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与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
消息传开以后，各方面的议论纷至沓来。
事实上，西安事变不仅仅只是影响了中国，从后来发展来看，更是影响了世界的发展，后来美国作家斯诺称西安事变是“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
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不满四十岁的张学良，在随后的十余天时间里，张学良饱受各方压力，尽管他本身的举动是为了国家大计考虑，但“捉蒋”的行动在当时却被人千夫所指。
理由也非常简单，那时蒋介石是名义上的全国领袖，一旦他出了生命危险，全国势必陷入内乱，对抗日大局更为不利。
张学良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西安事变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杀蒋，而是逼蒋抗日。
即便是到了晚年，张学良也从来没为发动西安事变而后悔过。
一
许多年过去以后，凡是谈及西安事变，张学良必然是“主角”。
张学良也认为，自己才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导者。
1956年12月15日，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回忆“西安事变”时曾提及：
“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
对于“配合”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张学良晚年时评价也很高：
“对杨虎城这个人，我批评他是个‘老粗’。他这个人很时髦，但很多深刻的情况他不明白。他人是一个好人，想让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很愿意这样…”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张学良一开始也完全没想明白，蒋介石为什么要对杨虎城下那样狠毒的毒手。
事实上，张学良晚年在接受张之丙姐妹采访时，已经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
“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当然，有些历史细节需要抽丝剥茧的分析，才能廓清事件真相。
根据张学良自己回忆，早在西安事变之前，杨虎城就曾两次向他提出，希望他能够对蒋介石采取行动。
杨虎城不是军校出身的高级将领，而是刀客起义，这一点也就注定了他迥异于当时国内的各路军阀，尽管杨虎城本身很倾向于民主革命思想，但在军阀林立的时代，他几乎没有什么靠山，后来凭借一己之力，单枪匹马的拉起一支队伍是很难的。
也正因为如此，杨虎城手中的力量把握得很紧。
1930年中原大战后，杨虎城率领着陕军被蒋介石改编为第十七路军，并受命组建陕西省政府。
杨虎城那时之所以受蒋介石重视，并不完全是出于信任，而是蒋介石培养的陕系力量中没有杰出代表，在打垮冯玉祥后，蒋出于实际需要，才扶持杨虎城上台，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杨虎城心里都很清楚，他们彼此谈不上信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需求。
蒋介石的嫡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深入陕西乃至大西北地区，令杨虎城有了发展的机会，但同时在陕甘境内的红军队伍也让杨虎城十分头痛。
那时候位于陕甘的红军力量虽然薄弱，却能屡屡出奇制胜。
本来杨虎城就对“剿共”疲乏，可随着张学良1934年回国后，率领东北军一路追击红军至西北后，情况又有了变化。
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装备十分精良，按说消灭红军游击队不过是轻松自如的事儿，但是几仗打下来以后，精锐的东北军也接连败北。
杨虎城对“剿共”从消极到逐渐丧失希望，转而开始谋求新的解决之道。
二
1935年10月初，东北军第67军110师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遭遇红军埋伏，该师全军覆没，师长何立中被击毙。
东北军损失后，蒋介石并没有第一时间补充，反而下令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并自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仍然全力主持“剿共”事宜。
张学良那个时候便对“剿共”十分倦怠，特别是后来直罗镇战役后，东北军57军109师又被全歼。
据张学良回忆，那时蒋介石催促他和杨虎城派兵在洛川、宜川一线布防，杨虎城那时就发牢骚：
“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
张学良很能理解杨虎城的愤慨，大概是杨虎城也看出了张学良的心思，于是就向张学良谏言：
“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张学良后来确实向蒋介石多次进言，希望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始终被蒋拒绝，内心的苦闷始终无法排解。
应该指出的是，1935年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会，会上明确提出了当前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正是基于这一策略的指引，中国共产党开始谋求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联系。
毛主席亲自给杨虎城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了‘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并派地下党员汪烽送到西安，杨虎城接信以后，深以为然，之后选择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并邀请南汉宸、王世英到西安会谈，并达成了初步协议。
与此几乎同时的是，李克农通过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开始做张学良的工作。
