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盐铁会议虽然备受关注，但对于盐铁之争在历史上最终的定位以及本质却始终说法不一，近现代诸多大家或以专著、或于专著中列出专章对《盐铁论》从不同角度加以评价，或多或少都归于片面。盐铁之争是在西汉大一统中央集权最终确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次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大辩论，这其中必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对盐铁会议从经济、政治、军事、价值等主要问题入手进行系统性研究对大一统农业有限经济总量下的经济与文化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盐铁之争的本质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
关键词：盐铁之争；道德理想主义；政治现实主义
自古以来，由《盐铁论》中记录的西汉盐铁会议就受到广泛的关注与评议，近现代诸多大家或以专著、或于专著中列出专章对《盐铁论》从不同角度加以评价。然而，盐铁之争虽然备受关注，但对此在历史上最终的定位以及本质却始终说法不一，这与《盐铁论》本身的时代背景复杂、涉及问题分散、前后体系性不强、局部言辞论述模糊等因素有关，客观上造成了后学对《盐铁论》的分析与研究的难度，使得学界对盐铁之争的实质观点分歧很大，往往由盐铁之争某个角度的认知来解读其在历史中的价值，或多或少都归于片面，客观上也影响了对“盐铁会议”历史意义及其价值的深入挖掘。在此，有必要将盐铁会议置于西汉社会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分析学界的不同观点，厘清盐铁会议辩论双方的思想线索，就盐铁之争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入探讨。
一、学界对盐铁之争本质的几种主要观点
（一）政治斗争。有学者认为“盐铁会议的本质是霍光用来打击桑弘羊从而巩固自己极度专权局面的一次政治运动。经过这次会议，霍光的党羽取代桑弘羊控制了西汉帝国中央朝廷的财政大权”［1］。著名学者郭沫若在其《盐铁论读本·序》中也认为：“霍光和桑弘羊是对立的。霍光很显然就是代表地主商人阶级的利益而反对国营和专卖政策的人，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要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反对，贤良和文学那一批人就是霍光所利用的人。盐铁会议假使没有霍光的主动支持，毫无疑问，是不可能召开的”［2］。
如果说盐铁会议的起因，或者说盐铁会议的政治背景存在霍光与桑弘羊权力之争的因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把盐铁会议争论的本质归结于此，这样一个结论就显得过于肤浅。固然，盐铁会议是霍光出于一定的政治意图而发起的，但这次会议所争论的问题之广泛、双方的观点之鲜明以及论及的人物事件之众多，已经超出了“权力斗争”的意义，这样一次会议所引发的争论显然是有着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以及汉代政治发展演变之必然性的，是在一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一次争论。更何况，盐铁会议以后盐铁专卖政策根本就没有被取消，这说明对于作为执政者的霍光来说，也没有试图全盘推翻桑弘羊财政政策的想法，既然如此，霍光又何必劳师动众地去以盐铁政策为中心发动这样一次会议呢？所以，将盐铁会议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于政治争，显得有些简单化。
（二）儒法斗争。儒法斗争曾是关于《盐铁论》争论性质的一种颇为主流的观点。郭沫若先生认为贤良和文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而大夫与桑弘羊“基本上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5］（Ｐ1210）。马非百先生则认为，“文学”高举“儒家学派的旗子”，而“桑弘羊主张法治，反对礼治”［3］。
应该说这次会议从内容和形式上来说，或多或少地带有儒法之争的色彩，特别是大夫对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进行了高度的赞许，同时，也提出了诸如“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4］（Ｐ565）之类的观点，使得大家很容易觉得大夫代表了法家思想。但这种说法是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的。首先，作为盐铁政策最终决策者的汉武帝明显地推崇儒家思想，《汉书·董仲舒传》中写道“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5］（Ｐ1210），应该说自汉武帝执政以来，儒家思想逐步代替黄老之学而成为官方哲学，并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法家思想作为官方哲学也随着秦朝短促的国祚而再也没有复兴。其次，作为盐铁政策倡导者的桑弘羊也有着浓厚的儒家色彩，《汉书·杜周传》载“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通经术”［5］（Ｐ1210），何况桑弘羊在辩论过程中还多次引用儒家经典《诗》、《书》、《春秋》。同时，作为这次盐铁会议主持的丞相车千秋，“无他材能术学”，是被匈奴单于讥讽为“妄一男子”般的尊儒派，但他有限的几次发言也是对文学贤良持否定态度的。再次，儒家思想自孔孟之后，在经历了秦朝以及汉初的演变过程之后，也逐步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等思想，所以法家的一些精神与思想内容是可能存在的，但法家作为一个系统的思想流派存在于社会群体之中的现象已然消失。所以，《盐铁论》争论的双方虽然表现出了儒法思想冲突的色彩，双方在德刑、义利等问题上相互攻击，但严格地界定此次会议为儒法两种思想流派的争论是缺乏依据的，这个时代不像先秦时代各家学派针锋相对，界限清晰，而是儒家成为社会的主流，但诸子学派的思想观念依旧流行，并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
