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13日深夜，在北京后海一个寓所内，北京医院专家小组的医护人员匆匆忙忙间还未来得及放下手中医疗器械，立马冲上前检查躺在床上的老人。此时，老人发着高烧，几近昏迷，病情恶化。
专家连夜紧急救护，但是，老人的情况不容乐观，一直昏迷不醒，第二天下午，医护人员拼尽全力后，只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痛心地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是88岁的宋庆龄女士。
在她那间不大的卧室里，她的两名干女儿、保姆、警卫一行人在听见医生下达最新的“病危通知”后，都默不言声，心中的悲伤无以言表。钟兴宝默默地走出卧室，来到楼下偷偷地抹着眼泪。这位跟在宋庆龄身边27年之久的保姆，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这位亲切的“首长"就要离开他们了。
她回想着，就在前几天，首长还在同她和顾金凤说：”明天我们一起回上海的家吧。”她和顾金凤听了还很高兴地期待着，何曾想，就在当天晚上，宋庆龄突然昏厥，甚至高烧达到40.2℃，病情一度恶化。
宋庆龄患的是血癌，加上身体的各项机能退化，按照医生的说法：“按照现有的医疗水平很难治愈。”
1973年宋庆龄与钟兴宝、李燕娥（左一）
上级收到医院关于宋庆龄的病危通知后，极为重视，作为对新中国有过重大贡献的伟大女性，她的后事必然要结合本人的意愿给予最高规格的哀荣，对于相关办事人员而言，这可容不得半点马虎。
这天下午，上级派来一位秘书，她找到钟兴宝，说明来意，问她要宋庆龄曾经拟好的遗嘱。钟兴宝一听，却当即拒绝让来人吃了一个“闭门羹”。
对方见钟兴宝态度坚决，一下急了：“钟阿姨，首长毕竟年事已高，我们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这份遗嘱很是重要，领导们都在等着参考它，为宋主席做后事准备工作。”
来人说着说着还搬出了康克清大姐，一向心软的钟兴宝并没有打算让步，她让来人转告上级领导，请他们放心，遗嘱由她保管丢不了，到了时间自会交出来。
那位秘书看着怎么也说不动的钟兴宝急得团团转，可是耗在这里也拿不到遗嘱的钥匙，只得无奈离开。
可以说，钟兴宝的这个举动确实也曾或多或少地给后来为宋庆龄举办国丧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当所有人了解她为何坚持自己的做法后，都沉默了。
众所周知，宋庆龄的晚年生活身边很少有家族至亲，宋氏其他兄弟姐妹及其子女都远在台湾或者海外，而她膝下又无子嗣，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是秘书张钰、好友沈粹缜、保姆李燕娥、钟兴宝、顾金凤以及一手拉扯长大的两名干女儿隋永清、隋永洁等人。
不过，宋庆龄为何把钟兴宝这样一名保姆当作唯一遗嘱钥匙的保管人呢？钟兴宝又为何怎么也不肯在宋庆龄病危时刻交出保管遗嘱的钥匙呢？
左（钟兴宝）
要说，宋庆龄身份地位特殊，围绕在她身边的人挺多，但真正称得上贴己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早年间，宋庆龄经历过国民党一派的暗中诽谤，针对她的私生活大作文章，反动派的阴谋一次次不攻而破后，又曾使用过美男计将歪心思打到宋庆龄身边人身上，好在，被宋庆龄及时发现。不过，从那之后，她对身边用人却也更加谨慎起来。
1952年，钟兴宝经沈粹缜的介绍，成为宋庆龄的第二任保姆。
钟兴宝青年丧夫，育有一儿一女，为了养活孩子，她从苏州吴县老家来到上海先后做过农场工、刺绣工、育儿员等。
当沈粹缜带她到宋庆龄面前时，钟兴宝紧张极了，她虽然曾经在托儿所见过常去看望孩子们的宋庆龄，但这样面对面的交流还是头一次。
没想到，宋庆龄率先起身迎向她，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你不要把自己当佣人，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钟兴宝很是激动，她心里暗自想着“这样大的领导，一点架子都没有，真是少见。”
