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王朝中后期，各种问题频发，犹如一个漏风的“大房子”，处处要修补，稍有不慎，整个王朝就会土崩瓦解。而在这些漏洞中，最严重的就是腐败问题。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王朝不管积蓄多少元气都会被漏空。但统治者该怎么做才能遏制腐败，避免朝代倾覆呢？呼声最高的应该是“斩杀贪官”这一选项。
原因很简单，因为王朝后期贪官最为显眼，也是造成问题的直接原因，大家对他们的怒火是最大的。可是偌大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真能够通过这来解决吗？
这个问题比较深奥，我们可能要细细的分析才能得出答案。
第一，王朝过程中腐败的滋生
一个王朝在刚创生的时候，往往勃勃生机，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阶层，都有干劲。
他们会针对当前之局势建立新秩序，而且在其励精图治下，积极捍卫百姓利益，并针对问题进行完善和修补。因此王朝新生阶段，腐败现象比较少，王朝的运转状况也良好。
然而，伴随着初创集团离去，新朝气象慢慢褪去，王朝也从积极有为到趋向于保守。
可时代是变化发展的，老的体系无法应对新局势，难免会出现漏洞。有漏洞不修改，于是就有人借此以权谋私，开始贪腐。
而与此同时，承平日久，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法制意识开始淡薄。百姓不再相信法律，更相信送礼；而官员则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并且官官相护、彼此勾连，形成了利益集团。
如此一来，腐败的现象也蔓延开来，逐渐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
当大家对贪腐习以为常，甚至当时读书人还积极参加科举试图融入其中，形势就彻底改变了，贪腐从个人行为演变为制度性的腐败。
第二，腐败对王朝有多大影响？
如此一来，整个王朝也从上升期走向下降期，濒临迟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权的后期。那么腐败会给古代王朝带来多大影响呢？
1、王朝行政成本增高
一个王朝的运转是需要成本的，政令从中央首脑传达到地方，过程是有损耗的。一个健康的王朝，可以承担这些损耗，并且能够尽力减少损耗。
可一个王朝腐败盛行的时候，其运转成本将会大到难以想象。
——以明朝为例，正德时期的大宦官刘瑾，一次性受贿便达千金，后来朝廷查没其家产，居然抄出了250万两黄金和5000万两白银。
还有嘉靖时期的大奸臣严嵩，此人为相二十余载，抄家时家产数目也相当惊人，有金窖十数个，每窖有黄金百万两。
而这两人的财富，皆来自于官场的收受贿赂。官员的升迁，不问能力大小，全靠行贿多少。而官员的犯罪，也以金额为定，可以予以免罪。
可给这两个贪官行贿受贿的官员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那自然是更加疯狂的盘剥百姓和侵吞朝廷资产而来。
因此，凡是王朝大型工程建设，例如兴修航运和水利，其结果就是大量资源被浪费。
凡王朝从地方上的税收，也必然出现大量的亏空，例如《大明王朝1566》中的盐税。凡王朝灾年赈灾，财政必然难以落实到地方，导致更多百姓破产。
以上种种，最终造成王朝无法承担行政成本，财政严重紧张。
2、王朝机关运转失灵
在王朝财政紧张后，王朝就开始进入恶性循环。
如若接班的君王是守成之主，那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收缩中央权力，以不扰民的姿态，放任中央的弱势，造成地方强藩的出现，可能导致地方割据，甚至分裂。
而如果接班的是一个有为之主，那么他想改变现状，也会变得非常困难。
例如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他们推行了一系列的利国利民的政策，结果最终成为了进一步伤害百姓的政策。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青苗法”，本是一个帮助百姓度过青黄不接时期的好政策，可因为吏治过于腐败，导致地方官府借此对百姓摊派，进一步压榨百姓。结果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容易导致动荡隐患。
如果接班的是一位更加昏庸的君王，那王朝的下降速度会更快。
以明朝的万历皇帝为例，在王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他不断的加派各种赋税，甚至还派出了太监去催征税务，结果搞得民穷财尽，大批百姓破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
其后果就是，万历以后，陕西，河南，山东和山西等省不断掀起农民起义，直到李自成的登场。
3、王朝的崩溃
在王朝的行政系统难以调和社会矛盾之后，农民起义就真正大爆发了。
以明末李自成大起义为例，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人以均田免粮追赃助饷为号召，仅十余年时间，就发起了百万大军直指京师，最终摧毁了大明王朝，逼得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上吊。
