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啊，赶紧拎包出去，跟法律过去吧！
韩明反问：“干啥我就跟法律过去啊？”
在观看电影《二十条》中马丽给儿子擦伤口的这一段时，很多人都是笑中带泪。如果是普通家庭遭遇这种校园霸凌类案件，绝对是难如登天。
在现实中，但凡经历过校园霸凌的家庭都明白，有怎样的父母，就会有怎样的孩子。这些父母对自家孩子的霸凌行为，绝大多数都是知晓的，正是由于他们的纵容和袒护，才让霸凌的孩子在学校有恃无恐。
在这部电影中，张科的家长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倘若您在这部电影中观察得足够仔细，就会发现，张主任在这起校园霸凌中，不但占据了绝对的心理优势，而且有重度包庇嫌疑。
电影中，张科在学校门口放学时向小混混指认了韩雨辰。这四名小混混围着韩雨辰就打，全部往软组织上招呼，打完就跑。晚上，韩明陪着马丽去跟张主任 “道歉”，他们之间的对话特别微妙。
马丽说：“我儿子下午被打了。” 张主任接的第一句话是：“谁打的？”
马丽说：“一群小混混。”张主任镇定自若地回答：“没有我儿子。”
诸位看官，发现问题了吗？
身为一名教导处主任，如果自己学校的学生被打，是不是应该问一句：“在学校里被打的？还是在校外被打的？”又或者“孩子怎么样？有没有送医院？”
正常人这会儿起码也得装出一个 “貌似关心”，实则 “幸灾乐祸” 的基本表情吧？
换句话说，这位张主任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但完全知情，而且熟练地进行遮掩。
这位张主任接下来先是眨眼，然后笑问：“什么时间？”
得知韩明的答案是今天下午，张主任当时的原话是：“科，下午陪我去高铁站接的我同学。”
第二句话，依旧是在替儿子遮掩。
这回答显得很违背常理，教师可以调课去车站接朋友，他会带着自己儿子一起逃课去接人吗？
不愧是经验丰富的 “老师傅”，还在帮着儿子 “背书”。
在拿到马丽手机上的照片之后，张主任翻看着照片。
如果是一名真正的教师，起码应该会问：“伤了哪里？会不会影响孩子上课？”
张主任的这句话则更加奇怪：“你不说是我儿子指使的吗？我想看看我儿子指使的照片。”
在这场对话中，张主任连续三次提到 “我儿子”，句句不离 “我儿子”，实则从头到尾都在替儿子遮掩。
三重否定等于肯定，张主任的表情其实已经在不打自招了。
毕竟他替儿子 “铲事” 显然不是第一次，而且是经验丰富，轻车熟路、驾轻就熟。
试想：如果不是这位张主任在学校这方小天地中仗势欺人、无法无天惯了，他的儿子会在厕所里把一个同学扒光了打吗？张科在卫生间霸凌同学时更是强硬地威胁道：“去告状也没用，我爸是教导主任。”
有教导主任这层身份压着，普通家长不可能拿到学校监控，更别说进入学校找证人，想进学校大门都难。
校园霸凌的本质，实质上就是成人世界的延续。
每年都会有霸凌案，只不过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家长们才是孩子们的依靠。
在韩雨辰案双方家长第一次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喜剧性的一幕。张主任说：“如果你儿子要高抬贵手一厘米的话，这眼睛就没了。”
马丽回答：“这不还差那一厘米呢吗？”
张主任颤抖着嘴唇，竟无语凝噎。
对啊，如果韩雨辰高抬贵手一厘米，张科的眼睛不就直接瞎了吗？哪怕事后就算证明了韩雨辰是挺身而出制止霸凌，还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吗？
韩家的案子，同样触动了《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按照此前的司法惯例，韩雨辰制止霸凌时高抬贵手一厘米造成损伤了，那就极有可能被认定为故意伤害或者防卫过当。
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距离难道只有一厘米吗？动手打架的时候，还能拿个尺子量？
可惜，县官不如现管。
韩检察官自身的懦弱，换来的只可能对方的强势。
电影中韩明儿子韩雨辰的身份是新来的转校生，这个设定很合理。
如果不是韩雨辰的亲爹是市检察院的检察官，还有个敢喝铁盖茅台的舅舅是刑警大队副队长，这起校园霸凌案恐怕永远无法沉冤昭雪。
这起复杂的校园霸凌案，最后在电话中解决得那叫一个轻描淡写。
说白了，韩雨辰从来就没有一个当刑警队副队长的舅舅。
即便有，那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因为在现实中，只要舅舅带着警帽进入校园，随便找几个同班学生问问就能得到答案。当时几个欺负人的同学还拿了手机拍照，在警方的压力下肯定会拿出来。
即便警方不进入校园，仅从校园周边的四个小混混入手，照样能顺藤摸瓜，揪出幕后黑手。四人以上团伙作案，还是惯犯，找几个摆地摊的、开小卖部的问问，拿到通话记录、转账记录就能立案、定性，很快就能破案。
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恐怕还是那两瓶 “铁盖茅台”。
有了酒，才有了舅。
舅就是酒，酒就是舅。
舅喝了酒，娃才能救。
舅不白喝酒，案件不会久。
舅舅摆摆手，酒意满心头。
就说这好酒，怎能少一口？
尊严在社会性动物里，最终成了一般等价物。
这桩校园霸凌案，到最后依靠的并非公平正义，比拼的还是双方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校园霸凌问题的治理如同一场涵盖社会诸多领域的 “大型考试”，出现任何一处短板和弱项都会被直接判定为不及格。即便如此，在这起案件调查清楚的最后，张家还是咬了韩家一口。
张主任的儿子仅仅被训诫，始作俑者张主任却屁事没有。人家反而却以手腕骨折为由，把韩明的老婆送进了看守所。
折腾了半天，韩检察官的儿子被打了两顿，老婆还进了看守所。
精通法律的检察官，在精明的教师面前一败涂地。
我们经常讲“公平正义”，比正义还靠前的“公平”哪去了？
法，在不法面前，还是让步了。
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怀疑一下，张主任是不是也有个很厉害的舅舅。
这位舅舅仅仅爱喝酒，甚至更爱 “学习外语”。
我们再镜头拉回到韩明夫妇第一次见到张主任的情景，能被站起来迎接的都是什么人物，懂的都懂。
茅台的铁盖，在正义的一方天平上略沉了一下，最终倾斜到了对方。
法治，本应是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却在权力的阴影下显得如此脆弱。
案子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时，痛感不会那么强烈。电影为韩明赋予了市级检察官的身份，区区教导主任甚至能颠倒黑白，抢先报案到派出所。检察官尚且需要低头赔礼，托关系道歉求情，想尽办法为儿子脱罪。
更多的普通家庭在面临类似的霸凌案件时，却会因为无权无势而有冤难申。法律的生命不在于符合逻辑，而在于遵循情理。
公平正义，这四个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难以做到。
校园本应是知识的殿堂、成长的乐园，却因权力的不正当介入，变成了霸凌滋生的温床。第 “二十条” 也许会被一部电影唤醒，那么其他有关 “校园霸凌的条款” 是不是还在沉睡当中？
如何让法治真正凌驾于权力之上，不受其侵蚀和干扰。让，每一个孩子才能在安全、公正的环境中成长，每一起校园霸凌事件才能得到公正、透明的处理，这才是张艺谋这部电影《二十条》为我们带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