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至今年11月20日，中国极地考察四十年了。回首自己随同中国科考队首航南极，历尽艰险的往事，清晰如昨。
1984年11月20日上午，是中国科学考察史和航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黄浦江畔，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彩旗飞扬，锣鼓喧天。上海各界代表数千人，到码头为考察队壮行。
9时45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宣布：“起航！”“向阳红10”号船和海军“J121”号船解缆，开始了中华民族史上远征南极的处女航。舟，满载着理想和追求；我，满怀着激情和憧憬。
苦涩的咖啡
20世纪70年代末，已有16个国家把国旗插到了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考站和100多个夏季站,但南极一直没有中国科考队的身影。1983年5月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南极条约》的决议，中国成为36个缔约国之一。9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外交部和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组成的，由司马骏、郭琨、宋大巧参加的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堪培拉举行的第12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这是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当他们进入会场，发现会场的布置和座次的安排暗示了区别。会议厅中心位摆着的长条桌是主宾席。协商国的代表团团围坐，面对庄严的主席台。20个缔约国成员坐两旁。协商国的文件柜里各种文件资料塞得满满的，而我国的文件柜里却空空如也。我国代表向会议秘书处询问，碧眼金发的小姐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文件只发给协商国……”每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问题或对决议进行表决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敲响小木槌，向缔约国代表下逐客令：“现在就要表决，请非协商国的代表到休息厅喝咖啡。”
当他们走出会议厅，大门在身后“嘭”的一声关上，三人的心不由得猛然一颤。
咖啡，此刻恰似一杯苦药。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我国不是《南极条约》协商国。怎能喝下这杯难堪的咖啡？
中国地质学家孙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新西兰召开的第十六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会议，向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咨询中国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其正式成员。
“必须有实质性科考活动。”对方答复。
“我国已经派出两名科学家参加南极考察了。”
“他们是跟澳大利亚考察队去的，不算。”
“不建成我们的南极站，我决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琨发誓。
出师不利
1984年11月20日，载着南极洲和南大洋考察队的“向阳红10”号船和海军“J121”号船的中国南极考察编队启航了。亲人们与考察队员们挥手告别。船下几千双手与船上的几百双手同时挥动。突然，“向阳红10”号船上的一根钢缆断了，那架本来被吊住的舷梯往下砸去，“嘣”的一声，舷梯磕在一只可容五人敲的巨鼓铁架上，铁架断了，与舷梯一起落在地面。舷梯距鼓手只差半米左右。
“哇……”前来送行的人们吓着了。意外的事故给欢送场面抹上了一层阴影。
船驶离黄浦江，在长江口锚地，机电部门的李晋生突然发现自己的右手不听话，使不出劲。经医生检查，他突发轻微脑溢血，医嘱不能前往南极。592名考察队员少了一人。
