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项英回主席急电：渡江绝无可能！项英为何拒绝北上？

1940年，在国共联合抗日来到白热化阶段时，蒋介石却盯住了新四军这块肥肉。自黄桥战役后，两党分歧愈发严重，尤其是处于皖南地带的新四军，正处国民党重兵包围圈中，中共中央急忙做出指示，令皖南军部尽快北上转移。

可令毛主席以及中央一众领导没想到的是，项英居然如此不听劝。面对毛主席发来的北上渡江急电，他竟回复：“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

项英身为新四军的领袖，他做了什么？为何不愿意听从中央指挥？

早在1940年1月19日，党中央就已经敏锐的察觉到了国民党企图包围新四军的想法，对项英及东南局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已共同确定。”

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同新四军商得‘新四军应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

在这方针的背景下，项英居然提出了要从江南（即苏南）地区调兵派往皖南的意见。

项英这是咋想的？

这张电报反映了中央早已预料国民党阴谋

党中央当时也否决了这一决定，并且还强调：“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苏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可见当时的中央已经明确了新四军整体北移的路线。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下令，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一律开赴南京、芜湖一带，意在切断新四军与江北八路军的联系。

面对这一无理要求，党中央自然是不答应的，而且要求项英应态度坚决的拒绝要求，坚持北上。

项英

此时，蒋介石派顾祝同前来与新四军谈判，项英却欢迎与其谈判南调的事情。党中央得知后也无奈只好同意谈判，但叮嘱项英：

“谈判时言词不可示弱,否则顾祝同会得寸进尺,加紧对我压迫。并明确指出,叶飞部不应南调。”

不出所料，顾祝同要求新四军将叶飞、陶勇的两个团调回江南。项英对此居然表示同意，还主动发电报报告中央，强调江北部队南移的必要性。

在项英眼中，他认为此时不应同国民党闹掰，并且还称新四军实际上同国民党来讲属于上下级关系，倘若强行不听命，会有损威信，有损国共合作。

因此他同中央汇报称：“部队南调是委座的意见,再三责令战区执行。现交通困难,可先将四、五支队与管部、梅部逐渐南调,否则不能维持上级威信,以后关系更尽恶化。”

刘少奇听闻项英的看法后，于4月19日急忙向中央电称：

“江南与顾谈判,中心问題是江北部队南调,这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我坚决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不独四支队,即管部、叶部亦不能对外承认南调。”

刘少奇

可以说，当时蒋介石企图将新四军困在皖南的想法已经被大家所知悉，但项英偏偏好像看不明白似得，还在一天后又致电中央：

“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

项英难道就如此舍不得皖南这块地？

党中央已经明确讲了，北上后可以在苏北发展，并且东边还有苏南的陈毅部队接应，撤出皖南怎会影响苏北发展？

项英一拖再拖就是不肯北移，要强调叶飞应该南调过来支援他，引起了中央的不满。

为了防止事业遭到重大损失，中央下令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军部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当依照中央的电令。以此避免项英对苏北部队的干扰。

面对中央强硬的态度，项英作为新四军的领袖，非但不听，还更加变本加厉。

4月21日、22日，他两次致电中央强调：“要求叶张两团南调。”

这项英是真不知国民党的阴谋还是有意为之？

鉴于项英如此态度，党中央直接决定停止新四军军部和顾祝同的谈判,不让项英插手苏北部队南移一事。

这件事交给谁来斡旋呢？中央找到了周恩来。

4月22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项英:“恩来同志数日后即去重庆,新四军问題由恩来与重庆直接谈判。”

为何中央如此看重江北新四军部，坚决不许其南下？细细分析当时的情况，中央的安排不无道理。

当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有四支队、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皖东津浦铁路、淮南铁路两侧活动;

江南指挥部所属有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在扬州、泰州、天长、六合地区活动，并和皖东五支队打通了联系,还同苏鲁豫皖地区的八路军遥相呼应,形成了发展皖东和苏北的优利态势。

倘若当时按照项英的计划将江北新四军军部南调，那部队南下后将被困于国民党重兵控制的皖南山区，一旦摩擦加剧，确有倾覆的危险。

皖南事变前形势

眼看项英一直拖拖拉拉，不愿服从中央安排。4月26日，身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负责人的陈毅又同中央讲了自己的看法：

“|新四军江南部队皖南苏南力量相等,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单”,并向中央建议皖南军部东转苏南,“控制主力在手以应付事变”,是“比较稳当政策”。

可以说，当时陈毅这一主张是非常正确的。既然项英不愿北上，那先东移来皖东地区转向苏南，可以和陈毅部队联合，不失主动权。

可面对陈毅的主张，项英又表示拒绝。既不愿北上又不愿东移，这可让毛主席着急了。

5月4日，毛主席亲自起草党中央对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针对项英在皖南的右倾错误,明确指示:“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

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

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

可以说毛主席态度坚决，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项英的错误，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

5月6日，这一指示发出后，军队总政治部就新四军在政治工作中犯得迁就国民党，丧失独立性的错误做了通报。

项英听闻后，非但没有接受，居然还提出了辞职。他说：“不能继续领导,也无法领导,并且拒绝由他传达中央“五四指示”。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新四军在项英指挥下一直不动的情况，中央其实也无可奈何。毕竟当时正值抗战关键时期，远在北部的中央是鞭长莫及，何况还有国民党重重设阻。

5月20日，在拖了10天后，项英终于是派了周子昆率参谋旅行团去苏南侦察路线,但最后仍然向中央强调不去苏南的理由,继续将军部孤悬皖南弹丸之地。

不同于项英的是，在毛主席发出指示后，处于在皖东的刘少奇和苏南的陈毅都率领其新四军部队有了极大的发展。

陈毅为顾全大局，在安顿了苏南的部队后，还专门派人前往皖南劝项英东进，主动将茅山根据地让给军部，但还是遭到了项英的拒绝。

陈毅

这一行为也激怒了陈毅将军，他直言：“项英既不去皖北,又不来茅山,竟这样目无中央!他赖在皖南,按兵不动,犹疑不决,到现在还五心不定,将来一定会输得干干净净!”

就这样，项英在皖南拖了两个月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