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在国共联合抗日来到白热化阶段时，蒋介石却盯住了新四军这块肥肉。自黄桥战役后，两党分歧愈发严重，尤其是处于皖南地带的新四军，正处国民党重兵包围圈中，中共中央急忙做出指示，令皖南军部尽快北上转移。
可令毛主席以及中央一众领导没想到的是，项英居然如此不听劝。面对毛主席发来的北上渡江急电，他竟回复：“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
项英身为新四军的领袖，他做了什么？为何不愿意听从中央指挥？
北军南调，分歧初现
早在1940年1月19日，党中央就已经敏锐的察觉到了国民党企图包围新四军的想法，对项英及东南局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已共同确定。”
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同新四军商得‘新四军应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
在这方针的背景下，项英居然提出了要从江南（即苏南）地区调兵派往皖南的意见。
项英这是咋想的？
这张电报反映了中央早已预料国民党阴谋
党中央当时也否决了这一决定，并且还强调：“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苏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可见当时的中央已经明确了新四军整体北移的路线。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下令，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一律开赴南京、芜湖一带，意在切断新四军与江北八路军的联系。
面对这一无理要求，党中央自然是不答应的，而且要求项英应态度坚决的拒绝要求，坚持北上。
项英
此时，蒋介石派顾祝同前来与新四军谈判，项英却欢迎与其谈判南调的事情。党中央得知后也无奈只好同意谈判，但叮嘱项英：
“谈判时言词不可示弱,否则顾祝同会得寸进尺,加紧对我压迫。并明确指出,叶飞部不应南调。”
不出所料，顾祝同要求新四军将叶飞、陶勇的两个团调回江南。项英对此居然表示同意，还主动发电报报告中央，强调江北部队南移的必要性。
在项英眼中，他认为此时不应同国民党闹掰，并且还称新四军实际上同国民党来讲属于上下级关系，倘若强行不听命，会有损威信，有损国共合作。
因此他同中央汇报称：“部队南调是委座的意见,再三责令战区执行。现交通困难,可先将四、五支队与管部、梅部逐渐南调,否则不能维持上级威信,以后关系更尽恶化。”
刘少奇听闻项英的看法后，于4月19日急忙向中央电称：
“江南与顾谈判,中心问題是江北部队南调,这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我坚决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不独四支队,即管部、叶部亦不能对外承认南调。”
刘少奇
可以说，当时蒋介石企图将新四军困在皖南的想法已经被大家所知悉，但项英偏偏好像看不明白似得，还在一天后又致电中央：
“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
项英难道就如此舍不得皖南这块地？
党中央已经明确讲了，北上后可以在苏北发展，并且东边还有苏南的陈毅部队接应，撤出皖南怎会影响苏北发展？
项英一拖再拖就是不肯北移，要强调叶飞应该南调过来支援他，引起了中央的不满。
为了防止事业遭到重大损失，中央下令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军部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当依照中央的电令。以此避免项英对苏北部队的干扰。
面对中央强硬的态度，项英作为新四军的领袖，非但不听，还更加变本加厉。
4月21日、22日，他两次致电中央强调：“要求叶张两团南调。”
这项英是真不知国民党的阴谋还是有意为之？
一再周旋，项英欲辞职
鉴于项英如此态度，党中央直接决定停止新四军军部和顾祝同的谈判,不让项英插手苏北部队南移一事。
这件事交给谁来斡旋呢？中央找到了周恩来。
4月22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项英:“恩来同志数日后即去重庆,新四军问題由恩来与重庆直接谈判。”
为何中央如此看重江北新四军部，坚决不许其南下？细细分析当时的情况，中央的安排不无道理。
当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有四支队、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皖东津浦铁路、淮南铁路两侧活动;
江南指挥部所属有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在扬州、泰州、天长、六合地区活动，并和皖东五支队打通了联系,还同苏鲁豫皖地区的八路军遥相呼应,形成了发展皖东和苏北的有利态势。
倘若当时按照项英的计划将江北新四军军部南调，那部队南下后将被困于国民党重兵控制的皖南山区，一旦摩擦加剧，确有倾覆的危险。
皖南事变前形势
眼看项英一直拖拖拉拉，不愿服从中央安排。4月26日，身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负责人的陈毅又同中央讲了自己的看法：
“|新四军江南部队皖南苏南力量相等,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单”,并向中央建议皖南军部东转苏南,“控制主力在手以应付事变”,是“比较稳当政策”。
可以说，当时陈毅这一主张是非常正确的。既然项英不愿北上，那先东移来皖东地区转向苏南，可以和陈毅部队联合，不失主动权。
可面对陈毅的主张，项英又表示拒绝。既不愿北上又不愿东移，这可让毛主席着急了。
5月4日，毛主席亲自起草党中央对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针对项英在皖南的右倾错误,明确指示:“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
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
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
可以说毛主席态度坚决，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项英的错误，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
5月6日，这一指示发出后，军队总政治部就新四军在政治工作中犯得迁就国民党，丧失独立性的错误做了通报。
项英听闻后，非但没有接受，居然还提出了辞职。他说：“不能继续领导,也无法领导,并且拒绝由他传达中央“五四指示”。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新四军在项英指挥下一直不动的情况，中央其实也无可奈何。毕竟当时正值抗战关键时期，远在北部的中央是鞭长莫及，何况还有国民党重重设阻。
5月20日，在拖了10天后，项英终于是派了周子昆率参谋旅行团去苏南侦察路线,但最后仍然向中央强调不去苏南的理由,继续将军部孤悬皖南弹丸之地。
不同于项英的是，在毛主席发出指示后，处于在皖东的刘少奇和苏南的陈毅都率领其新四军部队有了极大的发展。
陈毅为顾全大局，在安顿了苏南的部队后，还专门派人前往皖南劝项英东进，主动将茅山根据地让给军部，但还是遭到了项英的拒绝。
陈毅
这一行为也激怒了陈毅将军，他直言：“项英既不去皖北,又不来茅山,竟这样目无中央!他赖在皖南,按兵不动,犹疑不决,到现在还五心不定,将来一定会输得干干净净!”
