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二期名单公示。生命科学领域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落选该计划的“英文领军期刊”，引发科学界关注。
“卓越计划”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等部门主办，被称为中国期刊界最重磅的评选活动。该计划最受瞩目的是第一梯队“英文领军期刊”，将有50本期刊入选。入选期刊在未来5年内将获得每年不超过150万元的资助。但二期名单的公示中，《细胞研究》被归入第二梯队，也就是“英文梯队期刊”。该梯队包含150本入选期刊，年资助金额只有第一梯队标准的三分之一。
《细胞研究》是业内许多研究者眼中的“国产期刊之光”，其影响因子一度突破40，与国际顶级刊物相当。多名研究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对评选结果的惋惜。有分析认为，其落选背后，除了期刊评价指标的长久争议外，还蕴藏着国产期刊难以“走出去”的隐忧。
AI制图/田昊
年发文量成为评审指标
“《细胞研究》没能入选国内英文科技期刊卓越计划’支持的前50，业内普遍很震惊。”丁胜说。丁胜是清华大学药学院创始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对《细胞研究》关注多年。在他看来，该期刊是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老牌期刊，积累和运营时间长，克服了诸多困难才达到如今的水平。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分子生物学系副教授吴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他的研究团队未曾投稿《细胞研究》，但他在博士后期间曾为该刊上的文章写过评论。近年，他读过许多《细胞研究》的文章，认为该刊选文质量较高，已达到三大顶级刊物《细胞》《自然》《科学》（以下称“CNS”）的子刊水平。“至少在国外华人研究者眼中，《细胞研究》享有很高的业内声誉，应得到更多支持。”
《细胞研究》曾入选第一期“卓越计划”的英文领军期刊，获得了每年300万元的资助。2019年，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夯实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同年，中国科协等多部门联合开启了第一期“卓越计划”。五年来，“卓越计划”对国内高水平期刊的扶持已有成效。中国科协近期对媒体表示，目前已有154部期刊的国际学科排名进入前25％，《细胞研究》等多部期刊也于多个年份进入了全球影响因子百强。
2024年11月《细胞研究》杂志封面。图/社交媒体X平台
影响因子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最常用的指标。《细胞研究》创刊于1990年，由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和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共同主办，主编李党生曾任《细胞》杂志编委。2006年初，他从美国回国，担任《细胞研究》的常务副主编时，该刊影响因子徘徊在2左右，而同期CNS子刊的影响因子已普遍超过10，主刊超过30。当时《细胞研究》收到的投稿，不仅在科学性、创新性上与李党生的“老东家”相去甚远，很多投稿作者连基本的英文写作都不过关。甚至当李党生向作者提出增补实验的要求时，还会被反呛：“如果要修改，我为什么还要投影响因子为2的杂志？”
之后，李党生带领编辑团队，主动接触作者，争取那些“比期刊现有水平高一点点”的文章。随着文章质量和期刊口碑的不断积累，《细胞研究》影响因子开始“起飞”，2020年首次突破20，在国内期刊中创造历史。2022年，由于全球疫情，生命科学领域研究大热，《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突破40。今年6月，全球数据分析服务公司科睿唯安发布年度《期刊引证报告》，《细胞研究》的最新影响因子回落至28.1。同领域的《细胞》杂志影响因子也有回落，许多业内人士将其视为疫情后的“退潮”。
多位受访者表示，虽然《细胞研究》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但落选并不代表遭遇了不公。丁胜认为，落选与影响因子这一评价体系的顽疾密不可分。
李萌曾是国内某工程领域期刊的编辑，她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影响因子是反映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一个比例系数，基于期刊近两年所发“可被引”文章数量，以及当下年份里这些文章的总引用次数计算可得。如果某期刊于2022年和2021年发表了200篇文章，这些文章在2023年总共被引用了1000次，那么该刊2023年的影响因子就是1000/200 = 5。