（三）儒家内部斗争。王利器先生在其《盐铁论校注·前言》中认为“西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开盐、铁会议，这是一次王道与霸道面对面斗争的会议，即儒家内部纯儒与杂儒的斗争的会议”［4］（Ｐ565）。
应该说这一提法相对而言更具合理性，在儒家思想已经居于官方哲学统治地位的大环境下，在儒学内部出现不同流派并产生思想分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将文学贤良归属在儒家体系中应该是没有太多争议的，问题是大夫能否定位在儒家体系之中就显得有些模糊了。一方面大夫虽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家，但对法家所表现出来的功利主义思想是持肯定态度的；另一方面大夫对孔孟等儒学泰斗也没有表现出儒家学者所应具备的敬仰与崇拜，而是较为客观地进行功过评论，特别是大夫对孔孟空谈道德，而无法使鲁国、齐国强盛起来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大夫在辩论中也经常引用孔孟之言来加以论述，同时对董仲舒所言的“天人合一”的观点也是认可的，所以将大夫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或者法家似乎都不是很准确。
（四）不当权派与当权派之争。对于盐铁会议之争，冯友兰先生则有不同的说法：双方矛盾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和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其根本的分歧是当权的公卿‘务权利’，反对派‘上仁义’”［6］（Ｐ175）。冯友兰先生认为“‘文学’和‘大夫’的辩论......是地主阶级内部在怎样统治老百姓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在怎样打击商人这个问题上的斗争”［6］（Ｐ175）。
北京师范大学的俞定启也认为盐铁之争“不能算是儒家和法家之间的论争，也不能算是改革与保守的论争，而是‘在野’或尚未掌权的儒士与‘当朝’秉政的官员站在各自地位和立场上的论争”［7］。
如果简单地把盐铁之争归为“在野”和“当朝”之争，似乎有所不妥，文学贤良一方面是儒家的学者，坚定地秉持儒家理念，很多言论都是从理想化的儒家理论去推导，并非因“在野”而去刻意攻击“当朝”；另一方面，文学贤良也是“当朝”的官员后备队伍，他们中将有很多最终会走向仕途，从根本利益来说，文学贤良和大夫之间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或者说起码文学贤良本身虽然客观上处于在野地位，但主观上并没有在野的意识。
不过，对于冯先生所言的“文学”和“大夫”的辩论是地主阶级内部在怎样统治老百姓这个问题上的斗争这一观点，我认为是有合理之处的。事实上，文学贤良和大夫无论怎么争辩，其根本意图都是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之道，为统治阶级服务，以更有效地统治劳动人民，从而实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富强。但作为各自的治国之道，其根本的分歧究竟发生于何处，冯先生认为是“务权利”与“上仁义”，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将“务权利”和“上仁义”对立起来比较，似乎依然有所不妥。
综合以上分析，盐铁会议是基于西汉汉武帝时期政策之得失而进行的辩论，但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盐铁政策本身，辩论面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各领域。盐铁会议从政治事件上来说也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其争论的问题来说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格局发展的必然，是在西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最终确立、独尊儒术意识形态格局、经济由盛而衰、社会阶层矛盾剧烈、匈奴问题由守转攻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次大辩论，这其中必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与思想线索。由于《盐铁论》是以辩论的形式展开，涉及面广，问题相对独立，从全文上看并不成完整的体系，而且各自在表达上也存在着前后些许的矛盾，致使学界观点也众说纷纭。因此应该将贤良文学与大夫辩论中所涉及到的关于经济、政治、军事和伦理价值等核心内容有效地串联成一体，使分散的问题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然后再去探求盐铁之争的内在实质。
二、对盐铁会议几个核心问题的梳理
《盐铁论》所议问题几乎涵盖了西汉武帝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思想等诸多重要领域，但总体而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军事问题和价值问题四个大的类别上。
