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官场是可以卖官鬻爵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以至于卖官成为一场正式收入，在道光一朝，一年卖官的收入高达三百多万两白银，虽然封建王朝什么都卖，但唯独一种东西不卖，那就是科举，而且对于科举腐败一律严惩不贷，《大清律例》规定：“考试官、同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
众所周知，晚清的一桩科场案，让年少的周树人（鲁迅）遭遇家庭变故，就此家道中落。
鲁迅在自传里面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具体是什么变故，鲁迅肯定不会告诉你，因为难以启齿，也是因为太丢人。
家道中落之后，鲁迅又回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可以说，周家的突然衰败，让鲁迅尝尽人间世态炎凉，过上了靠典当度日的生活”。但这谁也不怨，就怨周家自己。
具体原因是在光绪十九年的浙江乡试，周家行贿案。
鲁迅的祖父名叫周福清，自幼就品学兼优，在同治十年，33岁的周福清考中辛未科三甲第十五名，殿试入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经吏部考核，36岁获准任江西金溪县知县。在任金溪县知县期间，周福清为官清廉，处事公允，应该说官声不错。或许是能力不行，或许不为上官所喜，六年之后，两江总督沈葆桢（林则徐女婿）罢黜了他的职务，而后周福清四处求人意图起复，但效果并不理想，虽然出任了一些官职，但都是一些、校对官，会典馆校对官、协修官”等职，光绪十九年周福清奶奶去世，周福清遵循丧制，回家奔丧、守孝三年。
而意外就出现在周福清守孝第二年，光绪二十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开设恩科取士浙江乡试如期举行，本届主考官叫殷如璋，他和周福清是同年进士，两人算是熟人。
某日，五个同乡因为知道主考与周福清关系不错，于是就请周福清吃饭，席间说明了来意：准备花钱为孩子们求取功名，这五个同乡深知自家的孩子是学渣，通过正规渠道肯定考不上，他们便剑走偏锋，五家共同兑了一万两银子，准备向主考官行贿，想利用周福清这层关系，托他去贿赂殷如璋，多少关照一下这五个孩子。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五个人里就就包括鲁迅的伯父周伯宜，周福清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所以他迫切地希望“望子成龙”。希望儿子可以和自己一样，能够考取功名，走上仕途，所以他把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可惜，儿子周伯宜考了个秀才后，连续多次参加科举，却屡试不第，后面的多次乡试都失败了，最后一直闲居在家。无奈之下，周福清只能另想出路。恰好遇见朋友请托，这样，既帮助了亲友们，又解决了儿子的功名，自己又不用出银子，真是一举三得。但这钱，周福清肯定不能亲自送，容易引起他人的怀疑。
于是，周福清就叫下人陶阿顺亲自把这个信封交到殷如璋的手里。信中有“凭票付洋银一万元整”的字条，是许诺的贿款；另一张纸写“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为暗号。显然，这是一种作弊手段。
殷如璋收到信封后，就立刻明白了，这都不叫事，当时满清已经腐败透顶，这种请托很正常，于是殷如璋就让陶阿顺先回去。没想到，耿直的陶阿顺突然返回来，向殷如璋要收条。殷如璋看这事，一下子摆到明面上了，舞弊之事即将败露。作为官场老油条，就立刻撇清关系，说自己以为只是问安信，根本不知道里面有银子，殷如璋当即翻脸不认人，将陶阿顺连人带信送到府衙审讯。
周福清得知陶阿顺被抓，自知大事不妙，吓得撒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到上海，想避避风头。事情到了这一步，并没有完全恶化。当时的大清已经烂到了根里，官场行贿索贿靡然成风，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没必要抓着周福清不放，况且事情没有造成危害。
苏州知府装模作样地对陶阿顺进行了一番审讯，说他精神不正常，扰乱公共秩序，象征性地判了他几年有期徒刑，而对周福清却没有任何处罚，那边在上海的周福清还毫不知情，整天生活在忐忑不安之中，他都快要抑郁了。
就在这时候，周福清找到一个陈秋舫的亲戚，陈秋舫的岳父就是周家的人。周福清找到陈秋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讲了出来，并恳请陈秋舫回老家去帮他打探一下消息。陈秋舫因家中无财，万般无奈做了周家的上门女婿。陈秋舫表面上不说什么，心里其实早就恨透了周福清一家。