钟兴宝并不是跟在宋庆龄身边最久的那个人，但她和李燕娥一样，深得宋庆龄信任。不过，这份信任并非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长年累月的相处中建立起来的。
钟兴宝成为宋庆龄的贴身保姆，要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和梳洗装扮，一般是宋庆龄去哪里，她都会跟去哪里。
一开始，二人的相处算是融洽，但难免会有些小摩擦。
随着宋庆龄外事活动的增加，钟兴宝见的世面也广了起来，她最乐意到外面多看看。不过，宋庆龄并不会每次外事活动都带着她，为此，钟兴宝还有过不高兴。
1952年12月，宋庆龄准备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当时，钟兴宝很想跟着一块去到国外开开眼，看看苏联的异国风光。但是，宋庆龄考虑到纪律与规定，决定将她留在北京的家中，得知自己不能去时，钟兴宝心里怎么也快活不起来。
宋庆龄观察到了钟兴宝这微妙的心理活动，鉴于行程较紧，当时她没有说什么。去到苏联后，她刚刚落脚，便准备了一张明信片，并在上面俏皮地写下一行字：
“兴宝，这个人你认得否？”
实际上，明信片中的一面就是宋庆龄在开国大典上的肖像素描。
当在北京的钟兴宝收到宋庆龄从苏联寄回的明信片后，开始还在疑惑宋庆龄是想说啥呢？后来，看到背面的字后，心里的疑惑与原来的不痛快便立马消失了。通过这张明信片，她感受到了宋庆龄对自己的信任与牵挂，这份心意真的比一同前去苏联还要来得珍贵。
宋庆龄喜欢用画来传情达意，这可以说是她的一个小爱好了。
特殊时期的那十年间，钟兴宝基本跟着宋庆龄住在北京的时间居多，她几乎没怎么回过老家。由于她的工作对外要保密，所以，家乡的邻居们大多只知道她在外面工作，可具体在做什么，谁也不清楚。
有一日，造反派把她在乡下的三间平房拆得像马厩一样，钟兴宝从女儿的来信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心里又急又气。这三间房她是留着有朝一日，不能在这里工作了，回到老家好歹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可是，如今什么都没有了。
这件事情一直让她闷闷不乐。
这天，钟兴宝一如既往地在洗衣间干活，忽然，张钰跑过来叫她，说太太让她上楼一趟。
钟兴宝放下手中的肥皂，洗了洗手，来到了楼上的办公室。
一进门，宋庆龄就笑着对她说：“兴宝，你快过来，我送给你套房子，你要不要？”
钟兴宝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房子？什么房子？太太哪里来的房子？”
这时，宋庆龄笑着把一幅刚画好的画拿了出来，画中正是一幢十分精巧的小楼房。
不过，兴宝拿着画再定睛一看，这不正是宋庆龄家中四马路的那幢楼房嘛，如今，这幢楼房早已归国家所有了。
宋庆龄见她认出来了，便笑出了声问道：“怎么样，我送的这幢楼房比起你乡下的那几间房子要好多了吧？”
兴宝心头一热，联想到太太“送房”的深意，感动不已，她仔细地收起画珍藏了起来。
右一（钟兴宝）
都说人心换人心，在钟兴宝心里：“太太从来不把我们当下人看待，待我们都很好，我们也要更卖力地干活才行。”钟兴宝不会别的，除了每日打扫房间卫生，帮宋庆龄取快递、洗衣服，她还会帮宋庆龄亲手做一些在家里穿的衣服、裤子和棉鞋。
宋庆龄尤其喜欢兴宝做的夏天的睡衣和热天穿的单衣，很是舒适透气，大小合适穿上很是舒服，还有兴宝做的老棉鞋，也很是合脚。
值得一提的是，李燕娥与钟兴宝两个人的工资一直是宋庆龄自己掏腰包支付的。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也是拿工资生活，一向心怀善念的她总是乐意帮助身边人，她帮助中风的警卫隋学芳拉扯大他的两个女儿，一直到这两个孩子完成学业走向工作岗位。生活管家周和康家里生孩子，她是又送钱又给孩子添置衣物的。
每年过节，宋庆龄都会把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叫到住的地方，买一堆孩子们爱吃的零食与礼物，一起热热闹闹过节。几乎每个工作人员，都因为家庭或大或小的事情得到过宋庆龄的照顾，钟兴宝也不例外。