（一）经济问题。在经济问题上文学贤良一方的确看到了“本”的重要性，以及本末之间此消彼长的相关性，从民富的角度出发主张“藏富于民”，要求放弃盐铁、酒肆政府专卖，废止均输、平准等相关经济政策，而这样的政治举措往往表现出理想主义色彩，缺乏现实主义的考虑。文学贤良所谓的“藏富于民”并没有区分是“劳动阶层”还是“豪民”，是不加区分地照搬儒家思想中“民”的概念，而现实中能够担负盐铁开采及大规模制造的“民”只可能是“豪民”。至于藏富于劳动阶层的想法也往往停留于理想状态，即便政府集团放弃更多的财富利益“让富于民”，使劳动阶层财富有所增长，但最终依然可以通过财富转移途径再次归集到豪强集团手中，所以文学贤良所提出来的基于儒家“道德理想”的“藏富于民”主张并不具有现实性。而对于大夫来说，他们更关注通过“盐铁”政策实现现实的国家财政收入而又尽可能少伤害民众以防影响政治根基。对于“藏富于民”的思想，大夫们看到了豪强集团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统治的危害性，大夫们尖锐指出“......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4］（Ｐ565），从坚决维护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力主限制并打击豪强大户，而实现这一目的的经济手段就是盐铁官营，断绝豪强集团的财富转移之途径。同时，大夫们很注重“末”所产生的实效性，“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尧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4］（Ｐ565），可见在这些问题上，大夫们从执政的角度出发，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二）政治问题。在政治问题中对于集权和分权的讨论，文学贤良又以所谓的三代理想社会为蓝本，不考虑时代的现实性，再次抛出了诸侯分封的理想，“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县内方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不及不食之地，禹贡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诸侯各保其国，是以百姓均调，而繇役不劳也”［4］（Ｐ565）。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中国封建统治模式由“分封大一统”到“郡县大一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也一再表明了分封所带来的对中央统治的巨大威胁以及对社会安定的严重影响，这显然是与现实政治状况以及社会时代特质相背离的，这里也确然地表现出了文学贤良对儒家道德理想社会的憧憬。而对集权和分权问题，大夫完全从现实政治角度看清了分权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坚决反对文学贤良带有迂腐色彩的复古主义，明确地指出“......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下，是以齐国内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4］（Ｐ565），反对地方势力的膨胀，防止“枝大而折干”，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充分表现了大夫的现实主义精神。
（三）军事问题。应该说文学贤良比较深刻地看到了匈奴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到了匈奴的游牧特性及根除其危害之困难，也看到了长久用兵持续消耗的严重后果，然而文学贤良在提出关于解决匈奴问题的政治措施时，又再一次体现了其道德性和理想化的特质，抛出了“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4］（Ｐ565）迂腐的理想主义观点。而大夫在匈奴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错误认识和较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并有导致“穷兵黩武”的政策倾向。不过大夫对匈奴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现实政治考虑的，“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4］（Ｐ565），企图通过战争一举根除匈奴，从而最终剪除边境威胁。应该说，大夫的这种考虑也是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但也能从中感受到大夫从现实政治角度力图解决问题的意图。
（四）价值问题。价值问题也是各种问题根源的碰撞。在义利问题上文学贤良坚持从儒家的道德思想出发，“重义而轻利”，提出“......君子遭时则富且贵，不遇，退而乐道。不以利累己，故不违义而妄取。......故贵何必财，亦仁义而已矣”［4］（Ｐ565），实际上就是儒家最为传统的义利观。而大夫则从现实主义出发来理解价值问题，对于政府集团来说，强调“重义轻利”是有利于平衡劳动阶层现实经济上的不平等，维系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但对于其自身来说，“利”却有非常强的重要性。从封建社会的财富流动来说，政府集团本来就处于相对于豪强集团的劣势地位，政府一旦财富匮乏就会导致财政紧张和政治困难，以至于不得不加大对劳动阶层的压榨而影响封建统治，所以基于政府集团自身的利益，在“义利”问题上，大夫们明确表示了“利”的重要，“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故尊荣者士之愿也，富贵者士之期也”［4］（Ｐ565）。至于道德与实效的问题，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文学贤良的唯德论事，以及大夫注重事物实效的特点，其实质还是对义利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的阐发，贤良文学与大夫在盐铁会议的很多议题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比较典型的有“商鞅问题”、“孔孟问题”和“孝的问题”等。
从双方争论的整体而言，文学贤良坚持儒家道德理想的原则，虽然他们来自于民间，了解民间的现实与疾苦，但是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实际的统治经验，而更多地以儒家道德理想推导出来的政治方略为依据提出自己的主张。而大夫们则更多地以政府集团的现实利益为主旨，基于实际的政治统治经验，对辩论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现实性阐发。不过，也应该看到，虽然文学贤良与大夫激辩于堂，各不想让，但是双方在“尊君”、“强本”、“孝”、“纲常”等问题上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而且保持了一致性。即便在“本末”、“德刑”、“义利”等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上，很多时候也只是出发点、侧重点和审视角度上的分歧，是“此消彼长”的问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