现在周福清落难了，陈秋舫瞅准了机会，他收下礼品以后，直接进京，把这件事捅给了朝廷。光绪接到举报以后龙颜大怒，下令严厉追查这件事。在这种情况系啊，周变卖田产，不停地送钱送物，拼命上下打点，最终周福清关押了9年，仕途尽毁。其子周伯宜没捞着举人，连秀才的身份也被革去，从此闲居在家，染上重病。此事使周家就此衰败。
纵观清代科场之狱，周福清贿赂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有清一代，科举制度不仅是通往权力、名声和财富之路，也暗藏了考生的投机取巧、官场的腐败交易以及帝王的挟势弄权。有清一代贿选贿考比比皆是，身陷科场案的考生，妄想走捷径翻越眼前的高山，一不小心就摔得粉身碎骨。对于读书人来说，金榜题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有的人心甘情愿为功名奉献一生，还有些人动了坏心思，愿意铤而走险，导致科场案屡禁不止。
乾隆二十三年，顺天府举办一场考试，选拔满、蒙童生。顺天府是清代京师重地，按照定制，八旗子弟中的童生通过考试后，可入顺天府学，列为生员，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当时，有个叫海成的童生，考前和枪手以五百两银子约定，叫人放信鸽传递考题答案，可到顺天贡院应试时，他才发现考场如牢狱般规则森严，考生之间根本没有机会交流。海成见没机会作弊，恼羞成怒之下大闹考场，煽动近百名考生罢考，导致这这次考试没有正常完成。
事后，御史上奏乾隆说明情况，乾隆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即让刘统勋（刘庸他爸）查案。虽然阻力重重，终于查清情况，还搜出了好几个夹带字条的童生。乾隆帝看完报告之后，海成处斩，其余跟随海成闹事的考生和搜出夹带的考生永远不许再参加科举。对于其他与舞弊考生相关的人员，乾隆谕令“应悉审明，按律重拟治罪”。
乾隆四十八年，广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栋之子岑照赴省城参加乡试。考试前，岑照拜访永安州知州叶道和，请他帮自己找个“枪手”，也就是找人代考，并承诺将以重金酬谢。
叶道和满口答应，找到好友曹文藻，让曹文藻混入考场内当“书办”（管办文书的属吏），找机会代替岑照考试。“枪手”曹文藻是个才子，信心十足地接过任务，这一趟下来，可以赚300两银子。可问题就出在，曹文藻这个“枪手”当得太好超水平发挥，岑照竟然高中解元（乡试第一名）。
可专管本省教育的广西学政于鼎对考生岑照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岑照的才学有几斤几两，一个大专生能考上北大，这不是开玩笑吗，于是就将此事上报给了广西巡抚。不久后，真相大白，朝廷极为震怒，乾隆当即下旨：岑照、叶道和立即处斩，“枪手”曹文藻秋后处决。永安州知州也被处死，可见乾隆帝的杀伐决断。
嘉庆三年，戊午科湖南乡试，有个叫傅晋贤的考生也靠着作弊“考中”解元。当时傅晋贤花钱请考场的书吏樊顺成帮忙。樊顺成收了钱，私下伪造考官用的印章，到试卷评审完毕、还未公布名次之际，樊顺成和同伙将排在第一的试卷偷偷抽出，将其与傅晋贤的考卷交换。放榜后，傅晋贤果然位居榜首。
巧的是，原本排在第一的那名考生和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相识，考完后就将考场所答诗文默写一份，呈送给罗典。罗典亲自点评，并断言他此次中举必得第一。于是，当罗典得知解元的名字是傅晋贤时，也就没有在意。可一看卷子，居然一摸一样，立即知道是别人掉包。
罗典立即湖南巡抚衙门举报。学政不敢大意，结果很快查明，考生傅晋贤向书吏樊顺成等行贿，通过割换试卷的方式，窃取了解元身份。远在京城的嘉庆帝下达御批，将傅、樊等舞弊人员处死，并将解元名分还给那名受害考生。
到了光绪年间，周福清行贿未遂的案件发生时，科场案已经掀不起太大风浪。此时，就连科举制度这艘千年的巨轮，也已进入沉没的倒计时。而周家后人此事后，再也无力支撑这个大户门面，只能分开过活，鲁迅则跟着母亲搬到乡下外婆家里，受尽了轻蔑和欺辱。周家由此开始衰落，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世家大族终于走向了消亡的命运。周福清是一步错，步步错，不但断送了家业，也使十三岁的孙子鲁迅很早就看清了人间百态，世态炎凉。有些“捷径”不能走，因为它的代价，极有可能是你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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