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命》：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子乐队的真实故事

年关将至，又是一年碌碌无为，内心惶惶不安。

大环境差，社会戾气重，走在街上都得小心翼翼，怕成为压倒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自己也抑郁得不行，心底飘过那句歌词“我们半推半就的人生，怎么过啊，怎么过啊！”

怎么过啊？刘慈欣早就说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没有生存，人类文明也不复存在。“怕死”仿佛是写在人类基因里，“极限生存”比比皆是。

“二战”集中营绝对是人类最黑暗的历史之一，他们在极端环境下又如何生存？还记得第一次看有关集中营的书，有强烈的生理不适，太难以置信，“撼动了人性的基础”。（文章链接：《纳粹知道我的名字》、《希特勒最后的阴谋》、《最后一站：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幸存者百岁回忆录《我很幸福》）

“真实有力量”，如果没人讲述、记录、传播，历史就是微不足道的尘埃，转瞬飘散在岁月长河；或者“历史是由胜利者谱写，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续命》的口述者法尼娅•费内隆是个法国歌手，犹太人，曾以钢琴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

1943年，因在家留宿抵抗运动成员被捕。

1944年1月被送入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音乐给了她一线生机，她加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唯一的一支女子乐队。

随着苏联红军逼近奥斯维辛，1944年11月3日她被转移至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直至1945年4月15日被盟军解放。

三十年后，她终于决定直面这段地狱般的岁月，首次向世人讲述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的故事。事实上她从未走出集中营，每一晚她都被带回比克瑙，带回乐队的营房，每一晚，整整三十年。

“首先，和你们一样，我那时必须生活。拥抱青春，我们那时才二十多岁呀，可一个个看上去却像老太太！我需要其他人温暖的拥抱，需要吃喝，需要做爱，需要去爱……尤其需要疗伤，和你们一样。我伤得很重。我必须治愈集中营的伤。这耗费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我憋了三十年，竭尽全力忘却这不可能忘却的一切，我终于明白这是徒劳，终于明白我永远无法忘却。那我就只能对乐队除魔了！”

《续命》出版于1976年。1980年，经作者和美国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共同改编为电视电影《集中营血泪》，荣获艾美奖最佳电视电影奖。

法尼娅个子很小，身高仅有一米五，碧蓝的眼眸，浑身散发着生命力。

“二战”法国沦陷期间，法尼娅因为帮助过一个抵抗组织的朋友而被捕，被囚禁在巴黎东北部的德朗西集中营九个月。

1944年1月20日，她被转送去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午夜，火车到达奥斯维辛。党卫军士兵登上车厢。他们用靴子踢、枪托砸，将那些关节不灵、衰竭、病弱的身体推下站台；死人被扔了出来。

一群穿着条纹衫、剃成光头、瘦骨嶙峋的人，一言不发，幽灵般地在我们中间穿行。这群奇特的“行李员”爬进车厢，取出我们的行李，堆上手推车带走。

接下来就是后人熟知的“标准流程”：按照男女分成两列纵队，接受“筛选”，老弱病残被赶上伪装成救护车的卡车，直接送去毒气室。

法尼娅来到比克瑙集中营，如堕地狱。

她被洗劫一空，剪去头发，左前臂被刺上编号：74862。随后，她被赶入刺骨的冷水淋浴、剃毛，分到不合身的衣服和鞋子。他们在寒冷中等到天亮，门开了，他们正式“入营”。

我光着的脚在巨大的男鞋里冻得蜷了起来：一只黄，一只黑，一只高帮，一只低帮没鞋带，这是两只42码的鞋，而我的脚是34码。脚上穿着这玩意儿，怎么可能跟上队列前进的步伐！我不禁再次恐慌起来：跟上，是活下去；掉队，摔倒，就是死亡。

她看着集中营里面幽灵一样的女囚，就像镜子一样，她想，很快她也会变成这样子吧。

过去的短短几小时，我明白了许多事，也丢掉了许多幻想。
重重捶你一下，你的汤，那口令人作呕的混合物，就被偷了；
像我这样的小个子只能仰大个子的鼻息，强者凌虐弱者，弄死一个人不会有任何人关心。
有人被差去干活，再没回来；病人进了医务营就音讯全无。但这里所有女人对此都习以为常。
夜里，死人与活人同榻；早上，人们无动于衷地将尸体扔在地上。世上怎么竟会存在这样的地方！