“影响因子与期刊水平具备一定的正相关性，但不能作为期刊评价的单一标准。”李萌称，由于分子和分母都有“可操作空间”，一直以来影响因子“注水”现象广受学界诟病。最常见的操作方法就是控制发文量、增加被引次数。
发文量与期刊出版周期相关。吴军指出，《自然》和《科学》都是周刊，《细胞》是每两周一刊，但是每一期的文章数量相对会多一些，这些顶刊的年发文量都上千篇。更细分专业领域的期刊，比如《细胞》旗下子刊《细胞干细胞》，就是月刊，年发文数量在100—200篇间浮动。而《细胞研究》同为月刊，年发文量常年低于100篇，这与其“对标国际顶刊子刊”的定位不相符。“《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多年前就已超过10，达到子刊水平，这些年的发文量为何一直上不来呢？”这是许多业内专家最大的疑问。
李萌表示，部分期刊为了提升影响因子，刻意压缩年发文量，但手段多有不同。有些可能通过只约稿、不接受自然投稿的方式，大量拒绝与其没有合作关系的研究团队的稿件，从而控制发文量，这属于较恶意的影响因子操纵，很容易查出来。更隐性的方式则是与出版方“搞好关系”，将原创研究论文之外的通讯、评论、更正文章设置为“不可引用”，从而缩减“可引用”文章数量。
据统计，《细胞研究》的年均原创研究论文占比超过97％，明显高于《细胞》的90％，但李萌推测，这很可能是因为该刊综述论文发表量较少导致的，并不能证明该刊刻意控制发文量。期刊影响因子通常受综述论文影响很大，因为综述涵盖面广、引用率高，权威综述更是只会出现在领域内顶刊上，因此综述文章少对于《细胞研究》而言本身不是一个加分项。
11月12日，中国科协发表声明称，“卓越计划”通过多项指标综合研判期刊受支持的必要性，不简单按影响因子排序。因项目管理工作需要，对拟资助期刊使用“领军期刊”与“梯队期刊”进行分类的表述不代表对期刊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多位受访者提到，除影响因子外，本次评审引入了期刊年发文量的指标。如果《细胞研究》因年发文量低或综述文章少而落选，也属正常。
被引次数的“可操作空间”则更大。李萌指出，在业内，鼓励研究者提交优质论文是最被接受的方法，部分期刊可能会采用向领域内“大神”约稿、多刊发综述论文等方式来提升被引次数，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以刊发文章为筹码，鼓励甚至要挟作者多引用本刊的过往文章，或者采用发社论的方式来大量自引，就属于为业界所不齿的行为。“如今的期刊编辑不会这么低级。”李萌说，部分期刊可能会形成“互引同盟”，互相增加被引次数的同时防范对自引率的筛查。无论如何，恶意操纵影响因子都是违反学术诚信的行为，但何种程度算“恶意”并招致举报，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李党生和编辑团队曾为了留住一些有分量的研究，为它们开启了加急审稿程序。他向媒体回忆，2016年，有一篇论文从投稿到编辑部决定接收，只花了4天，到在线发表只花了10天，而没过多久，竞争团队的研究就发表于《自然》子刊。
李萌表示，学术成果发表确实是一种竞速，同一项研究在全球同时有好几个研究团队在攻克，谁先发表谁就会成为成果的拥有者。以快速发表为优势为期刊吸引优秀成果，确实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提升影响力的操作。“很多时候如果期刊不这样做，就可能陷入‘差刊愈差’的马太效应，难以翻身。”李萌坦言。
业内对影响因子的经营仍保持着心照不宣。业内共识是，普通期刊要做到影响因子和发文量的“既要又要”，非常困难，能做到的基本也达到CNS级别了。合理控制发文量等操作实际上已成为期刊维护影响因子的通用做法。国际上，老牌期刊已经运营多年且有深厚背景，已不太在意影响因子，但新生刊物被影响因子裹挟，仍面临生存压力，其影响因子也需要维护。“就像企业存在‘合理避税’的渠道一样，学术出版这一行业也非常复杂，懂得如何利用规则的期刊自然更容易生存。”丁胜说。
目前，“卓越计划”主办方未就《细胞研究》落选第一梯队原因作进一步说明。《中国新闻周刊》就此事致电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截至发稿前，未获回复。丁胜希望主办方将评选标准尤其是权重、细则等公开。他指出，业内公认期刊质量的评判没有绝对标准。主办方因国家政策导向有领域偏向、有衡量指标的取舍，都无可厚非，甚至“某期刊已经获得了一期资助，我们更倾向于支持其他期刊”这样的说法都完全可以接受。“学界现在最需要的是增加透明度，减少‘可操作性’。”
关于《细胞研究》此次落选，《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致电李党生，对方表示事件发酵期不便接受采访，但他表示，编辑团队正在准备材料，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评选结果的申诉。
国际声誉仍有待建立
