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多了不少恶性事件，让大家出外都心有余悸。
记得很久以前，“车匪路霸”、“飞车党”那可是出了名的狠角色。特别是在90年代末到2000年初那会，广州那边可没少被这“飞车抢劫”给闹腾。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从1997年到2006年，光广州就发生了1.5万起这样的案子，伤的伤，死的死，加起来好几十号人。
那时候正是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时候，好多年轻人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本想着能混出个名堂来，结果一看，日子难过得很，干脆就豁出去了，走上了歪路。
记得 90 年代那会，我刚出来闯荡的时候，一提起传说中的“车匪”就心惊胆战的。那时候坐长途汽车，现金都得藏着掖着的，生怕被人给惦记上了。有时候，车上还会碰到骗人的把戏，半路上就被司机给轰下车，非得去他指定的停车场“消费”才行。
那时候的火车站简直就是个是非之地，乱得很，谁去了都得提心吊胆的。沿海那边的走私也是猖狂得很，好多不法分子在那儿浑水摸鱼。
说到人贩子，那时候也是多得很。为啥呢？穷人多啊，娶不上媳妇的多了去了，自然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还有拐卖儿童的，那时候计划生育抓得紧，有的人家就想着法子要男孩，结果就给了那些坏人可乘之机。
这些事情闹得实在是太大了，上头看不下去了，于是就搞了个“严打”。这“严打”啊，全名叫做“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从1983年开始的。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城市里待业青年那是一抓一大把，抢劫、强奸、谋杀这些个恶性案件也是层出不穷。
上头一看，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就下了狠心，来了个为期三年的“严打”。
那时候的“严打”是挺严酷。现在咱们看来可能觉得就是些小事，但那时候说不定就得判个重刑，甚至是死刑。
那时候讲究的是从重从快，跟萝卜快了不洗泥似的，结果，就难免会有冤假错案。
老话说得好，“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就算没碰上“严打”，还有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这些冤案。
在那个特殊时期，这种事儿可不少见。
不过，第一次“严打”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所以后来就又搞了好几次。
“严打”可不仅仅是把罪犯给抓起来那么简单，它还能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让那些想犯罪的人心里打鼓，不敢轻易出手。
1996 年，又开始了第二次“严打”。这之前有个事叫砸烂“三铁”，就是国企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都不保了，好多工人下岗。这一下子，可就有不少“工人阶级”失去了保障。
还有就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大案要案，像李沛瑶遇害案、鹿宪洲案和白宝山案等等。李沛瑶那可是副委员长啊，竟然被入室抢劫的歹徒给杀了，这事可真是罕见。
到了世纪之交，又有了第三次“严打”，被称为“新世纪严打”，听说主要是冲着“黑恶势力团伙”去的。
然后 2010 年，又来了第四次“严打”，重点打击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爆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等这些违法犯罪活动。
“严打”的特点是相当明显的，集中力量、快速行动、声势浩大。这不仅仅是为了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起到震慑作用。
说实在的，这震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实现了的。就拿飞车党来说吧，后来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不过，也有专家分析说，飞车党的减少跟经济发展也有关系。你想啊，那些想当飞车党的，随便找个活干就能挣着钱，谁还冒着坐牢的风险去抢啊。
技术的发展也让一些犯罪活动没了市场。比如说电子支付普及了，现在大家出门都不怎么带现金了，小偷想下手都没地儿下。
还有，现在的摄像头到处都是，想干点坏事儿可不容易了。
距离最近的一次“严打”都过去 15 年了，“严打”这个词好像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不管是“严打”的震慑效果好，还是经济发展让社会更安定，反正啊，这几十年下来，咱们老百姓的安全感那是实实在在提升了。
跟安全感提升一块儿来的，还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老百姓收入的提高。
说白了啊，安全感提升跟经济发展那就是相辅相成的。
这 15 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吧，以前是“高速发展”，现在讲究的是“高质量发展”，速度虽然慢了点，但是质量上去了。
还有，15 年前小汽车还是稀罕物，现在满大街都是，有时候还能成为犯罪的“武器”。
拿汽车当武器去犯罪，这跟以前的犯罪形式可大不一样了。以前偷东西、抢劫啥的，都是冒险挣点钱，还得小心翼翼怕被抓。就算是飞车抢劫，那也是抢完就跑。
可现在用汽车犯罪，那可就跑不了啦，车上都有车牌，摄像头一下子就能拍到，这简直就是“实名作案”。
这种犯罪的震慑效果咋样还不好说。不过，不管震慑效果怎么样，国家肯定不会不管的。
社会就像一辆大卡车，有时候会刹车有时候会加速，有时候会遇到红灯，有时候会剐蹭到别人。
咱们老百姓能安全地坐车上不被甩下去，路上的人不被碰到，就算是幸运的了。
在社会变迁的这个过程里，发生了好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故事。
如果大家能平平安安地回头看看这些故事，或者往前憧憬一下未来，这也是一种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