命运无意中拐了个弯，她被女子乐队的成员认出来了。很快，有人带走她去演唱《蝴蝶夫人》，她通过了考验，女子乐队录取了她。

有人在叫蝴蝶夫人？1944年1月23日，在这里，奥斯维辛的隔离区？这绝不可能！我看着周围，一列列望不到头的大木架床，像木笼子一般，阴暗，肮脏。每一个都有上中下三层，每层上躺着六个甚至更多女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头对着脚，脚对着头，几乎全身赤裸，毛发剃了精光，在饥饿和寒冷中瑟瑟发抖。我刚得知这间棚屋里囚禁着一千个女人。

对比之下，女子乐队的营房就像“天堂”。

明亮的光线，好几台暖炉。屋里热得简直让我窒息，我再也迈不出一步。谱架，乐声，一位女士站在指挥台上。我面前坐着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穿着精致的百褶裙和毛衣，拿着不同的乐器：小提琴、曼陀林、吉他、长笛、竖笛……竟然还有一架三角钢琴，国王般地立在那儿。

这支女子乐队是集中营里面唯一的女子乐队，仿效男集中营，用来“营造欢快的劳动气氛”：每天早上出工、晚上收工为囚犯伴奏；平时给党卫军演出，“周日音乐会”在各处“巡演”。

刚开始，女子乐队的指挥是柴可夫斯卡，水平很差。后来阿尔玛•罗泽来了，她成为新指挥。

阿尔玛水平很高，是很棒的小提琴家，而且很有野心，她不满足于只是演奏进行曲，她想组建一支交响乐队。集中营的指挥官克莱默和曼德尔很会欣赏音乐。因此，乐队必须上各种风格的曲目，还要不断更新，她们很需要一个会编曲的人。

法尼娅硬着头皮说自己可以编曲。

我刚说了什么？我是学过和弦，做过赋格、对位练习，也知道乐谱中乐器的排列。但要说训练有素，有能力胜任交响乐编曲，那就言过其实了。

阿尔玛很高兴终于找到一个会编曲的人了。

她问了我许多问题，报了一大堆曲目、作曲家、作品号、乐章。我没一次回答“不”。不管了，豁出去了。既然乐队的存亡全系于此，那我就什么曲都能编，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干！
阿尔玛对我的回答表示赞赏：“很好，很好，党卫军会喜欢的！”这态度令我吃惊，她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主动地想要取悦、迎合他们。难道她忘了自己是被党卫军逮捕、关进集中营的吗？

阿尔玛在指挥台上高傲自负、目空一切，训练的时候不近人情，吼叫、掌嘴、处罚。但她拉起心爱的小提琴却是温柔、自信、迷人，演奏起来如梦如痴，令人陶醉，仿佛是两个人。

有一晚，阿尔玛向法尼娅说了她的经历。

阿尔玛全家一直生活在德国，父亲是柏林歌剧院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地位显赫。逮捕犹太人一直离她很遥远，她唯一关心的只有音乐。她因为是犹太人而被捕的，肯定是被人告发，这个圈子妒忌她的人太多了，而她都几乎忘了自己是犹太人。

“现在，让我来回复你对德国人的评价。当我来到集中营，我便明白国家社会主义出了问题，我是说它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我的国家无法承受混乱，它需要一个首领。我对你说过，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但希特勒上台时我是支持他的。只是当他们开始驱逐犹太人，我才担心起来：为什么要消灭我们？我们与其他德国人并无差异。
我后悔对政治了解太少。但那时纳粹也没怎么管我，我还能自由演出，所以才能去荷兰。我是在荷兰被捕的，几乎立刻被送到集中营，没能回德国，也没能通知父亲。他也许还在继续演出。”

有一天，有个党卫军认出了阿尔玛，让她来到女子乐队担任指挥。比克瑙是唯一拥有女子乐队的集中营，在德国和占领区的所有集中营里独一无二，这肯定满足了阿尔玛的虚荣心，让她能忍受这里的生活。比起犹太人，她更像一个德国人。