“我常和同事讲，投《细胞研究》是不错的选择，浏览量非常高，成果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播。”吴军向同事“安利”《细胞研究》时感到，该刊的国际认知和接受程度还很低。虽然高影响因子有目共睹，他的中国同事大都对《细胞研究》耳熟能详，但美国同事大多对该刊的定位和质量不甚了解。
多位受访者表示，国际化的程度不够高是限制《细胞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内英文期刊的通病。《细胞研究》作为英文期刊，刊载文章的通讯作者绝大多数还是华人，这一点上和国际顶刊差距显著。事实上，《细胞研究》在生命科学领域达到了CNS子刊水平的说法，仍然欠妥。“目前只能说影响因子达到了CNS子刊水平，但影响因子的计算中没有考虑文章作者的人群分布。”
吴军认为，影响因子不再是许多国内期刊的短板，它们急需的是国际学界的进一步认可。声誉通常和影响因子关系不大。他举例称，发育生物学领域的老牌国际期刊《发育》，影响因子近年为5左右。影响因子低的原因可能是它近期的研究方向不热门，但不妨碍它被业内公认为经典强刊，文章质量很高。
业内对这样的期刊也有自己的认可方式。吴军表示，研究者在美国高校评终身教职时，若手握这类期刊文章，都能够顺利参评并获得很高的分数。而在国内，一篇发表在影响因子低于5的期刊上的文章，甚至无法让一名博士研究生顺利毕业。
缺乏国际声誉将显著影响研究者对期刊的信心。北京某“双一流”高校一位生命科学领域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如果考虑同等影响因子的期刊，国内期刊不会是首选。因为它的受众群体小，而团队辛苦做出的学术成果需要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认可。但如果门下有研究生面临毕业压力，急需一篇文章，那未尝不可。
吴军也表示，在生命科学领域，如果研究者参评终身教职，简历中有成果发表在《细胞研究》上，那么评审方会因为对期刊不了解而提出一些疑问，也许不会造成负面影响，但也不会成为亮点。这项成果若发表在CNS子刊上，将更能为申请者加分。
《细胞研究》也在国际化方面做出了努力。这一刊物从2005年开始与自然出版集团（现为Springer Nature）合作出版。期刊可以通过这类国际出版平台的发行渠道和网上平台推介自己，提升国际影响力。“借船出海”的策略已被许多国内期刊采用，并成为早期影响因子提升的重要手段。
然而，国际声誉的建立仍是国内期刊面临的共同难题。吴军指出，这是个长期过程，需要大量宣传工作。CNS会在各国设立办公室，与各地高校建立联系，并有计划地去校园、研究院所宣讲。保证文章质量的前提下，期刊也可刻意减少国内作者发文量，给国外的投稿让步。这样一来，文章质量确实会有一些波动，但就像十几年前《细胞研究》慢慢将影响因子做起来一样，这种转化最终会带来正反馈。如何让学界更了解国内期刊，并让其在业界建立良好的声誉，是接下来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很多学者的担忧则是，今后的国内新刊是否还要走被影响因子裹挟的老路，通过“合规但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赢得成长空间。这一问题目前仍然难解。丁胜认为，期刊出版体系在帮助读者筛选学术成果方面是有益的，期刊提供的专业性和筛选服务是成果含金量的一种保证，因为这些成果都经过了严格的同行评议。
但与此同时，同行评议本身就存在“可操作空间”，例如“打招呼”“关系稿”等，是影响因子弊病的根源。目前，国际上对学术研究的支持正在趋于多样化。丁胜举例称，在申请某些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基金时，其要求申请者在列成果时，避免列出成果发表的期刊，而只给出bioRxiv等开放学术平台上的预印本，评审者可以只关注文章本身，期刊评审未来的趋势可能也会走向去标签化、去影响因子化。
投稿人的需求也逐渐多样化。“如果稿件的定位就是开放获取，那领域内可能更多会考虑eLife这样的开放获取期刊。”吴军说。eLife从去年开始采用“评审预印本”模式发表文章，不再拒稿，所有文章和修改公开透明。这与科睿唯安认同的同行评议机制脱钩，eLife因而在上个月收到了相关预警。11月13日，科睿唯安宣布将不再赋予eLife 影响因子。这在一些业内人士眼中是“去影响因子运动”的一次胜利。
在生命科学领域，先以预印本形式发于bioRxiv，后发于传统期刊上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李萌表示，这些平台也成为领域内爆款文章的风向标，主流期刊对这些平台也愈发关注。研究者通常需要关注领域内最新的科研动态，而如果只看传统期刊，那么由于审稿周期的关系，其科研敏锐度可能就会滞后半年。“学界最前沿的成果已经走向开源，而国内期刊还在影响因子的泥沼中沉浮，这才是最值得反思的。”李萌说。
“在听到CNS级别的期刊时，你的第一反应不会是它是哪个国家的期刊。希望将来听到《细胞研究》时，大家的第一反应也不再是‘这是中国期刊’。”吴军说。
（文中李萌为化名）
记者：周游
编辑：杜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