乡土民风”为由，将她们全都放了回去。
除了保护自己的同志和乡民外，黄标还暗中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借口为日军运送物资，肃清了水路上的土匪，设卡收税再偷偷交给新四军。
遗憾的是，虽然黄标被公安厅长从枪口上救了下来，但还是阴差阳错被判刑投入监狱。
在组织上为黄标平反后，洪湖当地为黄标举行了昭雪仪式，黄忠汉和家人为父亲做了一块墓碑，每逢清明都会回乡扫墓。2014年，黄标的骨灰被迁葬到烈士陵园，父亲终于得到正名，黄忠汉也了却了一桩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