三、盐铁之争的本质探讨
基于以上的梳理与分析，盐铁会议应该不是偶然的一次争论，也不是几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就西汉整个时代背景而言，秦王朝在政治上实现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大一统后，助其一统天下的法家意识形态并不能肩负起中央集权下官方哲学的政治使命，新诞生的西汉王朝就肩负起如何完善农业经济社会中郡县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格局的历史使命，应该说西汉王朝在经历了黄老的“休养生息”、“七国之乱”等一系列尝试与修正之后，终于在汉武帝时期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大的中央集权郡县大一统的西汉王朝，几乎从各方面为日后二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模式奠定了基础，而盐铁会议发生的时间正值汉武帝之后的昭帝时期，是在汉武帝确立儒家统治思想的背景下，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存在的各种冲突与调整的全面的辩论与反映。
再从西汉的现实政治经济来看，盐铁会议所涉及到的是西汉大一统中央集权下的区域经济体，而这一区域经济体在当时的整个国际环境中是近似封闭的一个农业经济体，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以及受到人口、土地和产量等因素的制约，区域经济体的社会财富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而这样一个有限的社会财富主要在政府集团、豪强集团和劳动阶层三个利益主体之间分配和流动，通过财富积累、权利对价和土地兼并等形式，使得西汉社会财富有最终流向豪强集团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表现为不可逆的特性，于是这一社会财富流动模式就决定了西汉社会各阶层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彼此的内在矛盾，也决定了政府集团现实的政治需求，政府集团一方面希望借助于儒家的思想价值体系，维系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与集权管理，使劳动阶层能安贫乐道，务本弃末。同时又从现实统治利益出发，加强集权，强化对劳动阶层的统治，并注重统治实效，试图抑制豪强。很明显，基于“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相比较其他的诸子思想，虽然更契合于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的客观政治需求，但是儒家思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财富的流动趋势问题，而且儒家思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他有着不同于现实政治的道德理想与“大同”目标。这样，基于现实的政治与形而上的儒家道德理想的结合，由于源头与最终目标上的差异，就必然会引发彼此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也必然会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折射出来，而恰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上政治舞台之际的“盐铁会议”便深深地烙上了这一冲突的历史印记。在《盐铁论》中涉及到的主要的经济、政治、军事和价值的辨析中，可以感受到儒家的道德理想的治国理念与基于现实政治的现实主义精神之间的冲突，而随后发生的充满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王莽改制”也为“盐铁会议”的这一烙印进行了诠释。
由此可见，文学贤良一直从儒家的道德伦理出发，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儒家理想主义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大夫则始终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注重政治的实效性，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现实主义”。盐铁会议究其争论的本质是在儒家思想文化环境下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争。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之分，应该说他们都是社会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德理想主义”有其合理性以及社会的指引性，但缺乏现实主义精神；而“政治现实主义”虽然具有明显的实效性与现实性，却也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这两种思维观念同属于一个主体社会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却又彼此交融、彼此冲突，其实这也是作为形而上的哲学理论与源自于形而下的政治现实结合在一起后所难免出现的冲突，特别是在中国客观存在着社会财富总量有限而贫富差距难以调节的环境下，作为形而上的儒家思想试图通过精神层面的效用来协调现实物质差距的所带来的不平衡，所以他们的结合本身就存在着“道德”与“现实”的融合与冲突，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似乎一直上演着“盐铁论”，也就是“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矛盾的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