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的一天，76岁的李四光工作一天后，觉得异常疲劳，晚饭没吃多少就睡下了。不到半夜，他浑身发冷，一会儿又发起烧来。李夫人和女儿急忙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经检查，李四光被发现左下腹有一搏动性肿块，确定为左髂骨总动脉瘤，这种病在当时是一种比较为严重的疾病，发病隐秘，早期难以发现，一旦瘤体破裂，后果不堪设想。
得知自己患病后，他坚决不同意动手术，当妻女问他为何不做手术时，他说：
“我不愿意动这样的手术，即使手术成功了，我可以多活几年，但如果变成了残废，不能为人民工作，成了人民的累赘，那我宁可少活几年，趁现在抓紧时间多做些工作。”
但李四光是我国的地质学家，他的健康一直是大事，得知他不愿意做手术，医生们便直接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要减少李四光的工作，还特意请邓颖超去劝他安心治病。
而医生们经过一番商量，决定对李四光的病情采取保守疗法。
但病重的李四光，依然没有放弃工作，反而因为生病后，他更加珍惜工作的时间，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时间却远远不够，就连周总理都拦不住他。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这次地震，也引起国家对地震预测和抗震工作的高度重视，李四光得知地震后，不顾自己的病情和身体的不适，亲自组织地震考察队、坚持深入实地考察。
到达震区后，他不顾身体劳累，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为了监测地震，他在在尧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震监测站，为地震地质研究提供直接数据。
事实上，这个监测站的办公场所就是两顶帐篷，帐篷内设立了电台和专用电话，直接接通到李四光地质力学所的办公室，每天要上报两次监测数据。
那些天，李四光几乎天天守候在办公室里，等待尧山的消息，他把每天的地应力变化，绘制成曲线图，仔细分析研究，监视震情的演变。
后来，周恩来总理几次召开讨论邢台地震发展趋势会议，李四光都会出席，并且拿出随身带着的尧山地应力变化曲线图，摊在周总理面前做介绍。
地震后，经过实地考察，李四光亲自指导陈庆宣等人，编写《邢台地震地质初步考察报告》，该报告根据地震区地表大量形变的实际资料，分析地震发生的原因，和可能扩展的趋势，提出了解决地震预报问题的新途径。
李四光在邢台地震后的这些工作，以及他们收集到的第一手地质资料和数据，为后续的地震研究和预测工作奠定了基础。
1968年2月12日的凌晨，李四光收到周总理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马上来参加国务院召开的紧急会议。
原来是北京附近的一些动物表现得很不安宁，有人提出，北京可能发生七级地震，提出国务院立即通知北京居民到室外避震。
得知这一个消息的周恩来总理很着急，他马上请李四光过来，询问他的意见，见此，李四光先是给北京附近的地应力观测站打电话，了解情况，又向尧山地应力观测站要他们的数据曲线。
然后他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判断无异常现象，于是他对周总理建议，最好不要发警报让市民都出来过夜，因为天气寒冷，老人和小孩可能会冻病，当然还要注意密切观测。
听了李四光的话，周总理松了一口气，决定不发警报，幸运的是，当晚一切平安。
1969年，渤海发生地震，李四光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央地震领导小组的组长，即使当时的他，病情不断加重，他依然牵挂着地震预报工作。
大家都劝他要保重身体，但李四光在病床上流着眼泪对夫人说：“地震预报工作是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如果我在临死之前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话，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总理啊。”
后来，病重的李四光，基于历史地震资料和地质构造特点等，指出我国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震带：
即东南部的台湾和福建沿海、华北的太行山沿线和京津唐地区、西南青藏高原及其边缘的四川云南两省、西部的新疆甘肃和宁夏，并对这些地区的地震大趋势，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判断。
这些内容在《李四光》中有系统的描写，但这些关于地震趋势的判断，并不是通常理解的地震预测预报，毕竟，地震预测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个难题，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
李四光的一生，是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病情虽然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他始终心系国家的地质事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为了国家的事业，默默无闻，不求名不求利，将自己的心血与汗水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国家，这种舍身忘我的深明大义，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