阿尔玛热爱音乐也很懂音乐，她对乐队的排练要求很严格，每次表演都要求尽善尽美。

她后来接到通知，要调去国防军的军乐队，她很高兴地把消息告诉她的“朋友”施密特，施密特邀请她共进晚餐庆祝。

施密特是谁？她是“加拿大”（仓库的戏称）看管，看管着刽子手们的财富，1933年进集中营，据说她是比克瑙最老的女囚。

她从哪里来、为什么被捕？没人知道。关于她有各种传闻，分别说她是刑事犯、皮条客，这些猜测皆有可能。她喜欢阿尔玛？但那更多是显摆吧，显摆她——十有八九出身普通——成了这位演奏家唯一的朋友？施密特有时会来听音乐，她一来我就很不自在，姑娘们也很厌恶她。

那晚，阿尔玛晚宴归来就病发了，被送去医务营洗胃。次日传来消息，阿尔玛死了，指挥官曼德尔叫乐队成员去医务营做最后告别。

我们原以为阿尔玛的尸体会被安放在医务营的某张草褥上，但等待我们的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在紧挨诊室的一处凹进去的角落，党卫军派人搭起了一个堆满白花的灵台。满满当当的花，大部分是百合，香气逼人。这些花一定是党卫军特意驱车前往城里的花店买来的——奥斯维辛有花店。

法尼娅看到难忘的一幕。

党卫军川流不息地进来，从灵床前走过，脱帽致哀。他们也都沉浸在悲痛中，不少人流了泪。有些军官我们从未见过。曼德尔泪眼迷离——对阿尔玛的哀悼，让我们和她的眼泪流到了一起，同悲共戚！

由于阿尔玛死得不同寻常，党卫军下令验尸，验尸结果表明她死于中毒。

那天中午她和我们一起用餐，晚上她独自一人去了弗豪施密特那里赴宴。这说明什么？我们再也没了弗豪施密特的消息。阿尔玛死后第二天，她没在“加拿大”出现，从此就没人见过她。她从比克瑙消失了。被释放了？以何种方式？我认为她就是凶手。

女子乐队中，年纪最大是三十来岁的爱娃，波兰人，她很友善。

爱娃是波兰贵族，父亲是伯爵，丈夫也是贵族。她在庄园中长大，会说法语，学过音乐，是人气很高的女演员，有个九岁的儿子。

她所受的教育让她投身于抵抗运动，侵略者就在眼前，她做了认为对祖国有用的事，所以被关到这里毫不后悔。

“当我看到这些烟囱夜以继日地喷着烟，我确信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绝无后悔，给我机会我还会再做！就算沦为苦役犯，就算被关进25号，被送去毒气室，我还是会这么做，因为我坚信，这噩梦将以纳粹的最终失败而告终……只有这一种可能。
到那时，我的祖国将变成什么模样？我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我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吗？我对此一无所知，但这并不重要。只要我的儿子能看到解放，只要他能够自由地生活在我的波兰，我一点不在乎自己能不能看到这一天！”

她看着体格强壮的波兰人做了纳粹的爪牙，为了讨好纳粹变得无比残暴、践踏弱者，她为这些同胞难受。

“对于我，她们永远是波兰人，我很想知道她们从这里出去后会变成什么样，她们的幸存机率肯定比别人更高。
她们能适应新的生活吗？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社会又将如何对待这些踩在别人尸体上活下来的人？让她们去监狱当看守？她们会结婚生子吗？她们还能变回实实在在的人吗？她们能在挣脱纳粹魔爪的新波兰找到一席之地？”

大提琴手玛尔塔得过斑疹伤寒，从医务营回来估计体重25公斤都不到，又高又瘦，差点让人分不出是男是女。

这天，高冷的玛尔塔要清洗音乐室，她看上去很笨拙：没能拧干的拖布在地上留下大摊水渍，她跪在地上，雕塑般美丽的脸庞上写满了倦怠。

一个从未见过的看守来了。她离玛尔塔一米立定，两腿跨立，双手叉腰，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的眼神如此不屑，飞起一脚把玛尔塔踹到了音乐室的另一头，玛尔塔冷冷地站了起来。

然后，这个女党卫军咆哮道：“让我来给你上一课！”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这悍妇拉起制服裙，跪到了地上！她趾高气扬地昂着头，有力的双手抓起拖布就着水桶拧干，极其熟练地擦掉地上的水渍。随后，她抡圆了拖布，教科书般地擦起了我们音乐室的地板。必须承认，这婊子挺有一手！

