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汉书》在匈奴专传开篇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后世文献的相关注解中多认为，这些古族名是匈奴主体更早之前的族名，或为同名异译。冯家昇据此统计匈奴的异名有32种之多。对此问题的讨论，涉及“匈奴”这一族名的内涵，以及其是否与这些古部族在族源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对“匈奴”族名和族源的梳理很有必要。
“匈奴”之名出现于文献时，其所指代的族体的内涵并非单一的部族，而是包含了众多的古族成分。匈奴族名形成于何时？是他称还是自称？古籍文献之中频繁出现的“胡”与“匈奴”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加强对匈奴早期发展脉络的认识。
“匈奴”族名形成的时间
“匈奴”之名最早出现在先秦的典籍中。《逸周书》第五十九《王会解》记录西周正北有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戎翟、匈奴、楼烦、月氏、东胡等族，成周诸侯大会时，四方名物之中有“匈奴狡犬”，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始称《逸周书》。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卫辉市西南）发现了战国魏安釐王墓，出土有此竹书。《逸周书》是记载周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司马迁和班固在编写史书的过程中均征引过此书所记载的材料。魏安釐王死于公元前243年，故《逸周书》当在此之前问世。但是其具体成书的年代未有定论，其中书成于春秋战国的结论较为集中。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中据《逸周书》的年代，认为“匈奴”之名在夏商时代就已经出现；何光岳亦认为，匈奴在商朝时期就是商代边远属国。另外，有学者认为，《逸周书·王会解》中同时列举了“莎车、月氏”等汉朝以来熟知的族称，因此《逸周书》是战国以后撰写的，其在商代就已经形成是不能成立的。也有认为《逸周书·王会解》的著作年代更晚，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这些古族虽然在汉代以来才被中原熟知并因此被记录于文献，今人对其相关史事的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但是不能认为古人听闻这些古族也只能是从汉朝开始。《史记》《汉书》记录“月氏”“莎车”史事，并不能说明在此之前的中原朝代对他们是一无所知的，《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载恰恰说明，至晚在其成书的年代，中原对“匈奴”“月氏”“莎车”等古族已有耳闻。正如余太山所言，《逸周书·王会解》中所列古族可能是战国时北方游牧部族的总名单。因此，并不能据此否定通过《逸周书》来判定“匈奴”之名形成时间的做法。
除《逸周书》之外，《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司马迁《史记》提及此书，《汉书·艺文志》亦收录书目，最早整理《山海经》的刘向、刘歆父子认为此书是三代时所作。另甘公、石申《星经》卷下记载：“主北夷、丁零、匈奴之事也败臼。”《星经》是战国时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所著《天文星占》和《天文》两篇著作，《汉书·律历志》将两书合为一书，又名《甘石星经》。甘公的活动年代在前4世纪中期，石申稍晚于甘德，是战国中期人。后世也有对《山海经》和《星经》年代存疑者，但尚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因此最早判定三书成书年代的刘向的观点当是值得尊重的。以上先秦典籍都提到了“匈奴”，说明在三书写作时期，已经有了“匈奴”之名。虽然由于三书具体成书年代的不确定性，无法就此确定“匈奴”名称出现的具体时间，但是既然《逸周书》在辑录西周史事时谈到了匈奴，且其在战国初期已经成书，而按照刘向的看法，《山海经》亦成书于三代，则“匈奴”之名在周朝时期已经出现。又据《甘石星经》的成书年代，“匈奴”之名最晚当不会超过前4世纪中期已被中原所知，其形成时间应该更早。
关于“匈奴”之名出现的时间，对《史记》和《战国策》中匈奴具体活动的考察可做出大概一致的判断。最早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匈奴史事发生在周慎靓王三年（前318），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这一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在此之后，《说苑·君道》有“匈奴驱驰楼烦之下”之语，此事发生在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左右。再往后，匈奴的史事已经比较明确了，概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匈奴已经成为赵国边境上的强敌，赵国名将李牧常年驻守边境以“备匈奴”，燕国大臣也有了“北讲于单于”以抗秦国的想法。以上可见至晚在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初期，匈奴对于中原而言已经不是有所耳闻，而是颇具实力了。当时匈奴作为一个较强大的部落联盟，其发展过程一定是阶段性的。因此，在匈奴可以与中原相抗衡之前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且在被记录于史册之前必然已经被中原有所了解，因此史书中才会出现与其联合、对其防御等内容，若在此之前北方诸国对这个部落联盟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的群体一无所知，匈奴就不可能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并被载入史册。所以有理由认为，至少在此之前的若干年里，“匈奴”族称已经出现，他们与中原诸国发生了或多或少或密或疏的联系。因此，匈奴最早的活动被记录的时间，与上文先秦典籍中所反映的“匈奴”族名出现不应晚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或者更早是契合的。
“胡”与“匈奴”的关系
