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970年年末，上海的天气依旧潮湿寒冷。然而，在东方红医院急诊室里，一家人却正与医生吵得火热。
“出什么事了？”一名医生悄悄问道。
“别提了，那胃出血的老头现在发展成胃癌了。动脉硬化，针都插不进去，根本治不了。”另一名医生小声回答，“家属吵着要抢救办住院呢。谁敢给办？”
一听是那位“胃出血的老头”，医生们纷纷噤了声——谁都知道这老头的履历不干净，“做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干过革命也干过反革命”。
尽管谁也不知道他具体做了什么，可是这年月，谁敢救治一个“反革命”？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位据说已逾耄耋的老人，被家属流着泪带走了。医生们摇摇头，都在无声地叹息。
可没过多久，他们却又看见那老人由家属陪同着来看病。这一次，老人不仅得到了救治，还被安排在了高规格的单人病房。
“这怎么回事？”又有人用眼神询问。
“说是有大人物要见他！这不，又给他接回来治病……”一句话，勾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
他们不知道，这个“大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国记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而他要见的这位老人，便是曾收养了主席两个孩子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神学院高材生，却从学校愤然出走
1891年的大年初五，董健吾在江苏省松江府青浦县董家呱呱坠地。
董家在弄堂里算是小有名气——不仅因为这一家算是个“书香门第”，孩子的祖父读过不少书，还做过县令；也不仅因为他的祖母沈氏家里做沙船生意，家境优越。
原来，早年间曾有一名外国牧师借住在董家。待他离开时，沈氏已经开始笃信基督教；到董健吾出生时，董家子弟几乎人人是教徒。
这“基督教家庭”，在小小的弄堂里可谓异类。因此，董健吾身上自小便聚集着无数来自邻里的目光。他们看着董健吾打小便出口成章，过目不忘，讲给他的圣经故事都能被他活灵活现地复述出来。
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在教会学校里成绩遥遥领先，最终于1914年考入当时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修习神学。
他的同窗好友里，有宋子文和顾维钧。
来到大学的董健吾，仿佛鸟儿飞向了更高远的天空：他不仅学习刻苦，而且长于思辨，常与朋友探讨哲学问题，体育场上也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时间久了，连时任校长卜舫济都听说了这位青年才俊的大名。他是个美国牧师，常邀请自己欣赏的学生去自己家里做客开“沙龙”，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这其中总少不了董健吾。
在校长的一方小屋中，董健吾看到了更为广袤的大洋彼岸；他也明白，如师如父的校长对他的悉心栽培，摆明了是把他当作接班人。
因此，毕业后他选择进修两年，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牧师，在卜舫济身边做他的助手。
时间转眼到了1925年。这一年，我党四大已经召开；也是在这一年，“五卅运动”爆发了。在我党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抗议资本家们克扣工资、打死维权工人的无耻行径。
消息传遍全国，“大罢工”点燃了群众的情绪，学生们纷纷罢课抗议。这其中，也包括董健吾的学生们。
董健吾默许了他们的行为。
但不久，他从学生口中听到了令他愤慨的消息：学生们被通知提前放假，失去了集会演讲的机会；师生们为纪念抗议运动中死难工人而设立的灵堂，也不知被谁撤去了。
董健吾当然知道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谁。他立刻去找卜舫济。
卜舫济脸上慈父般的和蔼神情一扫而空。他严肃地说：“健吾，我是美国人，这里是教会学校。中国的工人运动与我无关，也应当与我的学校无关。”
董健吾凝视着这位基督教牧师。十年来，他仿佛第一次看见他们中间隔着的那片浩荡的大洋。
他静静地鞠了一躬，说：“十年来的知遇之恩，健吾记下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走出校长室，看到愤怒的师生们已经降下了校园内的美国国旗。董健吾走上前，带头签下“永不回校”后，毅然离开了校园，离开了他的青年时代。
阴差阳错，他成了“红色牧师”
离校后，董健吾来到上海爱文义路的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他不仅仪表堂堂，英语流利，对教义也十分精通，受到了不少教友的爱戴。
他以为他可以就此远离乱世的硝烟。然而命运和他身为中国人的良知，却戏剧性地让他的人生又拐了个弯。
一切要从浦化人——他当年在圣约翰大学的同窗——请他去西北军阀冯玉祥的部队里传教开始说起。
冯玉祥其人文化水平不高，却是忠实的基督徒，人称“基督将军”。他十分钦佩深谙教义、知识渊博的董健吾，不仅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不久后更是直接让他做了秘书处主任，同时教自己的妻儿学英文。
