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红是非多，更遑论如果这个红人一生都处在激荡的是非之地，那么他身上的相关争议更会被无限度地放大。郭沫若，可以说是在国内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说他妇孺皆知，乃是因为他成名时间早，而且横跨的年代也很久远。
从1911年到北伐，从土地革命再到其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可以说民国激荡的时代，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此后新中国成立，在历次的运动中，郭沫若也都未能置身事外。
正是因为经历的时间跨度太长，所以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围绕他周围发生的事情，也就不可胜数了。
何况新时代的学生，走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发现了，郭沫若的画像和鲁迅一样永远挂在教室以及学校的墙壁上，正是这种生前和生后巨大的名气，以及围绕在其周身的诸多高光时刻，才造就了郭沫若极富争议的一面。
蜀中才子，现代“李白”
郭沫若生于1892年，他是四川乐山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母亲是一名官宦之家的女儿，优越的家庭条件，对郭沫若早年的教育是非常有帮助的。彼时已经是清王朝末期，郭沫若的教育，已经和旧时传统的四书五经“决裂”。
少年的时候，郭沫若就读于现代型的中学。而且和民国时期大多数家境优越的年轻人一样，22岁那一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当时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所以国力强盛并且超过了中国，一跃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所以国内青年人留学，大部分都会首选日本。
和孙先生以及鲁迅一样，早先的郭沫若，选择的专业也是医学，他就读于日本的九州帝国大学。如果这一切不曾发生变故，他或许会成为一名医生。但是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内心对于文学是不喜欢的，和鲁迅的选择一样，他渐渐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期间，他开始自行进行文学创作，无论是写诗还是写文，都颇具浪漫主义气息，有点像自己的同乡李白一样。1921年的时候，还在学医的郭沫若干脆来了个“病退休学”，然后一个人又跑到了京都帝国大学去旁听文科。从这一点不难看出，郭沫若一旦决定了某些事，就一定会付诸行动。
也就在那一年，郭沫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女神》，这是国内第一次出版的现代诗集。诗歌中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质，这也是郭沫若其后在国内走红的第一步，他成为了国内现代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也就在那一年，他还和郁达夫成立了创造社，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为其后和鲁迅的论战埋下了伏笔。
被鲁迅骂为“才子加流氓”
民国年间没有网络也没有微博，文人们如果论战，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在杂志和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样是喜好动辄和别人发生论战，在对文学见解持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鲁迅和郭沫若就这样隔空杠上了。
鲁迅要比郭沫若大11岁，彼时的鲁迅早已回国，并且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任教多时，其后又在厦门和广州短暂呆过一段时间，最终在20世纪的30年代初期到了上海。
刚到上海不久，创造社的几位主要作者，就首先开始向鲁迅发难。他们认为鲁迅在文学的观念上已经过时，甚至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绊脚石。
有人主动向自己发难，这让鲁迅始料未及，而背后的主导人自然是郭沫若。彼时的郭沫若也参加了北伐，此后也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南昌起义等重要的历史时刻。
可以这么说，郭沫若异常的敏锐，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似乎都有他的身影。相比于鲁迅，郭沫若在政治方面过于活跃，但是他仍然不忘抽出时间，专门来撩拨一下鲁迅这个有名的“刺头”。
鲁迅虽然刚到上海不久，可他毕竟是文坛上的老将，别人出手他岂能罢休。很快，鲁迅就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杂文，正式和创造社的成员展开笔战。郭沫若也是天性好斗之人，鲁迅接招了，自己自然也得出手。
于是，郭沫若使用杜荃这个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馀孽》，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但给鲁迅界定了文学性和阶级性，而且还称呼鲁迅是“封建余孽”。
这还不过瘾，郭沫若在文章中，又进一步推定鲁迅是二种反革命的人物、新建过渡期的反革命分子、不得志的“法西斯”。
文学上的论战，在郭沫若的过度引申之下，似乎变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人身攻击。面对这种情况，鲁迅在1932年写出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虽然两个人骂得不可开交，但彼此其实并没有见过面，甚至根本就不认识。所以这场论战到最后，就变得雷声大雨点小了。其后到1936年，鲁迅再次发表文章，认为此前的论战并非个人恩怨，而郭沫若抓住时机，也发表文章表示先生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就此论战结束。
因为彼时的鲁迅先生已经进入暮年，两个月后鲁迅去世，眼看着全国悼念鲁迅的形势很高涨。敏感的郭沫若抓住这个时机对鲁迅大书特书。
他的这种做法，着实让其他派系的文人们，感到奇怪。但正因为郭沫若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悼念大势，所以其后在国内文艺界的地位，才能一直保持“常青树”的姿态。
这位被鲁迅称为“才子加流氓”的人，虽然是半路出家写作，可在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等领域都有涉猎，而且著作颇丰。除了文学身份之外，郭沫若另外被外界所熟知的另外的身份是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它们同样是郭沫若半路出家获取的。
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
郭沫若的历史学家身份，是在流亡日本期间获取的。在那个时期，他开始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并且在1930年的时候，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且，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马克思的学说，提出我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在国内，开创出了“唯物史观派”。
虽然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由于其后，“唯物观”在国内逐渐成为主流，所以郭沫若的这种历史阶段分法，也获得了主流的学术地位。
紧接着，郭沫若又先后发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这一系列著作轰动了学术界。正是因为这些突出的学术成果，在1948年的时候，郭沫若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在历史学界的地位无人撼动，他被列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但是在实际的考古学之中，郭沫若还是非常富有争议的，比如司母戊鼎，他将“后”字错误地看成“司”字，一直到多年后，这个错误才逐渐地更正过来。
类似于这样的争议甚至错误，在考古学界还有很多。这就导致郭沫若在史学界的地位，受到了很多考古学者的质疑。这些质疑，其后也汇聚成了郭沫若诸多是非争议中的一种。
争议源自被彻底解构
郭沫若一生的笔名高达50多个，其生平发表的各种类型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而在这诸多的文章中，有些观点前后矛盾。尤其在历次的运动阶段，郭沫若的诸多言论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切，成为郭沫若招黑的主要元素之一。
其后，一些错误也让郭沫若更容易招黑。一些错误是学术性的，还有一些错误是事实性的。不过这种学术界的交锋比比皆是，因此一些错误本身也无伤大碍。
除此之外，国内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信息，被大众看到甚至是熟知了。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层面，很多历史上的人物被逐一解构。
郭沫若原本就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历史人物，其在活着的时候就保留了太多的争议点，因此随着被互联网的解构和放大，很多片面的信息便在网上到处传播了。
更不要说，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片面的去诠释郭沫若生前的某些言论。甚至于还有一些人无中生有，把不属于郭沫若的一些言论，强行按到他的头上。如此一来，郭沫若就被彻底解构了。而他原本就存在的争议点，最终也被无限放大。
于是，诸多争议在新的时代和背景层面，成为了郭沫若一个又一个黑点，且有诸多非议与误解伴随了他很多年。这肯定不是郭沫若想要的结局，不过只要“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想必郭沫若早已对此释怀，一笑置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