第三，斩杀贪官的作用有多大？
在了解腐败给王朝带来的危害后，再来看开头的问题：如何解决王朝后期的崩溃呢？
大家可能都忽略了一个关键背景：古代社会讲究人治大于法治。也就是说，一个王朝运转的中心，并不是法律，而是皇帝。因此想要改变王朝后期的衰态，最为主要的是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皇帝。
我们可能有疑问，前文已经提及，后期改革的君王也没落得个好，反而激化矛盾，积极向上的皇帝有用吗？还别说，那是真的有用。
一个积极向上的君王，想要挽救危局，是需要很多条件的。
第一，他要确保自己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他要向全体百姓释放信号，证明他是个好皇帝，以收民心。
第三，他要整顿吏治，以确保他的政令能够以较小的行政成本，正确的运转下去；第四，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完善制度，实现对权力监督，将行政体系掰回到正轨。
很明显，这一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很艰难，稍有不慎就会一步踏空，不仅没成为明君，反而成为加速王朝灭亡的昏君。
历史上这样的案例很多，例如清朝的嘉庆皇帝，唐朝的唐昭宗，都是积极有为，却把王朝差点干废。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将这一过程进行简单化呢？答案还真有，就是杀贪官。
在王朝后期，百姓民不聊生，他们最恨的是谁？自然是贪官污吏。
皇帝大张旗鼓的斩杀贪官，可以最大效果的收获人心，让百姓相信皇帝是好皇帝，能够带着大家一起改革过好日子。
这一点在《大明王朝1566》中体现的很好，嘉靖铲除了严世蕃一党，嘉靖对老百姓的罪过就一笔勾销，老百姓都说皇帝是好的，太子爷也是好的，就严嵩是坏人。
除此以外，杀贪官本身还是一个政治信号，皇帝要立威了。贪官犯了法，触犯了封建体系法律，皇帝依法将贪官处以极刑，这无疑维护帝王尊严，强调了皇帝的生杀大权。
只要皇帝是抓典型，不搞全员牵涉，那么皇帝权威就会再次被树立，能对官吏们进行震慑。
大臣们看到皇帝严抓严打，如果皇帝恰好又是唐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这样的中兴之主，那么吏治是有可能被整顿。
而一旦吏治被稍加整顿，王朝的行政成本也会降下来，中央的指令在传达的过程中也会得以较好的执行，再加上民心所向的拥护，那么接下来的完善体系，挽回王朝后期的颓势就有可能性了。
第四，嘉靖的努力
当然，这只是理论依据，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实践的证明呢？还真有，那便是嘉靖皇帝。
正如前文所说，嘉靖重用严嵩为相二十余载，而此人贪污受贿十分严重，用人唯钱，致使吏治腐败，整个王朝机构已经出现了制度性的腐败。
在此背景下，嘉靖朝的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根据统计，嘉靖一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多达244起，其规模多的时候曾达到数十万人。
此外还北方的俺答连年入侵，首都之地数次戒严。东南倭患也在侵犯东南沿海，不仅威胁百姓，而且冲击了南方的赋税重地。此时王朝已经有了崩溃的迹象。
但是，嘉靖44年，嘉靖皇帝废严嵩，杀掉严世藩。此举让原本高压的局面，像有了宣泄口一样，让压力慢慢的被释放，使得新上台的徐阶有机会开始整顿严嵩留下的烂摊子，让局势逐渐缓和下来。
到嘉靖45年，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上台。这位新皇帝，在徐阶和高拱的帮助下进行了著名的隆庆新政。
首先，他废除了嘉靖皇帝所喜爱的方士，废止方士乱国浪费钱财的恶行；接着，重用高拱，让其严抓考核，整顿嘉靖朝以来的吏治腐败问题。
伴随着严嵩的倒台，再加上高拱的雷厉风行，明朝腐败之风被大大遏制，官场效率迅速提升。
紧接着他又放出因为反贪污和骂皇帝而入狱的海瑞，此后还对他一路提拔，一直让他干到大理寺丞，把他当做一面标杆，进行宣传。
一时之间，社会舆论风气也大为好转，清流成为推崇的主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衰退的大明王朝，居然再次获得生机——虽然隆庆皇帝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明朝的颓势，但他却踩住“急刹车”，为接下来的张居正改革提供转圜余地。
结合这个案例来看，杀了一个严世藩无法改变严嵩给明王朝带来的破坏，但是此举却改善了时局，让各方看到了新希望，也为之后的改革提供缓冲的空间、时间。
等到新皇帝上台后，朝廷又释放并且重用了因骂皇帝而被关起来的海瑞，这更加让所有人看到了朝廷改革的坚定决心。于是，矛盾慢慢被徐阶理顺，各种改革的条件也被高拱所准备好，一切只等后来张居正的登场。
所以在古代那个特殊环境下，杀贪官还是很有必要，而且的确是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