钟兴宝有一儿一女，她的儿子尤顺孚曾于1960年就读北京工学院，有一次，尤顺孚想要参加学校举行的游行，但游行要穿的衣服还没有着落，他跑到宋庆龄的住所找母亲商量。钟兴宝听后也颇是为难，因为，一时间，她也拿不出这买衣服的钱。
宋庆龄得知后，便悄悄吩咐秘书张钰去王府井买了一套崭新的服装给了顺孚，为了不增添他们的心理负担，她还跟他说：“我这里正巧有一身衣裳，你拿去试一试，看看合不合身。”
顺孚穿上后，简直跟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事后，母子二人才知道，这哪是什么“正巧有一身”呀，就是为他专门去买的。
宋庆龄对身边的人事无巨细的照顾到，花费的钱财也不少，别人都以为她挺有钱，实则不然。除了工资收入外，她并无其他收入渠道，遇上最困难的那几年，她不得不典当原来剩下的貂皮大衣和旧的衣物，最揭不开锅时，她还曾向沈粹缜与张钰借过钱周转。
不过，即使她自己再困难，她都不会少了李燕娥与钟兴宝两个人的工资以及隋家姐妹二人的学费、生活费。宋庆龄的晚年生活，已经很难再享受与亲人在一起的时光，所以，她很珍惜与身边人的相处时光。
1973年，钟兴宝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第十九个年头，由于她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当时又患高血压与肠粘连等病，常常卧病不，显然，她已经不再适合做宋庆龄身边的贴身工作。
钟兴宝和儿子商量好了，回老家养病，临走前，宋庆龄十分不舍，她托时任秘书杜述周拿了1000元给她治病用。
钟兴宝回到家乡后，在儿子顺孚的照顾下，身体有所好转。宋庆龄十分牵挂她，便由她口述张钰手记写信给钟兴宝，信中关切地问道她的病情怎么样了？有没有好转？
当收到顺孚的回信，称钟兴宝身体已有所恢复后，宋庆龄高兴地又附信一封，并邀请钟兴宝再来上海玩一玩。
宋庆龄致钟兴宝亲笔签名
钟兴宝也在牵挂宋庆龄，接到来信后没几天，她就迫不及待地启程去上海玩一玩，哪里料到，她这一”玩“，又是八年。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钟兴宝来到了宋庆龄上海的寓所，李燕娥大老远地看到她来，高兴地迎上前：“你个老太婆，我还以为你真的爬不起来了，现在看起来，蛮好蛮好。你走的这两个月，首长总是很挂念你呢。”
宋庆龄在楼上听到兴宝的声音，开心地走下楼，嘴里直呼：“兴宝，这次来了就不要再回去了，还是待在我身边吧。”
钟兴宝心中有所顾虑，她担心自己的身体给大家增添负担，宋庆龄也看出她的心思了，直说道：“现在不是顾金凤来了嘛，我让她做你原来的活，你就做做卧室里面的活陪陪我好了。”
钟兴宝还想说点什么，此时，接到顺孚寄过来的衣物与当时宋庆龄给的1000元钱。
吃午饭的时候，钟兴宝掏出这1000元钱递给宋庆龄：”首长，既然我现在不走了，那这钞票就……“
不料，宋庆龄看到她这样子却生起气来：“兴宝，你把钞票收起来，这是给你养病用的，你要知道，这世间，比钞票值钱的东西多着呢……”
钟兴宝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她莫名地感动，她其实知道宋庆龄也有不易的地方，手头并没有那么宽裕，看着手里的钞票，泪水直在眼眶中打转。
钟兴宝留下来后，身体时好时坏，顾金凤承担起了洗衣物、给宋庆龄梳理头发和外出接待等任务。到了晚上，钟兴宝和李燕娥就在宋庆龄旁边搭床睡，这样，晚上贴身照顾宋庆龄的活还得由她来。后来，李燕娥病了，夜里还得同时照顾两个人，不过，钟兴宝从无半句怨言。
因为是最贴近宋庆龄的身边人，钟兴宝自然知道宋庆龄有多重视她的遗嘱。
早在1953年起，宋庆龄就开始写了第一封遗嘱，此后，每到春节前后都要拿出来修改修改。钟兴宝虽然不识字，对于宋庆龄所写的内容也从来不过问，每次宋庆龄修改完后，她都小心翼翼地收好放进小铁盒内。而宋庆龄每次也都会加上一次：“兴宝，等我老了以后，要讲的话可都在这里面了，你要记住呀，在我没有咽气以前，这个铁盒子里的东西是无论如何不能给人看的。”
1981年春节期间，宋庆龄又命人将那个装着遗嘱的小铁盒从柜子上取下来，在钟兴宝的搀扶下，走向了写字台。钟兴宝明白，首长这是又要修改她的遗嘱了。