全场鸦雀无声、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幕。

十七岁的玛尔塔脸上看不到一丝恐惧，她肆无忌惮、好笑地注视着这个匍匐在她脚下、趴在地上擦地板的看守。看守埋头搞卫生，留下一个从未如此干净的音乐室。

看守离开后，她们的恐惧瞬间消散，憋了半天的笑愈加强烈地爆发。这远不止可笑，这一幕太不同寻常了！

不仅仅是因为一名党卫军跪在我们面前将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并对自己圆满完成如此“美妙”的任务得意不已，还因为在玛尔塔与她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呢？高傲得仿佛一名普鲁士女乡绅，玛尔塔冷冷地揭开谜底：
“她以前是我们家里干粗活的女仆。”

原来，这个看守以前是玛尔塔家的女仆，地位低下，并不直接服侍玛尔塔，只干一些粗活。家里有厨娘、保姆和侍女，玛尔塔刚开始没认不出她倒是很正常。

“她说得对，我确实对家务一窍不通，我没学过这些。父亲怎么能想到这些事会对我有用呢！我学了其他的。我的时间在大学和音乐学院度过。音乐占掉我白天的大部分时间。
父母经常招待宾客——父亲是知名的律师。我们感觉受到保护，是安全的。我们也戴六芒星，但从未有人找我们麻烦。
我和姐姐是在一次大搜捕中被捕的，就在大街上，非常意外。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所以被送到了这里。”

比克瑙女子集中营指挥官曼德尔，绰号“猛兽”，战后被指控杀害了约50万人，1948年1月被处决。法尼娅第一次见她，觉得她很美。

这是个“统治者种族”的杰出样本。也就意味着她是个优秀的“母体”，她不去传宗接代来这里做什么？

初来乍到，“加拿大”（仓库的戏称）找不到法尼娅穿的34码鞋，曼德尔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之后，曼德尔竟然找来一对合适的翻毛皮鞋，亲自给法尼娅穿上！

有一天，曼德尔走过来的时候，有个小男孩撞到了她。

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大概两三岁，一头卷发，伸着双臂，跌跌撞撞地跑向她，扶着她的皮靴，抓住她的短裙。我的心一下抽紧，她准会一脚把他踹开。怪了，她俯下身，将孩子抱起，不住地亲他。
这一幕是如此怪异，有一瞬我们甚至忘了演出。曼德尔抱着孩子离开，她的蓝眼睛是那样冷酷。女人们目视着她从旁走过。远处有个女人站起来，哭喊着一个名字，想必就是这孩子的母亲，可人群把她和孩子隔开。

接连大约一周，曼德尔带着孩子得意地穿行在集中营。他们就像一对母子经常嬉戏，玩得很开心。

每天，孩子都换一件新外套。据说曼德尔简直要把“加拿大”女孩逼疯了，她逼着她们在所有库存里找，她只要蓝色的衣服。这孩子让她彻底沉迷。

有一晚，曼德尔来听《蝴蝶夫人》，面色沉重，眼神焦虑。次日，曼德尔亲自将孩子送去了毒气室。大家都炸开了锅，说曼德尔是疯子；也有人说这是上级下令，她没法抗令。

囚犯不断送来，但集中营的容纳人数有限，党卫军对囚犯不断“筛选”。

伊莲娜说，见过一次“筛选”就永远无法忘记。

“我曾亲眼看见有一个奋不顾身地扑向党卫军，奋力伸手去抓，但立即就被打昏过去，所有人被逼着从她一息尚存的身上踩过，把她踏成血泥……”

伊莲娜说，党卫军筛选后喜欢来听听音乐，放松一下。

“法尼娅，你知道，这些场景都是我来这里之前在隔离区亲眼所见……有些人爬上卡车时已彻底麻木，有些则唱歌、大笑……上卡车的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将前往何处。你能想到的，人类身陷空前浩劫时的所有反应，我都亲眼看到了。
我看着党卫军悠然自得、神情轻松地从她们身边走过。当他们关上将这些人送去毒气室的卡车车门时，他们大笑着，互相重重地击打后背，仿佛刚听完一个笑话，刚做完一件好玩的事。”