除了“匈奴”族名之外，文献中还有一个与“匈奴”密切相关的称谓——“胡”。秦汉时期，“匈奴”与“胡”互称有很多例子，如秦始皇时期，有“亡秦者胡也”的传闻，秦始皇由此出兵讨伐匈奴，显然，当时的“胡”即指匈奴。贾谊在《新书》之中，数次提到匈奴，同时又将匈奴人称为“胡人”，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在《史记》和《汉书》中，这种互称和对等的例子就更多了。因此关于“胡”的称呼，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秦汉以来“胡”即“匈奴”。而从东汉末年开始，随着南匈奴的南下，以及之后乌桓和鲜卑的南迁，“胡”逐渐成为内迁北方民族的泛称，乌桓、鲜卑、羯、氐、羌等都有被称为“胡”的记载。
问题的分歧在于，战国时期，“匈奴”与“胡”是什么关系？对此，一部分学者认为，“胡”在战国和秦汉时期都是专指匈奴。例如，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说“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冯家昇认为“大抵胡系匈奴之急读”；曹永年《关于柔然人的民族成分——答〈蒙古族源之新探〉》认为，“胡为匈奴之异译，看来是正确的”；李春梅《论战国之“胡”为匈奴专称》中认为，“‘匈奴’称谓出现前，以‘胡’称在北方崭露头角”等。可见以上学者主张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的“胡”指的就是“匈奴”。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的“胡”是北方各族的泛称，到秦汉时期才专指匈奴。例如，吴荣曾《战国胡貉各族考》、陈勇《〈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吴洪琳《“五胡”新释》等，都主张此说。
相关的文献中，涉及战国时期“胡”的情况，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记载。例如，《史记·赵世家》记载关于“胡服骑射”的事情时，提到“北有燕，东有胡”；《史记·匈奴列传》提到燕国秦开“为质于胡”，“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按照当时的局势来看，此两处“胡”为东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也不可否认，战国时期以“胡”指称匈奴者相对更多，更加明确。例如，《史记》记载，秦国、赵国、燕国在先后灭义渠、林胡、楼烦、东胡之后，筑长城“以拒胡”，同时提到“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以行文逻辑来看，三国北与匈奴相邻并修筑长城以阻挡“胡”族南下，此处“胡”即匈奴。《周礼·考工记》中记载“胡无弓车”，东汉郑玄注当时之“胡”为“匈奴”，可见东汉时期已经有了战国甚至更早之前的“胡”指的是“匈奴”的认识，而“东胡”的称谓也被看作是“在匈奴东，故曰东胡”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胡”与“匈奴”有混用的迹象。战国时期，正是匈奴崛起的关键时期，随着匈奴势力的不断强大，其逐渐成为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代表，以“匈奴”命名的统一政体正在形成，这同时也是中原将活动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皆视为“匈奴”——“胡”的过渡阶段，因此在一些情况下， “胡”也包含了其他北方古部族是可以理解的。
就二者的具体关系而言，何震亚认为，匈奴的名称原为“hun”的发音，汉语音译作“匈”，“奴”则是附加表示贱视的词语。冯家昇亦认为“胡”是匈奴的自称。以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二人的观点是比较可信的。对于“匈奴”自称为“胡”，中原人大抵是知道的。仅在《史记》和《汉书》之中，称呼“匈奴人”为“胡人”的就有20余处，如“数月，胡人去，亦罢”；“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等。汉简中也有很多以“胡”指称匈奴者，如“甲渠侯破胡”“破胡燧”等多处以“破胡”为人名或地名者，颜师古在《急就章》“郭破胡”条下有注“破胡，言能破匈奴”；《额济纳汉简》中多处出现有“胡寇”“胡虏”等提法，多说的是匈奴人。匈奴在与汉朝的文书中也明确表示“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可见“胡”为匈奴人的自称。“胡”发音与“hun”类似，在音译过程中，由于各地的发音不同，出现了稍异其音的现象是正常的，故中原根据发音读作“匈”，至于“奴”则是附加的有歧视的用字当无疑窦。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为，战国时期“匈奴”与“胡”之间是可以互称的，二者是他称和自称的关系，当然前提条件是“胡”作为一个北方族体的称呼，而非广义的任何情况下出现的“胡”。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战国时期的“匈奴”指代的族体的内涵并非单一的部族。“匈奴”出现于史之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族融合的族体，而非更早之前未知的某个主体部族，所以，战国以来“匈奴”的族名之下包含了众多的古族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匈奴”本身也是泛称。
匈奴的族源
匈奴的族源是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目前可见，有夏后氏苗裔说，荤粥、鬼方、猃狁说，义渠、林胡、楼烦说，北方草原部落说，西来说，鲜卑、通古斯说等多种提法。以上学术分歧，或基于文献资料的分析论证，或加入了考古学和人种学的内容作为族源判定的参考依据，对匈奴族源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论述删略）
在匈奴族源识别的问题上，各领域的学者们各抒己见，在质疑和辩难传统观点的基础上，也在不断提出新的观点，这些观点虽各执一词，但是基本都承认战国秦汉以来的匈奴族源是多源的。至于在此之前的匈奴主体也就是其核心家族所在的部落源流，因为缺乏资料支撑，目前仍然是难解的未知领域。但是根据上文所述匈奴墓葬的分布、人种学的判定，再结合文献的记载可知，匈奴的主体起源于中国长城以北至蒙古高原南部地区要比起源于其他区域的可能性大得多。
本文摘编自《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匈奴卷》（张久和，刘国祥主编；胡玉春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8）一书“第二章 族名与族源”，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