这一次，宋庆龄举笔已经有些艰难，她写了有半个多小时，写好后，还自己亲手把遗嘱锁进了小铁盒内。然后，她拉着钟兴宝的手说：“兴宝，还是那句老话，这铁盒内的东西，在我没有咽气以前，是谁也不能给的，你记住了……”
从前，宋庆龄说这样的话时，钟兴宝总是不在意，觉得那一天离得太远。这一次，她预感到有些不对，看到首长严肃又认真的表情，她用力地点点头。
同年5月，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在宋庆龄病危之时，钟兴宝拒交遗嘱钥匙。
她拒绝的原因，不是因为私利，也没有任何其他复杂因素，她只是在完成宋庆龄对她最后的嘱托：“在没有咽气前绝不交出遗嘱钥匙。”
首先，她不愿意相信宋庆龄会这样就离开；其次，万一实在出现什么意外，她要竭尽全力，为她做些什么，而那一刻，她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承诺，保管好那份遗嘱。
尽管她看到上级派来的秘书因为此事急得团团转，未能向上级领导交差，可是，她依然不能松口。
1981年5月28日晚11点多，宋庆龄病情急转直下，专家医护人员进行了连续二十多个小时的抢救，终究还是无效。抢救期间，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林达光、黄寿珍以及戴成功与张家恭等均守候在病床前。
5月29日20时18分，因抢救无效，宋庆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党中央即刻成立了由邓颖超、康克清、廖承志、沈粹缜等八人组成的宋庆龄治丧委员会。
这时，一直守候在宋宅楼下的深粹缜对钟兴宝说：“兴宝，这是党中央派来的人，钥匙可以交给他们了。”
钟兴宝这下兑现承诺，取出钥匙，亲手交给了来人。
八人治丧委员会紧急研究分析宋庆龄的遗嘱，准备完全尊重老人去世前的心愿处理后事。宋庆龄生前拟的遗嘱共有5份，都是英文写的，非常简短，根据八人小组中李家炽的口述，当时，5份遗嘱前4份都有传阅，唯独最后1份没有传阅，理由是”八人小组“内的有人要分到钱，所以，不便传阅。
几份遗嘱中主要提到的有：北京与上海两处居所的物品与财物分配的问题。
“八人小组”在第一次会议上，也明确了对北京、上海两处宋庆龄住宅要先进行物品清理登记。上海是宋庆龄的故居，重要历史信件、文件居多，其中还包括有蒋介石、李宗仁、汪精卫、毛泽东等致宋庆龄的4封特别重要信件。
此外，还清理出孙中山用过的印章，包括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印章。
按照遗嘱，一般的财物都分给了身边人，但她尤其强调了母亲倪桂珍留下的黄金首饰不能分，要留着。
还有一个重要讯息，那就是身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生前却作了这样的要求：
“我母亲曾跟我们姐妹说过，无论我们是何种派系，在家族的墓旁，给我们留了空位，我死后应该葬那儿。”
要说孙中山是宋庆龄一生的挚爱，她曾经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他、追随他。他死后，她一生致力于实现他的三民主主义。然而，在死后她做出的选择却是葬到万国公墓，而非中山陵园。
仔细想想，这倒很符合宋庆龄一向的为人处事。当年，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从未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她而作增添，更加不愿因她又要花费国家和人民的钱财。
以上，就是宋庆龄所有的生前心愿了。
“八人小组”在经过几次会议商讨后，决定完全遵照宋庆龄的遗愿处理她的后事。
宋庆龄的最后遗容是钟兴宝与顾金凤整理的，她们两个轻轻地帮宋庆龄换上了内外衣服，帮她重新梳理了头发，又细心地描了描眉毛，完成了她生前“要干干净净地走，不要邋里邋遢”的愿望。
钟兴宝在整理的过程，眼里满含泪花，整理完毕后，她按照家乡风俗，掏出了一块事先绣好的带有一朵兰花的小手帕，轻轻地塞到宋庆龄的手掌心中……
至此，她已完成了可以为宋庆龄做的所有她能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