考察船要穿过日本宫古海峡，驶向太平洋，可是19、20号台风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以每小时12海里的速度正面扑来，最大风力12级。这无疑是两只“拦路虎”。前进还是后退？考察队党委决定：继续前进。
风，越刮越大；浪，越来越高。飞起的浪花扑向甲板，洒向船舷窗口。晶莹透明的水珠，好像生了根似的，沾在玻璃上闪闪发亮。这时，总指挥陈德鸿跟副总指挥董万银商量：“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船不走原定航线，穿日本最南端的岛和上根屿之间的航道，直接进入太平洋。”
“好，改变航向。”老董同意。
11月27日凌晨4点55分，“向阳红10”号船总指挥室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陈总指挥拿起听筒，只听得对方说：“‘J121’报告，我船右主机第一缸冷却水管支架断裂，第八缸支架裂缝发生故障，航速由18节降至6节，故障严重。”
两台主机一台“瘫痪”，而奔赴南极的一万多海里路程才走了六分之一，用一条“腿”跑，会影响建站时间。技术人员经过研究，大胆提出封闭右主机第一缸，用其余8缸继续航行。
“封缸！”陈德鸿考虑再三，下达命令。经过4小时25分钟的艰苦抢修，故障排除。
12月1日凌晨1点，“向阳红10”号两台主机的两个高压油泵同时阻塞，航速从18节一下子降到5节。如不及时抢修，船怎能通过素称“暴风区”的西风带？
船长张志挺来到了机舱，拆开一个油缸一看，油泵的喷嘴被柴油中的沉渣堵塞了。症结找到了。“立刻停机停航，动大手术！”总指挥和副总指挥果断地决定，全面清洗油路、油柜。
机电部门的40多人分成六个小组抢修主机。好在赤道无风无浪，海面平静如镜。夜晚，灼热逼人。机房内，热浪滚滚。空调装置不断向机房输送凉风，但温度仍在40摄氏度。大家光着上身，穿着裤衩，汗水像雨珠往下淌，污物似油彩涂了一身，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油。机灵的船员石海翔，从一个口子中钻进油柜，借着洞外照进的微薄光线，跪着用面团一寸寸地粘掉碎渣和沙粒。
队员用20个小时把油库清洗完毕。故障排除了，航线在延伸，留下一道长长的航迹。
饭局中的信息
1984年7月11日，大洋锰结核调查任务顺利结束，“向阳红16”号科考船返回上海。东海分局邀请记者到停靠在黄浦江边的“向阳红16”号上采访。中午，董万银局长设饭局招待，大家举杯祝贺锰结核调查取得成功。席间，董局长不经意说了一句话：“今秋我国还有更大的考察行动呢！”坐在董局长身旁的我听到了。
“董局长，什么考察行动？”我悄悄问。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到南极考察建站。”
“派不派记者去？”
“派，当然要派。”董局长回答。
“我去行不行？”
“只要你们单位打报告到国家海洋局，我看问题不大。”
我一回到报社，立即向领导汇报。
1984年8月14日，报社召开专题会议，一致认为中国首次派遣大型科学考察团赴南极洲进行考察是我国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第二天，报社就行文向国家海洋局提出申请。
9月3日，国家海洋局用电话回复报社，总编室机要秘书做了记录：“关于南极考察问题，南极办公室业务部门同意李文祺去。还要体检、政审、总编辑签名和记者家属签名。”我用“出国”的名义“哄骗”我妻签了名。我就这样成了一名考察队队员。
中国南极考察史无前例，考察队准备的各种物资中有收尸袋。离境之际，队员写了遗书。
出征前夜，新闻界的20个同行相约渡过黄浦江，走六里乡间小路到我家中送行，并在小楼前合影留念，送上书法家赵冷月题写的李白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文汇报摄影记者臧志成悄悄问我：“你拍过全家福吗？”
“没有。”
“你把夫人和两个女儿请到房间里，拍张全家福。”他为我拍下全家福后悄悄地对我说：“我为你准备的，以防万一。”
那天，我一大早起床，向老母说“我出去采访了”。行前，我把外交护照上的照片拿到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放成一张12寸的照片，放在写字台的玻璃台板下。我对妻子说：“我去南极半年，你要是想我的话，看看照片吧。”她那天送别我回家后用白纸画了180天的空格，考察队平安无事，就在空格中打勾，直到我回家。
我们到南极了
