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长城文化经济带建设研究》是董耀会先生对长城文化经济带建设的拓荒之作。学术界围绕长城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如此书之厚重者少。说句略显极端的话，今年长城学研究的收成，即使只有这一本书，也是个丰年。
文集是先生近两三年的作品，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上发表的文章为主，也有一些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还有某些会议上的讲话和讲座整理稿等。这些文章，不仅对长城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也不仅对全国长城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比较，更以时间或空间为尺度对长城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述。文集中的文章内容主要服务于长城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是这本文集的特色。
近两年实际上是董先生长城研究的一个高峰期，以近几年长城研究的内容为主出一本书很不容易。这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为他开辟了“长城经济文化带建设研究”。我作为主持这本刊物工作的负责人，之所以提议开设此栏目，并请董先生为专栏作者，一是长城文化经济研究的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二是董先生是长城研究领域著名的专家。
此前，《经济要参》还没有给哪个专家，像给董先生这样如此开设过专栏。这本刊物是中央级经济类内参，主要刊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中央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前瞻性地探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为各级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及企事业单位决策人士和研究人员，把握发展动向，深入理解国家政策及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文集收录的作品较为集中地探讨了建设长城经济带、认识文化遗产长城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动在保护的前提下建立符合这个区域特点的协调发展机制的重要意义。这本文集的分量及更大的价值，在于它对未来的启示意义。
若把先生的长城研究分成若干阶段的话，前面的30多年应该怎么分我说不好，可以分为研究长城保护阶段、研究长城历史阶段等。但这本文集中的成果，一定是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或许是董先生学术研究的转型，今天他做的长城研究工作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长城研究，他更关注文化，更关注长城的利用。所以，我们在这本文集中看到的这位学者，相比于以前，已经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董耀会。
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构建长城文化经济带建设理论与应用方面。转变以后董先生的学术生命，将会有更广阔的学术空间。我相信等到后世研究他的学术历程时，会看到晚年的董先生对长城事业的贡献，除了保护之外一定是对长城文化遗产的利用，一定是对长城区域发展的促进，一定是对长城文化经济带建设的推动。
董先生曾经说过“长城是我无法摆脱，也从来不曾想摆脱的一种精神宿命”。他是一位长者，徒步考察万里长城第一人。他随内心的梦想，翻越万水千山，用生命的光阴陪伴长城。如今，董先生已是著名长城专家，身兼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对于长城，他走了35年，研究了35年，守护了35年。
董先生是一个魅力十足的人。他的魅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他的思想和人格。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这本文集中的不少文章都充满了政治智慧，理论虽深却讲得非常透彻。各领域的专家我接触得多了，能做到他这样实不多见。现在有些历史研究的学者仿佛“与世隔绝”。要说坐得住，董先生也可以。从2007年到2017年，他带领一批专家学者历时十年编纂大型文献《中国长城志》，这是国家“十二五”项目，也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他担任总主编，整天趴在电脑前，可谓是板凳坐得十年冷。
董先生的魅力，另一个方面是他和长城的一生缘分。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他作为河北秦皇岛人，从小心中就有英雄情结，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他说这与河北文化追求悲壮之美有关。
他18岁生日时，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能做点什么？等到100岁的时候，人们说起来还记得我们年轻时做的事，这件事还有意义。” 他找到了这件有意义的事，不过很多人都认为他不务正业。1984 年5 月4 日，他放弃众人眼红的工作，离开温馨的家，放下满腹心事和好朋友吴德玉从山海关出发，踏上徒步考察长城之旅。在北京又加入进来张元华，三个“苦行僧”一路前行，翻山越岭，穿越戈壁沙漠，历时 508 天，到达了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完成首次徒步考察长城的壮举。从此，他这辈子再也没有离开长城，就这样把自己献给了长城。
从青春到白头，几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长城，为长城的研究、保护、维修、宣传和开发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自己也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城专家。他的所有身份和工作全都与长城有关，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中国长城志》总主编、中国长城博物馆荣誉馆长等。
