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
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最近“不约而同”地刊发文章，提到作为美国爱国主义源泉之一的“美国例外论”，正在美国尤其是其年轻人群体中“迅速消亡”。其中一篇文章援引1976年以来一项在美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民调，称其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67%的美国高中生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好的；但到了2022年，已经只有27%的受访者这样认为。而且，这种下降势头是持续性的，与美国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或者经济繁荣还是衰退，都没有明显的直接相关性。
这种状况表明，美国年轻人对美国政治制度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Z世代”尤其相信需对美国进行根本性变革，甚至包括政治文化基础的改革。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致：
一是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例外论”的前提是“美国优越论”“美国特殊论”，这些理念基本都认为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较之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优越的存在。18世纪下半叶立国之初，美国是当时还普遍处于王朝时代的世界中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之一。美国的优越感和危机感同时存在，并且相互提供动力。“美国例外论”既是美国立国的思想基础，也是美国在王朝时代的世界中保护自身主权和政治安全的主要思想武器。
二战以及冷战结束后，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体系迅速“西方化”“美国化”。美国也试图将“美式民主自由人权”描绘成“普世价值”，借助包括颠覆别国政权或直接发动战争在内的种种方式向外输出。但其中的悖论在于，恰恰是这种被标榜和包装出来的普世性，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式民主的特殊性和所谓“优越性”。“美国例外论”随之渐归普通，美国也从曾经自诩的“山巅之城”变成“群星之一”。
另外，美式民主自我标榜的“普世性”并没带来经济繁荣的“普世性”。很多政治上完成“美国化”转型的国家，经济上却没获得美国式成果。这让美国人曾普遍持有的“美国繁荣是因为美国民主，美国民主是因为美国繁荣”的叙事面临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民主与繁荣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像他们所长期信仰的那样。美国的繁荣可能更多得益于政治制度以外的因素，比如地理、资源等。美式民主政治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条件，但非充分必要条件。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再次授予制度经济学派，但该学派也只能得出“没有制度保障就没有经济繁荣”的结论，却得不出“有了制度保障就能实现经济繁荣”的结论。这一变化，在美国国内刺激进步主义思潮迅速扩张。进步主义主张尊重少数群体、强调平等理念，与“美国例外论”中自我标榜式的高高在上格格不入。也正因如此，美国民主党群体中对“美国例外论”的支持度要远远低于共和党群体。
二是美国民众的现实处境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渐趋失衡。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与民众的生活水平世界排名具有明显的统一性。换句话说，美国成为第一强国不仅仅是因为本国国际经济地位居首，还因为美国民众的经济地位也居世界前列。当时，美国失业工人获得的失业津贴甚至都能高于一般第三世界国家中上阶层收入。但现在，美国中下阶层民众的处境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领先之间已经开始严重背离，这让“美国例外论”在国内失去经济支撑。很多美国人尤其年轻一代，缺少美国获得冷战胜利的“光辉历史记忆”，对美国力量的“优越性”认知不详，对“美国例外论”的认同自然有所减弱。
美国年轻群体的社会心理变化，无疑将会通过美式选举投票等政治参与机制对美国国内政治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并有可能通过美国外交战略与实践的变化传导到更广泛的层面。
“美国例外论”影响力的下降可能会使美国输出美式民主以及对外干预扩张的冲动减弱。这意味着美国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性或将减轻，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相应地有所加快，各国之间关系更趋平等。当然，美国目前仍是世界第一强国，国际社会期待美国能在全球治理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但进一步走向战略收缩，将意味着美方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承担大国义务的能力和意愿等都会有所下降，这同样不利于国际社会协力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等问题。一战结束后，美国退出自己倡导创立的“国际联盟”，回归孤立主义传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缺席当时最重要的国际治理机制导致“国际联盟”失效，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之后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当时美国试图逃避国际义务、避免卷入战争的做法，最终也没能让它从战争的渊薮中抽身。
因此，国际社会实际上是期待着美国能以平等、平和、平衡、平稳的心态看待世界，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作为多极化世界的一员，美国也应积极承担自己的大国责任与义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道，共促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共赢发展。这个世界是大家的，国际上的事就应该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努力为此作出积极贡献。（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