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早在德国正式对美国宣战之前，德国统帅部谍报机构就制定了一个袭击美国本土的秘密行动计划。具体就是通过潜艇运送特工携带爆炸装置潜入美国，对美国关键性工业企业进行破坏，使美国重要军工民用工业生产陷于停顿，还要炸毁重要民用基础设施，起到扰乱民心的作用。
这项工作的人员招募和技术培训由情报军官瓦尔特·卡贝中尉负责，他曾在美国芝加哥和纽约为纳粹前哨组织进行宣传达十二年之久。
卡贝的计划是征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过的德国人。因为这些人熟悉美国的习俗和语言，不易不被发现。
卡贝自己深信，他们会得到无数忠于祖国的美籍德国人的帮助。一旦破坏者建立起了工作网，卡贝本人也将潜入美国，并在芝加哥负责一个秘密总部。
瓦尔特·卡贝开始他的征募工作，是在1941年的冬天。他通过盖世太保了解遣返回国人员名单、查阅德国军队里的人事档案等渠道，遴选合适人员。终于，在1942年4月10日，一小股志愿人员在柏林郊外的一个树林茂密的庄园里被集合起来。
在他们中间有：
乔治·约翰·达契，三十九岁，1922年非法进入美国，当过饭店的侍者，甚至还在美国空军部队里混过一个短时期。
温纳·梯埃尔，1927年来到美国，专职管理初次提出申请美国公民资格的文件记录档案。
爱德华·吉林，他在美国当私人汽车司机和家庭仆人达十一年之久。
欧门·纽保,一个厨师。
赫贝特·汉斯·霍普特，他是这些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二十二岁，随父母归化，在美国生活十六年。
欧纳斯特·彼得·贝吉，纳粹党员，曾在美国当机械师，并曾在国民警卫队中服役。
海因利契·海因斯克，修理机具的技工，在美国生活了十三年。
里查德·奎林,1927年来到美国，几年以后按照德国关于资助德国熟练技工回国的指令，返回祖国。
这些人被集中到庄园后便同外界隔绝，开始了严格的训练课程。包括纵火、爆炸、引爆、定时设备和秘密书写知识、扔手榴弹、步枪射击以及体操、摔交等运动项目，还有真正从事破坏工作的实习任务。
4月29日开始，经过实际模拟考试，两名学员没有通过考试被开除，其他候选队员都被许诺每月发薪水，并在战后可以得到一个舒适的政府部门工作职位。然后，他们被分成两个小队，每个小队都有指定的破坏任务。
第一小队由达契率领，包括贝吉、海因斯克和奎林，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破坏几个与军工相关的重要化工企业，同时炸毁从匹兹保到路易斯维尔之间的俄亥俄河上的水闸。
第二小队由吉林领导，队员有纽保，梯埃尔和霍普特，他们的破坏重点是铁路桥梁和隧道，并炸毁纽约东河上的海尔门大桥，破坏纽约市的供水系统。
只要有机会，两个小队还要在公共场所埋炸弹，以制造公众的恐慌。
卡贝还命令每一个队员毫不犹豫地把其他队员中任何削弱和危害他们人务的人干掉。
5月26日早晨，在两个小队从劳伦特潜艇基地登上U-201和U-202潜艇的两天以前，卡贝发给两个队长每人各五万美元，并发给每个队员一条塞了四千四百美元的腰带。
但是，让卡贝中尉想不到的是，钱既能办成事也能坏事。这帮乌合之众恐怕从见到钱的那一刻起，各自在心里就打起了小九九。
6月13日（星期六）早晨，达契一伙被潜艇顺利送入美国沿海，他们利用皮划艇登上了长岛海滩。可是不巧，正当他们从船上搬卸埋藏爆炸装置时，被一个巡逻的海岸警卫队员发现。他们假称是渔民，并贿赂了一笔钱，把警卫队员打发走了。他们迅速把四大箱防水炸药隐藏好，然后，沿着海滨公路向着亚马根塞逃去，等到警卫队员带着增援人员一起再次赶到现场时，海滩上已经是空无一人。
早晨6点57分，达契一伙乘上了亚马根塞特去往纽约的火车。一路平安无事，他们顺利抵达纽约。达契和贝吉住进了第三十一号街的克林顿总督旅馆，而海因斯克和奎林则住在马提尼克的旅馆。他们现在似乎算是安全了。
下一步他们要做的就是搞到一辆汽车，把他们所带来的那些装备挖掘出来，运到卡次吉尔山上的一个永久的隐蔽处去。但这件事倒不用匆忙，因为卡贝曾经一再强调，在两个小队没有完全站住脚跟以前，切切不要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坏行动。
然而，此时的达契已经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了，他有更迫切的事情要去思考，那就是如何才能既摆脱掉这份危险的差事，又能保住身上的五万美金。于是，当达契和贝吉只有两人在房间的时候，达契心神不定地对贝吉说，“我有个能使我们在这里摆脱麻烦的计划。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立即把你干掉。”
贝吉的回答是：“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不用担心我。”