从不到28岁投入长城事业，一直干到今天真不容易。董先生是一个从工厂走出来的长城专家，从18岁开始干了10年的外线工。每天在野外架设高压线，这是一个要经历风风雨雨的工作。经过风雨的洗礼，他显得无比坚强。今天的董耀会已经是著作等身，但他身上仍然保留着工人的质朴和纯粹。
他一点儿不做作，一点儿也不装。这样一个布衣专家，这样的一个非体制内的专家，在长城沿线、国家各部委、各大专院校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爱戴和尊敬？我认为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他真爱长城，爱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他所做的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长城，为了生活在长城怀抱里的人能过上好日子。
他做事踏踏实实，追求品质。30多年前徒步考察长城后出版的专著《明长城考实》，当时仅5.3元一本，现在网上卖到600多元还买不到。这本书在国家图书馆已经被列为禁止外借的书，读者只能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阅读。《长城文化经济带建设研究》也一定会成为在书架上能立得住的书。
这本书从发展的视角领会时代要求，贯穿将长城文化带和长城经济带相融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乃至内生经济激活的理念。《如何理解“长城文化经济带”之概念》《构建长城文化经济带，形成乡村振兴联动机制》《雄安带动长城文化经济带发展的引擎作用之前瞻》等文揭示了长城文化经济带的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本书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几点思考》《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之文旅融合探讨》《临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与扶贫及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文的探讨，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的要旨和作用的论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切中肯綮之功。董先生在研究中独辟蹊径，对长城地区文化记忆和历史内涵的梳理，更从深层次阐释了时代的进步、文明的延续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有精神力量的影响。
董先生是一个有情怀的学者。情怀，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由。人最说不清楚的是天性。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人因为天性而迷恋某种事物，正是因为这种“迷恋”激起辛勤工作的热情。不必问为什么，也没有什么原因。他夫人说他对长城有强迫症。似乎是前生冥冥中的约定，他的今生今世，这辈子所做的一切，牺牲了常人享有的很多美好，都是为了长城，都是为了对长城之爱的践约。只有从这种神圣、崇高、牺牲的视角，才能读懂其人其书。他所做的努力，都是为爱拨动的心弦，为了实现心中的梦，岁岁年年。这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一种情怀，如果没有发自骨子里的热爱是很难坚守的。
董先生是一个坚强并能坚守的人，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一个取得了别人无法企及成就者，一定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能坚守的人。徒步考察明长城是坚强的表现，后来一干就是一辈子更是坚守的体现。2000年5月8日，董耀会考察完长城回北京，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他的车里5个人，两死三重伤。住院期间做头部手术，他严重的脑震荡不宜使用较大剂量的麻药。手术之后疼痛难忍，他咬着牙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说：“疼吧，你就疼吧，有本事你疼死我。”不久前我病了，手术后也遇到这样无法忍受的疼痛折磨之时，他的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力量。
董先生是对“干”字情有独钟的人。他曾用过的一个笔名是“一十”，这个笔名竖着签，就是一个干字。他认为，人这辈子，总要干点事。干，就要干到底，就要争取干好。悲壮的茫茫旷野，有风也有雨；所有的路，有起点，有尽头，却没有捷径。毫无疑问，几十年中会遇到过很多诱惑。如果从利益最大化考虑，决策的天平肯定会向远离长城倾斜。但他坚持只做这一件事，名利不能移，富贵不能移。把长城这件事做到极致，人生的意义也就凸显了，董先生取得的成就，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我相信先生的学术成就，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能显现其价值。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辉。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作品的学术生命和价值，都是他人生成功的基石。
董耀会先生年逾花甲，仍身体力行，不惮辛劳。他为了保护长城而奔走呼吁，对长城事业的热忱和执着可见一斑。他已有多种著作问世，迄今仍笔耕不辍，向世人讲述古老长城精彩的新故事。如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处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作为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长城组）的专家委员，他依然行走在长城遗址，奔波在长城沿线，探寻长城文化经济带过去忽略或难以解决的答案。他为推动长城文化带建设所作的贡献将和长城一样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