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至今仍令人震撼。没有“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中国历史上偶发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恐怕莫过于“西安事变”了。然而，我们重新检视一些史诗资料后发现，如此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西安事变”，在某种程度上竟然只是两个男人情绪失控的产物。
蒋介石早年以豪侠自居，曾在上海滩和会党头目王金发放荡不羁，遭人非议，后来改邪归正，又以圣贤自期。但他个性暴躁、直率、城府不深，是典型的军人豪侠性格。为此，也没有少受孙中山的劝导。自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掌握兵权之后，两三年间就成了三军统帅。
蒋介石出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袖职位后，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屡屡告诫自己要改掉轻燥的毛病。他常常对人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毛病发大，了就给自己记大过一次。因为没有别人可以管他，只好自己管自己，他也常对自己说，发脾气是要伤身体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怎么能随便毁伤呢？他又常对自己说，怎么又随便对人发火了？那是要让人看不起你的。他毕竟是个明白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日记中要自己稳重一些，可以说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
有一次，他对四川的军事首脑刘湘发了脾气，当面严厉训斥。那时正在成都刘湘的地盘上，没有给刘湘留面子，自己也紧张得不得了。事后在日记中反省说：“当时不免自悔太过，或招不测之变，乃始终以静正处之，终得以诚感动，竟上正轨。”刘湘是个精明的人，虽然心怀不满，但知道权衡利弊，蒋也逃过一劫。
张学良，他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长子，是典型的第二世军阀性格。
所谓军阀，并不是说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爱国还是不爱国。而是说军队是私人的，归将领私人所有，只要有地盘，就是一方的土皇帝，即使在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挥，但军队和地盘上的事，还是军阀说了算，在中央管不着，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就可能发生叛变。因此，东北的军队和地盘就是他们张家的，别人管不着。
张学良在军事的时候，就拥有了团长的职务和旅长的职权。张作霖去世前，张学良已经是东北第二方面军的司令了。张作霖去世后，张学良子承父业，继承了老帅的遗产，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了少帅，年仅27岁。
张学良聪明胆大，敢作敢为，掌权后不久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东北易帜，把北洋政府的旗帜改成了国民政府的旗帜，也就是放弃独立对抗，归附中央政府。目的是为了减弱和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尽管如此，张学良的爱国之举并不能改变军阀的性质，东北还是张学良的地盘。
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一开始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到了关键时刻，出兵关内，拯救了蒋介石命运。因此，他把地盘又扩大到了关内，坐镇北平。三分天下有其一，担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仅次于中央政府的核心势力，即蒋介石的黄埔系，乃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军政集团，拥有优胜的炮兵和空军力量。张学良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实际上是同盟关系。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东北军被调来“剿共”，张学良把司令部设在西安。西安城里还有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不是蒋系的人马。东北军在西北损兵折将，将士们又看着老家在日本侵略下受苦受难，就不愿意再和红军打仗，希望抗日，打回老家去。张学良也开始和共产党秘密往来，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6年9月20日，蒋介石得到报告，东北军要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他十分震怒。10月22日，蒋介石巡视西北，到达西安，部署“剿共”，安抚张学良。在蒋介石看来，红军只是残部，不难剿灭，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功即将告成，可以专心对付日本侵略，而不必两面作战了。
但这时候的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战略方针政策上无法统一。张认为只有攘外才能安内，也就是只有抗日才能让全国团结起来，避免分裂。28日，张学良与蒋介石会面，商谈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遭到蒋介石的喝斥。在蒋介石眼中，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不愿“剿共”，是这个人“无最后五分钟的坚定力”，“小事精明，心态不定”，很可悲。
12月10日蒋介石与张学良谈话时，蒋介石的方针政策遭到张学良强烈反对。蒋介石感觉到他的男人自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藐视，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忘了自己对自己的告诫，他也忘了当年训斥刘湘说话的教训，他的火爆性格自然是无法再控制了，大发脾气，痛斥张学良。
张学良的“二世祖”性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又怎能咽下这口气？盛怒之下，决定逮捕蒋介石以使蒋妥协，挣回面子。抓蒋之前数小时，张学良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他的决定：“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如此大变，竟然说得非常轻巧。有下属质疑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你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学良则说：“现在不能考虑那么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出乎政界的意料。苏联正在和中国谈判合作制约日本的问题，蒋介石的危险处境，也影响苏联的国家利益，因而强烈谴责这次事变。其实，当时蒋介石已经在考虑与共产党妥协的方式，或者用他的话说“收编”的方式，只是一时间日本对华侵略有所和缓，他还感受不到抗日的紧迫感。因而专一“剿共”，来完成他的统一大业。
“西安事变”，尽管结果圆满，国家实现了团结抗日，但如果蒋介石当时有所不测，在当年的私兵体制下，黄埔系就会分裂，国家分崩，也就难以抵抗日本侵略。危险之情，非言语所能形容，并不是如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轻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