彼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我党赫赫有名的刘伯坚同志担任冯玉祥部政治部主任，与董健吾有过几次接触。他惊讶董健吾身为牧师，却如此同情劳苦工农大众；而董健吾也第一次从他那里了解了共产主义，第一次开始想象那个“赤旗的世界”。
不久，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紧张的氛围笼罩上海，也笼罩在每一名革命者的头顶。
彼时的冯玉祥，刚刚在我党同志的帮助下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扶助工农运动。处境同样艰难的他，不得不“礼送”部队内的共产党人。奇怪的是，身为牧师的董健吾同样被要求离开。
董健吾心生不解，向刚从苏联回国的浦化人半真半假地抱怨：“人家把我当共产党，还不晓得共产党要不要我呢。”
“你想加入共产党？”浦化人不动声色地问道。
没想到董健吾却认真了起来：“只要共产党愿意要我，我便加入。思来想去，还是共产党能真正为老百姓撑腰。”
停顿了一下，他又道：“只是不知道要如何加入，要不要找人介绍……”
浦化人却笑了起来：“当真？那我和刘伯坚同志来做你的介绍人。”
“你？……”
“我也是个光荣的共产主义者呀。”这位上海浦东区工会联合会主任收敛了笑容，严肃地握住了董健吾的手。
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一名基督教牧师加入了共产党。随刘、浦二人离开上海躲避迫害的途中，董健吾心潮澎湃。
他不知道，前方有更为艰险的任务在等着他。
是“红色特工”，更是革命后代们的“养父”
1928年11月，董健吾重新回到上海，继续在圣彼德堂担任牧师。
然而，与从前不同的是，他已多了一重身份：中央特科情报工作人员。
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陈赓看中了他的牧师身份——能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又难以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从此，董健吾摇身一变，成为了“红色特工”。
不论是国民党的特务，还是当时前来听讲的教徒，估计都很难相信那些讲道内容中竟有我党情报人员的接头暗号；他们也很难想到，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我党机密文件和刊物，竟藏在一座教堂里。
1930年，董健吾接到了新的任务：利用自己的牧师身份，依托教会名义开办一家幼儿园。
闻言，董健吾大吃一惊。详细了解后才得知，这幼儿园是专门收养我党烈士和领导人的子女的。前线吃紧，许多革命同志仍在艰苦斗争，无法照顾孩子，更怕牵连孩子；而仍有许多烈士的遗孤已经无家可归，更不能让他们落入敌人手中。
董健吾含着泪，向组织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尽管上海党组织已资助了他一部分办园经费，然而当时的我党仍在发展壮大之中，所能提供的经费十分有限。董健吾深知党组织的不易，将自己在青浦老家的几十亩田产卖掉，凑了五百多块大洋；他又向教友募捐寻求帮助，才租下了教友肖智吉医生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创办了“大同幼稚园”。
园所有了，如何躲避国民党的搜查还是个问题。董健吾灵机一动，动用关系请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幼儿园题了匾额。这块匾额可谓幼儿园的“护身符”，保护了它很长一段时间。
澎湃的儿子、恽代英的女儿、蔡和森的儿子、李立三的女儿……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了幼儿园。董健吾是他们共同的“爸爸”。
1930年，主席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英勇就义后，毛泽民强忍悲痛联系了上海党组织，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偷偷转移到了上海，托付给了董健吾。
不需多言，董健吾已经猜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点点头，默默地带回了三兄弟，脸上一直挂着泪水。
风声越来越紧，大同幼稚园由戈登路迁至陶尔斐斯路。1932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董健吾也在1934年收到了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
幼儿园附近更是出现了不少特务，甚至有人前来调查圣彼得大教堂。
情况危急，组织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孩子们大多被分批转移，董健吾仍负责抚养岸英和岸青两兄弟（岸龙已于1931年因痢疾夭折）。
处于暴露边缘的董健吾，不得不离开了圣彼得大教堂，靠扎纸花养活一家人。即使如此，他和妻子仍然对岸英岸青两兄弟视同己出，董家的孩子们更是和他们情同手足。
然而，形势越来越恶劣，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一日不如一日，董健吾一直在想办法将主席的孩子送到更安全的地方去。终于，机会来了。
敢借张学良的飞机，更敢为美国人“带路”
董健吾能获得这个契机，要感谢宋庆龄。
组织知道董健吾与宋子文熟识，便安排他接近宋子文的姐姐宋庆龄，进而成为我党与宋庆龄之间的单线联系人。
董健吾很快取得了宋庆龄的信任。1936年元旦，她叫来董健吾，郑重地交给他一封密信，叮嘱他务必将信当面交给主席。