就这样，项英在皖南拖了两个月不动。
随着国共紧张局势加剧，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提出“中央提示案”一改此前让新四军南下皖南的要求，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北上。
蒋介石这是要闹哪一出？显然，他想借抗日来削弱新四军、八路军的实力。
这个方案自然被党中央拒绝，此后国民党三番五次在皖东、苏北挑动军事摩擦，企图围剿皖南地区的新四军。
北上良策，项英犹豫不决
9月19日，党中央急电指示叶挺、项英的新四军部队在两个星期内迅速渡江支援皖东的新四军部队。彼时，国民党韩德勤部队率先向苏北陈毅部队发起攻击，我军决心联合力量痛击韩德勤部。
与此同时，国民党皖南顾祝同的部队也密切关注项英的部队。可惜的是，在收到党中央指示后的项英却继续推诿扯皮，错过了和陈毅部队汇合的最佳时机。
9月30日，韩德勤率部一万五千人分三路进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和粟裕英勇指挥作战，以少胜多，大败韩德勤部，此即“黄桥战役”。
经此一战，党中央已经预测到国民党进攻野心，于10月8日向项英所率的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
一是将军队移到接近长江边的三支队活动地区，可以在国民党军队来犯时火速渡江。
二是可尽快将部队转移至苏南地区，与其他军部汇合。
三是可以将军队转移至皖北，江北四支队可以在此接应。
可是，面对中央提出的三大方案，项英却不同意，自己提出了要向南进的建议。
他认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打游击可以坚守阵地，保留军部以作接应。
项英这波操作可以说让人看不懂。当时皖南以南国民党重兵包围，我党军队主力基本都在江北，在往南打游击，被蒋介石部所押只是时间问题，项英却认为自己能够打游击生存。
面对项英的固执，10月9日刘少奇特地致电项英要求项部抓紧北上，此时还有转移的交通条件。
收到电报的项英却认为此时转移北上困难重重，坚持要打游击，似乎没有注意到国民党大军即将包围封锁皖南。
10月11日，项英答复中央回电讲道：“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也不便移三支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以便与三支地区连成一片,作准备已相当完备。”
次日，中央回电又一次重申南方已在蒋介石掌握当中，特别强调项英“绝对不要拖延”，刘少奇也再三催促，可项英就是听不进去。
中央当时以为项英是犹豫不决拖拖拉拉，但是项英一再强调保住皖南阵地的重要性，中央后来才意识到，项英这是要留在皖南，拖不是目的。
这时的中央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遂于11月24日以强硬的口气命令叶挺与项英“必须于12月底全部转移完毕；叶挺应该率领一部分军队即刻出发；一切问题要在20天内处理完毕。”
中央为何要让叶挺先出发？
其实叶挺自从担任新四军军长后就与项英有诸多分歧，项英作为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地位不低，叶挺则在海外漂泊后回国委以重任，地位并不比项英高。
在新四军组建阶段，叶挺就因为分歧问题几次向周恩来提出问题。坚守皖南的决定，主要是项英的主张，叶挺当时并不完全支持，但也没能阻止。
因此中央借此让叶挺先行，意义深刻。
左项英，中周恩来，右叶挺
面对项英的犹豫，毛主席也于12月3日致电项英：“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
.这时主席并未点名项英，但也旁敲侧击提醒项英不要因一时错误坏大事。
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催促下，项英这才开始认真考虑转移事情，于十二月初向苏南转移了若干物资和后方人员。
12月11日，蒋介石见皖南新四军部转移缓慢，开始让李品仙将第七军一七二师从鄂东调到皖东,配合一三八师向四支队进攻。
眼看皖东要顶不住了，刘少奇再次催促项英加快转移速度。
项英回复却说：“北移消息已泄漏,无法保守秘密，敌与顽均在沿江增兵筑工事，目前当很难求得迅速北渡”。还强调往苏南要经过日军封锁线,情况更紧张。
北移消息泄露，项英不想着赶快北移，居然还想着坐以待毙，以“不发饷弹不开动”为由继续拖延。
11月23日，中央一边同国民党谈判为转移争取时间，一边下令要求新四军皖南部队“立即开始分批转移。”
至此，项英还反复回电中央数言转移困难不便，这也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
12月26日毛泽东起草致电项英,对他们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題,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
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严厉督促之下，项英才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元月初开始北移。
历史证明，这时候北移已经错过了良机，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遇重大挫折。
看完项英在皖南事变前的种种所为，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疑问：项英为何要坚持留在皖南？
其实，1941年毛主席开展整风运动时就多次讲过皖南事变的教训。他说：
“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地联合而不要斗争。
有些同志没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
项英之所以会在皖南事变中一错再错，一方面跟他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认识不清有关。毕竟项英同王明一样，都是从苏联飞回国内指导革命。
早在1932年宁都会议时，项英就和博古、王明等人同毛泽东有过分歧。
其实，项英在1926年飞去莫斯科前和毛主席关系密切，但后来长期留苏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以至于一些考虑欠妥。
另一方面，项英作为新四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对新四军有着特别的感情，放不下自己“打下”的皖南。
此外，项英在处理国共合作上没有看清国共关系破裂的趋势，在抗日的大背景下，不愿同国民党斗争，最后遭遇失败。
不过，尽管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犯了错，但他对新四军，对党早期的发展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尤其是新四军的发展，在项英的带领下，抗日战果累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