36天后，12月25日12点31分，“向阳红10”号首先到达南纬60°，西经59°39′。在驾驶台的副船长徐乃庆兴奋地拿起话筒广播：“同志们，我们进入南极了！”
“我们到南极了！”群情激昂，全船欢腾。然而，船上的新鲜蔬菜没有了，淡水也越来越紧张，不得不实行配额供给。每人一天一缸子水，喝水、刷牙、洗脸、洗脚，就这一缸子水。卫生间里遍地都是呕吐物，又没有水清洗，人在此环境中很难受。可是，大家为到达南极而兴奋，纷纷走出舱门，来到甲板。
“浮冰！你们看，左舷方有浮冰！”有人高兴地叫喊着。从驾驶台向前观察，海面上发亮的光点在水中漂荡。巨大的冰块上，一群群企鹅站在上面，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
“左舷方有雪山！”又有人拿着望远镜兴奋地说。用肉眼远望，见一条雪白的带子漂浮在大海中。
12月26日，科考队抵达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乔治王岛的麦克斯韦尔湾。
12月29日21时30分（北京时间12月30日9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通过卫星电话批准考察队报告，同意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地区建长城站。
12月31日，中国南极考察队举行长城站奠基典礼，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南极。
“向阳红10”号继续向南极圈挺进。因为水下冰山无比坚硬，颜色呈绿或蓝，与浪花相混，用肉眼观察才能发现它们。船长张志挺要求每个航海人员不准擅自离开驾驶室，必须全神贯注，不能有任何疏忽。去厕所得报告。
转眼到了新的一年。1月26日，10级以上的风卷起巨浪，“向阳红10”号在浪中摇晃、颠簸，发出“吱吱嘎嘠”的声响，23点01分24秒，闯进南纬66°33′00″，西经69°15′50″。船上的广播喇叭，响起了副船长沈阿坤洪亮的声音：“我们进入南极圈了！”巨轮拉响汽笛，全船欢腾。1月27日凌晨1点45分，“向阳红10”号到达第二个考察站位。队员们在风浪大、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开始了紧张的极圈取样作业，在波涛中施放底栖拖网，采集到腔肠动物肉——红色的海鳃，又名海笔，形状如一支毛笔，有杆有头，长51厘米。笔头散开，似朵朵散开的花。还有海参、水螅虫和各种各样多毛类环节动物。
1月27日下午5点40分，餐事员为欢庆进入南极圈，精心烹饪出菜肴。一张张餐桌上摆满了一盆盆茄汁对虾、油氽花生米、炒猪肝、皮蛋、白切肚子、清蒸鱼……色香味俱全。考察队员走进餐厅一看，高兴极了！嘿，还有茅台酒、青岛啤酒。大家刚坐下，谁知一个大风浪扑来，船体猛地向左侧一摇，桌子上的菜肴一下子全部滑出。几乎是同一时刻，队员们也都摔倒在地，身不由己地一会儿向左边滑去，一会儿又向右边滚去，身上满是油腻的酒菜和汤水，十分狼狈。庆功宴没有吃成。
万吨船在波峰中大起大落，陷在狂风恶浪之中，整整9个小时无法摆脱。船上的广播突然响起船长张志挺的命令：“关闭所有的水密门，全船任何人未经允许，一律不准上前后主甲板……”
此刻，船后甲板进水，6厘米粗的尼龙缆绳被巨浪卷进汹涌的大海；6000米长的卷扬机的马达和进口的电机设备浸泡在海水中；5吨液压吊车被海浪砸倒；尾部埋在水下7米多的两个主机推进器，9次露出水面打空转，原来每分钟153转，此时达到200多转；自动舵、机械舵、手工舵全部失灵。船随时有失控的危险。
考察队指挥组向祖国首都北京发出“情况很危险”的急电。
飓风呵，你要撕裂万吨巨轮！巨浪啊，你要吞没第一次到南大洋的中国考察船！常常是船头深深扎入水中，船尾则高高翘起，螺旋桨离开了水面。
发出“SOS”也没有人来救护！此时，我没忘记我是记者，我要记录下这一切。我用录音机录下令人毛骨悚然的狂风呼啸，又迎着狂风巨浪，左手紧紧抓住栏杆，右手举着照相机把惊险场面拍摄下来。在舱室里，我趴在地板上，赶写了新闻特写《在沧海横流中》。
稿件经陈德鸿总指挥亲自批准，由报务室迅速发往上海电报局，再由电报局派摩托车驾驶员送往解放日报社刊登。上海电报局的收报员收到此稿，激动万分，马上回复了一个电报，代表上海人民向南大洋考察队员们致敬。
如此可怕的惊涛骇浪，连老船员也是第一次碰见。幸而，在船长正确、果断的指挥下，我们的船顶风踏浪15个小时，终于化险为夷！
当晚23点30分，船冲出暴风圈，人们高呼：
“船长万岁！”
“祖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