张学良那时也有意与中共商讨，于是在1936年初派出代表到上海，经宋庆龄推荐，刘鼎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向张学良简单的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使得张学良初步打消了顾虑。
从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见面商谈后，双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事实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及红军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模式，当然这个模式是后来才提出的。
也就是从这年开始，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尖锐。
见证这一切的，是经宋庆龄推荐准备到陕北采访毛主席的斯诺。
1936年6月，斯诺刚抵达西安，准备经此地到陕北，但在西安事变前10个月，他离开了，他的夫人海伦当月到西安，作为记者采访了张学良。
海伦的这次采访后来被媒体发表，世人这才知道，张学良当时已经与红军停战，准备一致抗日了（在当时海伦这篇新闻是经国外媒体发表的）。
大概也是因为看到了这篇报道，蒋介石才在1936年11月初亲自飞赴洛阳，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三
毫无疑问的是，张学良飞赴洛阳后，再一次与蒋产生冲突。
事后张学良返回西安倍感失落，询问杨虎城：
“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
杨虎城在张学良再三发誓坚持抗日后，说了一番格外大胆的话：
“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据张学良事后回忆，他一开始的反应是“愕然”，显然他在之前从来没有如此想过。
张学良虽然对蒋介石谈不上忠诚，但对于国家政局稳定，他是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的，如果说当年坚持东北改旗易帜、中原大战坚持入关调停站在蒋介石身边，这一逻辑还未完全成型，那么从欧洲考察回来以后，张学良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
当年，张学良赴欧洲考察，特别是在意大利见到墨索里尼，并经其引荐前往德国以后，心里就更加认定：
“只有效仿德意，建立集权模式国家，才能统一四万万国民的力量复兴中国。而若是想复兴中国，则必须要有类似于墨索里尼或者希特勒一样的强力人物。”
张学良认定，只有蒋介石能担纲此任。
也正因为如此，张学良后来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曾提到：
“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
从整个西安事变的经过来看，杨虎城的安排也比较多，据杨虎城之孙杨瀚回忆：
“捉蒋介石的任务本来是由十七路军担任的，但我祖父把这个任务交出去了。因为这个事件，重点不在捉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发动得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一起，只是最后安排东北军抓的蒋介石。”
应该指出的是，杨虎城之所以安排东北军“捉蒋”，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的陕军应该是无法靠近蒋的驻地的，因为那时负责蒋介石驻地华清池守卫的，就是东北军的警卫部队。
不过，杨虎城虽然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认为这是杨虎城能想出来的，他推测杨虎城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主张，主要是有两个目的：“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
从杨虎城角度去看，这个说法也不能算错。
张学良1957年在《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推测称，杨虎城那时同中共的关系很密切，甚至比他还密切，杨虎城的麾下有很多共产党，张学良问及杨虎城如何才能停止内战时，杨虎城曾明确告诉他“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张学良怕人不明白，还特意用小括号标注称：那些小家伙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
对这个智囊团里有什么人？张学良不清楚，但他特意点了一个人的名字，即建国后曾出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
也许是记忆深刻的缘故，张学良晚年接受张氏姐妹采访时还说：
“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当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时候在新城，共产党的几个都是女的。”
当然，以上说法均是张学良推测。
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原来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他们两人结婚还是谢葆真请示了党组织批准的，那年是1928年，从这一情况来看，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确实是要比张学良更早，更为关键的是，杨虎城在1927年的确提出过入党的请求。
不过，也就仅仅只是局限于此，毕竟当年西北红军没少与杨虎城打交道，双方的矛盾是很深的。
杨虎城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大概率上是存了保全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后来极力反对张学良放蒋介石。
张学良在这一点上，也没替杨虎城考虑到，他认为蒋介石已经答应携手抗日，自然也不大可能出尔反尔，可他万万没想到，蒋介石虽然同意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却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恨之入骨，特别是党蒋介石知道杨虎城曾不同意放他离开西安后，对他就更为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