于是，星期天傍晚快到8点钟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反特办公室接到电话。有一个略带外国口音的人说，他从德国潜水艇上刚刚登陆，有重要的情报要告知埃德加·胡佛局长，并说要一周内在华盛顿亲自把情报送给局长。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这时战争已进行到第七个月。联邦调查局几乎每天都接到一些古怪的人和神经有毛病的人打来的电话。所以，工作人员把这个神秘的电话做了记录，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海岸警卫队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亚马根塞特海滩遇到的事情，并把其后他们发现了隐藏的炸药送来的时候，这个电话就产生了新的含义。
与此同时，U-201潜水艇正载着第二破坏小队驶向佛罗里达的海岸。它在6月17日清早在杰克逊维尔市东南二十五英里的邦特维德拉海滩浮出水面。奎林、纽保、梯埃尔和霍普特依然是划着橡皮船上岸。他们很快地埋藏好爆炸用的设备，换了衣服，走上了美国的一号公路，并且等着去杰克逊维尔市的公共汽车。第二天早晨，奎林和梯埃尔坐上了去辛辛拿提市的火车，而霍普特和纽保则启程去芝加哥。
星期四，乔治·达契乘火车去了华盛顿，并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总部。联邦调查局特工安排与他见面后，他一直交代了两天。他给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感觉是，他的谈话思维混乱，一点不像个专业特工。
他杂乱无章的叙述了卡贝和他的训练学校，列出了关于第一和第二破坏小队袭击的目标，描绘了每一个成员的特征并提供了他们可能与之联系的美国人的名字和住址。他还描绘了德国的食品，配给、住房和军事形势等等。他透露纳粹的潜艇正在人们很难想象的海下深处进行活动，远在同盟国深水炸弹射程之外。最后，他表示希望，作为对他的合作的一种交换，他可以得到一个机会，向德国人民作宣传广播。
根据达契的交代，联邦调查局特工迅速在纽约的旅馆里逮捕了贝吉。大约一小时之后，当海因斯克和奎林下午看完电影回到旅馆时，发现联邦调查局人员正在等着他们。
爱德华·吉林，第二小队的队长，在纽约有一个妻子。他在6月22日从辛辛拿提市乘车来看望他的妻子。第二天傍晚，他和跟随着他的梯埃尔一起被捕。同时，在芝加哥，霍普特已回到他双亲住宅的他自己的老房间。其实他不知道他已经被置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6月27日夜，在他与纽保会面时，两人一同被捕了。
五天之后,7月2日，罗斯福总统指派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来审理这个案件。在美国，自从1865年亚伯拉罕·林背被刺以来，还是第一次举行这样的法庭审判，这种审判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审讯是在司法部长法朗西斯·比德尔提出确证的情况下开庭的，军队检察长密隆·克拉梅亲自主持这个案件的起诉。除了每个被告详尽的供词之外，他还把他们带来的爆破器材作了介绍。
被告的辩护律师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他认为：这些德国人没有犯下任何一项破坏的罪行，而且他们从未打算这样做！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不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自愿参加这种行动，只是由于希望因此而能够安全地离开德国，回到他们在美国的亲友中来。
两个小队的人逐一在法庭上作证，申诉他们对希特勒政权的私下的不满。贝吉详述他与盖世太保之间的矛盾。他提请法庭注意，他的供词中包括一些对美国具有巨大价值的情报，比如对于他的同伙的详尽描述；关于破坏者埋藏设备的细节，以及关于U-202潜艇的建造和设计等。
最后判决前，委员会的成员们不约而同的有了一个最大的疑问：假如在象纳粹德国那样第一流的军事强国里，谍报机构挑出来执行如此重要任务的最优秀分子，会像达契那样竞是一个神经有缺陷的不满意纳粹的人，而其他人也是同样不坚定的分子，这能够是合乎逻辑，或者是合乎情理的吗?否则，这一切是不是统统虚假的，而且是经过精心预演的，即一旦被捕，这些阴谋者都要来一番这样的表演呢?
8月8日，被告听取了由总统批准的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犯了违反战争法令的罪行。达契被判处三十年徒刑，贝吉终身监禁。其余的人都坐电椅处死。他们在那一天中午就被处决，并埋入华盛顿政府专用地上不设标记的坟墓之内。
这条新闻迅速地刊登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当德国海军上将多恩涅兹听到这个消息时，为他的潜艇被用于这样冒险的计划而大发雷霆，以至于好几个月拒绝同谍报机构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