董健吾与她交谈后才得知，这封信实际上是蒋介石的手笔——民族危亡之际，全国上下呼吁抗日时，蒋介石迫于压力必须停止抗战，因此给主席写了一封密信，提议“和谈”，要求共产党解除武装接受改编。
任务刻不容缓，董健吾带着一个避人耳目的“中央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的头衔，怀揣密信出发了。或许是上天有意助他一臂之力，一场大雪阻断了他的去路。
董健吾思来想去，决定找张学良求助——彼时的张学良正在西安做军政长官，两人有几分交情。而也是在西安，董健吾碰到了自己当年的同窗，时任国民党西北禁烟督察处处长的钟可托。一番闲聊后，钟可托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张学良支持停止内战，希望尽快进行抗日。
董健吾灵机一动，一个大胆的想法跳入脑海。他直接找到张学良，提出找他借飞机去陕北。
张学良一惊，丈二摸不着头脑。董健吾不慌不忙道：“将军不是也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两人密谈了一阵，张学良立刻同意派自己的飞机送董健吾去陕北。这次送信，几乎可说是西安事变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伏笔。
而董健吾也在林伯渠处得知，苏联答应接收一批红军领导人的孩子。如果有条件，希望能将岸英、岸青送往苏联。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回西安后，董健吾想办法送了赵四小姐一套明代的瓷器，意在讨好张学良。张学良果然大喜过望，再加上之前的密谈，立刻引董健吾为知己。
董健吾抓住时机，马上提出请张学良帮忙，将自己的大儿子与“朋友的两个儿子”送往苏联读书。对张学良来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便满口答应了下来，由爱国将军李杜护送他们前往苏联。
而也正是因董健吾和宋庆龄的私交，使他结识了自己一生的挚友斯诺。当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同情的斯诺于1936年来到上海，向宋庆龄提出去西北红色地区采访的请求时，宋庆龄很快想到了董健吾。
董健吾听说此事，立刻报告给了组织。当时的我党急需获得舆论支持，让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国和红军，便同意了斯诺的采访请求。护送斯诺前往陕北的任务，也自然落到了董健吾身上。
而斯诺见到董健吾时，也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深情地描绘了这位挚友：“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布大褂，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他穿过打开着的旁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这就是他书中的王牧师——董健吾。
在护送路上，“王牧师”与斯诺谈笑风生，向他介绍了我党的发展历程，以及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谈吐不凡的他为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一见如故。以至于多年后，斯诺仍在书中感叹：“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离开中国后，他迫切希望能再见“王牧师”一面。然而他不知道，由于形势所迫，回到上海后的董健吾已与地下党组织失联。
风雨飘摇里，董健吾流离失所，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三十年。
尾声
1950年，毛岸英回到了祖国。他多方打听董健吾和他的后代，最终找到了他的儿子董寿琪。他在给寿琪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这个分别了十六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又知道你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样会高兴的。回想起我们在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
1960年，斯诺再次来到中国，提出想见一见“王牧师”。然而，当时却无人知道“王牧师”何去何从。
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来中国时，迫切地想要见见年迈的“王牧师”——而耄耋之年的“王牧师”被确诊为胃癌，却因无人知道他的革命生涯，只知他做过牧师，而被迫害到无法办理住院。
去世前，董健吾长叹一声：“知我罪我，自有公论！”于1970年12月25日撒手人寰。
足足八年后，他才被平反昭雪，由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他举行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知我罪我，自有公论。
“红色牧师”董健吾为党与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永远不会也不该，被后人否定和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