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斯诺来华访问，闲聊中和毛泽东说：我很牵挂当年帮我的王牧师

1960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重新访问中国。在北京的中南海，斯诺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交谈期间，斯诺会回忆起自己当年初次到陕北，曾经得到过一位叫“王牧师”的护送，但不知如今下落如何。

毛泽东不觉一怔，一时间想不起王牧师的名字究竟是谁。斯诺继续补充道：“此人便是当年护送我秘密来到陕北进行采访的那位红色牧师，不知他现在的情况怎样，我十分牵挂。”

毛主席为斯诺的重情所动情，愉快地答应道：“我找人了解一下，尽快安排你们见面。”

斯诺提出这个要求后，中央相关方面的领导便决定要亲自寻找这位“王牧师”。

相关人员经过一番努力寻找后，终于找到这位斯诺口中的“王牧师”，竟是曾经保护过毛泽东三个儿子的董健吾。

01 从一名牧师成为红色牧师

董健吾于1891年出生于上海市青浦县。他的家庭是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曾经是清朝的一个县令，很有学识。祖父沈氏也很有学识，不仅精明能干，而且思想开明。

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董健吾，自然是深受其熏陶。

1900年，青浦县来了一位传播基督教的女牧师鲍小姐，年纪大概在二十七八岁，生得眉清目秀，端庄大方，还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董沈氏早年在上海便接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听说这位鲍小姐后，便当即将其接到家中，请她来自己家中担任董健吾的家庭教师，传授他基督教的教义、教授英语和西方文化。

在老师传授下，自幼天资聪颖的董健吾很快便能熟练运用英文来进行对话。

小学毕业后，董健吾在老师鲍小姐的帮助下，顺利来到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读书。在这所学校，董健吾很快接受了牧师的洗礼，成功皈依基督教。

桃坞中学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很快，董健吾成为一名十分健壮的足球运动员。

1911年，董健吾成功从桃坞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由于他成绩出色，校长卜舫济对他非常器重，特地破例将其送到神学院读书。

1917年董健吾毕业之际，已经获得理科和神学的双学位毕业文凭，这也为他将来成为一名专业的神职牧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毕业后，董健吾被校长卜舫济派往扬州圣公会主办的友基学校担任校长。1920年，他又辗转成为西安教会中学的校长。由于教学有方，这所学校还成为当地著名的一所名牌学校，从而深受卜舫济的器重。

1924年秋，董健吾回到上海成为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助理。在此期间，董健吾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亲自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百姓的欺侮，再加上深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启迪，极大程度上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在进行反帝游行之际，帝国主义竟然开枪屠杀中国工人和群众。

见此情形，董健吾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愤怒断然挺身而出，领导圣约翰大学的全体师生加强上海反帝斗争队伍当中。

6月3日，董健吾还将学校悬挂着的美国国旗降下，成功撕成了碎片。此外，他还发动了全体师生签名从学校离开。

面对董健吾这个爱国举动，校长卜舫济感到非常失望。自此，董健吾便从圣约翰大学离开，来到上海圣彼得教堂成为一名牧师。

1926年，董健吾受家乡人民的邀请，担任青浦县立第一中学校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h时期，董健吾便有机会结交了一些共产党人。

也是在爱国人士的熏陶下，董健吾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的屠杀。由于董健吾当时就是教育界的名流，消息比较灵通，便赶紧和共产党员报信，偷拍你给他们赶紧转移。

也是因为此事，董健吾成功赢得了共产党员的信任。为了让自己摆脱嫌疑，董健吾毅然决定辞去职务，回到上海圣彼得教堂。

随着白色恐怖的逐渐加剧，饱含爱国热情的董健吾更坐不住了。很快，董健吾经自己在圣约翰大学、共产党员浦化人的介绍下，来到西北军中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门下成为一名传教牧师。

1928年，董健吾又在浦化人和的刘伯坚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功走上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上。

不久，他回到了圣彼得教堂读书。在陈赓的鼓励下，董健吾来到上海的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是中央于1927年11月成立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保证中央领导的安全、镇压叛徒、建立秘密电台、营救被捕同志。

