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川渝人”的宋史梦
《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我从小就对宋史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说来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或许完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偏好。记得三十年前，也就是我十二三岁的年纪，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沉迷于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的谜案之中，而那时宋朝的形象其实并不像今天这么讨喜。提起宋朝，大家想到的，不是富庶优雅的文艺范，而是不停被人按在地上摩擦的窝囊相。某种程度上，仅以宋史的冷热而言，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见证历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年来，宋代的形象突然翻红，成为人人向往的时代，也使得宋史的读者在今天颇具规模，这为宋史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提供了许多机会。
我始终觉得，最近三十年来，随着宋史研究成果的持续积累和不断推进，宋朝的许多闪光点才得以被人们发现和转化成某种大众期待的投射，宋史研究的许多成果，终于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说实话，我最近的两本小书，《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 年 1 月）和《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 年 7 月）真是借了“宋史热”的东风才有机会问世。虽然占了宋史研究日益发达的便宜，但遗憾的是，我自己在这方面却乏善可陈，可以说几乎尚未预流。
我自本科以来虽然立志要做一个宋史的研究者，但对于那些宋史学界的重要论题或热点话题却始终兴趣不大。对宋代历史的关注，目光所及似也不出身边生活的地域范围，所关注的问题，大多与今日的四川和重庆有关。事实上，本书几乎全部的内容，都是出于一个历史工作者对于家乡历史的好奇。其实我的青少年时代，都是以一个四川人的身份度过的，当 1997 年重庆离开四川成为直辖市的时候，我的家乡观念早已形成。因此我一向觉得，自己既是重庆人，也是四川人。好在讨论宋代的四川，想要兼顾两者，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都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由于地域发展水平的不同所导致的史料多寡，过去对宋代四川的关注，更多的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丘陵地带，经济落后，人才鲜少，政治文化地位几乎一无所有，除南宋末年成都失陷后四川军政中心东移重庆的短暂时光外，在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是失语的状态。研究者通常也不会太在意宋代的重庆到底发生过什么，而且由于缺乏杰出人物的存在，常见的人物研究与地方研究捆绑的地方史研究模式也很难在这里发挥作用。
虽然出于对乡土历史的偏爱，本书对重庆的着墨不少，一定程度上力求在宋代四川的研究中做到兼顾成、渝，但重庆部分的内容，眼光明显更为下沉。像出生于重庆且做过重庆知府的南宋理学家度正，以及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李处和，皆是如此。虽然度正也在宋代理学史上留下了名字，但只能算是一个三四流的人物，无论是做官还是治学，都谈不上有多少出彩之处，如果不是因为“重庆人”这个“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身份，或许我也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去勾画他的人生，更不要说只是一个乡间富家翁的李处和了！对于李处和谜之人生的兴趣，完全因为他不但是重庆人，更是长寿人的缘故。不过，这种感情羁绊的偶然因素，却造成了本书在重庆部分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眼光极为向下的对平凡人生活的微观，无意间竟然得以一尝为无名之辈书写历史的乐趣。
当然，本书的重心，犹如我今日的生活一样，还是在成都，在四川。书名的主标题“不与天下州府同”，出自宋人文同的一句诗，说的就是这里在宋代的特殊地位。文同为今盐亭人，仁宗年间进士，历经英宗、神宗两朝，主要是在四川各州县当地方官，对蜀地的政风民情极为稔熟，“不与天下州府同”的诗句，揭示了宋代此间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可谓一语中的。虽然我因四川人的情结而选择了宋代的四川作为本书的研究领域，但四川作为相对完整的地理和文化单元而成为展现中国历史多元性的代表，且宋代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时代，所以这个论题本身还是颇具研究价值的。
本书对于宋代四川的考察看似漫不经心，所论涉及书法、御容、政情、民风、谣言、学术与学人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把这些杂乱无章的议题集中到一起，背后其实也有着相当的学术雄心。我对宋代四川的研究，并无意于再现一个中国史的四川版本，而是希望跳出传统地方史书写的宏大叙事框架，从那些不起眼的花边新闻或非重要人物入手，发掘四川自身的地方特性。在这些地方特性的解释中，我又力求超越静态的人文地理特征的描摹，并且从整体出发，从而钩沉宋代地方特殊性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建构、互动与运作过程。
虽然是以四川地方的特殊性作为考察对象，但本书讨论了诸如“不善书法”“甲午再乱”“蜀人多变”“神御在蜀”“闽蜀同风”“渝州危乱”等富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后发现，那些黏附在“地方”上的所谓特殊性，与宋代四川自身之人与事的关系，或许并没有宋人或者后人想象得那样紧密。所谓宋代四川所呈现的种种特别的风俗文化之差异，恰恰是“全国一盘棋”之下不同分工和自我适应所造就的。事实上，本书所描述的许多宋代四川独有的风俗与文化特色，确实是一个“事实”，但却与宋代的四川人自身是否具有某些恶习或天赋无关，而是与整个天下大势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地方文化特色的产生与地方本身的关系十分微妙，所谓“不与天下州府同”的背后，恰恰是全方位地积极进入“天下”，从此不再置身事外的结果。看懂本书之后，所谓地方文化特点与本地人群之间相互成就的神话，大概可以从此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