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刚踏入性治疗行业，老师就断言我干这行肯定得饿肚子。
在我之前，国内并无性治疗师这一职业。一方面，“性”本就容易遭受污名化；另一方面，它无法像其他正常职业那样维持生计。
我最初学的是护理专业，在医院当了15年护理师。后来，我在台湾树德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进修，我是该研究所第三届学生。研究所的课程有三种：性教育、性咨询和性治疗。大部分同学毕业后都去从事性教育工作，有医护经验的同学则继续回医院做老本行。
我是第一个专职性治疗师，就连研究所老师都不看好我以此为生。
那时，大众对性治疗师误解颇深，认为这是一种“另类的性工作者”，觉得我们有丰富的性经验、掌握很多技巧、喜欢调情，甚至可能会勾引别人的丈夫之类的。
我并不怪他们，当时的我确实不知如何证明自己。来找我的人也不知该怎么描述自身问题，有人为了让我了解他的状况，甚至提出要和我“实战”一次。
家人也极力反对我做性治疗。父亲对我说：“你花了那么多钱读书，放着好好的稳定工作不做，这不是让家里蒙羞吗？”
我之所以成为性治疗师，完全是出于对性的好奇，我渴望深入探究。
我的性启蒙大概在小学三年级，当时我看到哥哥姐姐房间抽屉里的小册子，翻开一看是色情书籍。在我成长的八十年代，父母对“性”绝口不提，学校虽有相关课程，但总是被考试学科占用。
后来在医院当护理师时我也发现，其实很多病人都有性需求和性障碍，然而在医院里，这是被鄙视甚至漠视的。
这就是我念性学研究所的初衷。并非有性经验就能做性治疗师，还需要结合医学、心理学、咨询学知识。“性”是一个难以启齿又容易被误解的难题。
读完性学研究所，我觉得自己准备就绪，便想离开高雄老家去台北闯荡一番。只要是正确的事，我就愿意尝试，即便失败，也没什么可失去的。而且我是个比较爱管闲事的人。（本文整理自《十点人物志》对性治疗师童嵩珍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