自此，董健吾便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始以大无畏的姿态在隐蔽战线上奋斗着。

圣彼得教堂是美国圣公会直接管辖的一座基督教堂，位于上海爱义路交叉路口上，周末有很多基督教徒前来做礼拜，平时却是出奇地安静。

由于隐蔽活动的需要，董健吾便开辟了两条可以随意进出的秘密通道，另外还得腾出两个房间作为特科专用的秘密工作室，像潘汉年、周恩来、陈赓、鲁迅等人都先后来过这个特别通道，来到教堂进行研究工作或秘密开会。

02 董健吾曾保护过毛岸英兄弟

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让董健吾用“互济会”和基都教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一所幼儿园，收养流落在各地的烈士遗孤和革命子女。

为了避免遭受国民党的骚扰，董健吾便创办了大同幼稚园，并请宋庆龄题写园匾，自己亲自担任院长职务，他的妻子和恽代英和李立三妻子担任保育员。

当时，寄养在大同幼稚园中的儿童主要有澎湃的儿子彭小丕、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伯等人。

尽管当时办园的经费并不充裕，但董健吾一家人还是尽量节衣缩食，让孩子们穿暖吃饱，也让大同幼稚园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成为一座红色的儿童乐园。

1931年初，董健吾收到了上级的一项通知，让他赶紧到天生祥酒店街头，负责接收从湖南来的三个孩子。

当时，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被杀后，留下三个孩子分别是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母亲去世后，三个孩子的处境相当危险，生活没有着落。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安排下，几经辗转后来到上海。

兄弟三人进入大同幼稚园后，由于受到敌特的迫害，身体十分虚弱。最小的毛岸龙刚到上海不久后，便患上急性痢疾在上海广慈医院病逝。

对此，董健吾感到十分内疚，也对毛岸青和毛岸英更加疼爱了，还经常念叨着要想办法让毛泽东父子团圆。

1932年，中央特科派董健吾担任我党和宋庆龄的联络员。而宋庆龄也对我党干部的后代关怀有加，经常会资助大同幼稚园的孩子，让他们在温暖中得以茁壮成长。

1934年初，国民党特务嗅到了大同幼稚园不同寻常的味道，便暗中开始了调查。董健吾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将大同幼稚园解散。

在上海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赶紧将大同幼稚园解散，并将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两人养在自己家中，和他儿子以兄弟相称。可以说，董健吾是把毛岸英兄弟俩当成儿子一样看待。

1936年，董健吾与张学良结识。为了感谢董健吾为他送信，张学良拍着胸脯说道：“董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

董健吾虽然一再婉言拒绝，但张学良还是非常坚持。突然，他想到了历经许多艰难的毛岸英兄弟，便说道：“我有一个共产党的朋友，却被国民党杀害了。我担心他们留在国内会出事，希望送他们到国外求学。如果将军方便的话，能否给予帮助。”

一个月后，张学良来到上海，特地派人约见了董健吾。张学良表示自己愿意拿出10万法郎，资助你收养的两个儿子出国求学。一个月后，会派李杜将军以商人的身份去法国。

很快，董健吾便将此事向党组织汇报。李杜将军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党组织也认为张学良是信得过的人，便让董健吾和张子华出面，接受了张学良的帮助。

1936年6月，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儿子动手便乘坐法国邮轮来到法国巴黎，而后辗转来到苏联求学。

03 董健吾护送斯诺来延安

不久，董健吾从瓦窑堡回到上海。在这里，他向宋庆龄传达了中央欢迎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来陕北采访的消息。

当时，斯诺正在北平的燕京大学任教，宋庆龄便在一张名片的背后亲笔用英文写了两句诗，一边让人帮忙交给斯诺，一边交给董健吾。

宋庆龄替他们约定好时间，在西安指定的地方进行会面，以两张能拼接的名片作为接头的信物，由董健吾护送斯诺来到陕北。

1936年6月3日，斯诺的对外宣称自己要来到内蒙古采访，悄悄乘车从北平来到郑州。在郑州，他和美国医生美马海德一同乘坐火车来到西安，住进了一间旅社，默默等待接头的人。

当时，斯诺对于此行能否成功还没有把握，身上还有一封地下组织用隐色墨水写的介绍信，甚至连陕北苏区的门路都摸不着，更别说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报道和采访了。

董健吾自称“王牧师”，成功和斯诺名片对接。在中共向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他们马上和中共中央派来替他们接送的邓发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