陶贝尔有很多“奇思妙想”。

有一次，他把所有女囚赶出营房，检阅一番。然后他选出看起来最虚弱的五十个人，命令她们去挖一条沟。这条沟必须宽窄合宜，要难以跃过，但又不是完全不能。挖好后，他便命令一直裸体立正等候的女囚们从上面跳过去；跳不过去、跌到沟里的人就送去毒气室。

有时，陶贝尔因疲惫而缺乏想象力，他就索性赶出一千人，让她们百人一组列队，他一组一组从头点过来：一！二！三！最后一组进毒气室！一！二！三！毒气室！第三组被点到的人有一丝希望，他会根据当时心情决定是把她们送进毒气室还是暂时留着。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一！二！三！……直到最后一个人。这气焰，多享受！

“恶魔医生”门格勒风度翩翩，学过拉丁语，会说法语，有修养，懂音乐，对女囚也彬彬有礼。他派人全面清洗、消毒并重新粉刷了一处棚屋，安排病床，据说病人会送到那里等待康复。

法尼娅很怀疑，直到她听到医务营认识的玛丽医生告诉她真相。

连着三天，我们心情欢畅，好消息接踵而来：所有病人会被、正被、已被送进新的医务营。真该去看看她们，洗得干干净净，躺在雪白的新床上！……得趁早去！因为就在第三天，转运结束后，门格勒，慈祥的门格勒医生，把这四百名病人一股脑儿全送进了毒气室。

陶贝尔总是想出狠毒的新花样来筛选，但门格勒更恶心。

门格勒，人称“死亡天使”，短短一年半时间，被他送入毒气室的犹太人多达40万，他还进行各种残忍的人体实验。

门格勒的做派更为优雅，确实，他来自更高阶层。玛丽告诉我他在医务营是怎么筛选的，让我恶心了好一阵。
他还问一个不停地死命尖叫的女孩：“你怕了？怕什么？所以你的灵魂并不安宁？”

乐队的日常是：早上出工，助兴；晚上收工，助兴。

早上七点，她们点名，换上制服出发：海军蓝短裙，黑色羊毛袜，条纹外套，头上绑着三角形白布头饰。

乐队五人一排迈步前进，指挥走在最前，一边走，一边演奏着欢快的进行曲。女囚在外列队，等待乐队就位后才会下达出发指令。

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身在何处，以及这里有多疯狂。
隔离区的淋浴、文身、剃头、饥饿、震惊、毒打，让我只意识到降临在我个人身上的不幸。此刻，在这个到处不见一棵树木的严冬的早晨，在这一排排被铁丝网和岗楼包围的低矮的营房前，在这滞空不散的黑色浓烟下，我看清了比克瑙灭绝营的真面目和它恐怖的闹剧：一名高雅女子，指挥着一支乐队，女乐手们穿着舒适，正襟端坐，为一群骨瘦如柴、面目全非、幽灵般的躯壳伴奏。

七点三十分，乐队回到营房，吃早餐，开始排练。

傍晚，排练结束，乐队再次出发，为女囚收工“助兴”。回来接受第二次点名，随后是晚餐，这是标准的一天。

有一晚，乐队收工回来，弗洛莱特大喊“不干了！不干了！”，她们亲眼看到恐怖一幕（法尼娅要编曲、写谱，不用随乐队出工）。

“我不想再看到她们，不想再看到她们的眼睛……法尼娅，两个人被狗吃掉了！两个女的，她们只想去尿尿，或者捡几块冰舔舔……党卫军就放狗咬她们……把她们撕得粉碎。这些狗娘养的混蛋还强迫她们的同伴去收尸，把尸体扔进死人堆。我全看见了……我全看见了！
女人的尸块，喂狗的碎肉……她们就这样怎么方便怎么拿，扛在背上……而我们，就在那儿吹啊拉啊敲啊……乓！乓！真是惨不忍睹！她们就像驮着肉块的肉铺伙计，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筋疲力竭。而我们的演奏还催着她们跟上节拍……这些女的，她们眼睛里全是仇恨……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我再也不去……”

在一次“音乐会”中，法尼娅看见一个女囚从队列中冲出，奔跑，爬上电网……另一个女人想把她拉下来，被电流吸住了……音乐继续，没人离场……

她们摔倒在地，一动不动，浑身僵硬。她们死了吗？党卫军转回头来，再最后笑一声，说几句耍小聪明的俏皮话，好戏结束了。我们的音乐会也接近尾声。我愤怒地打着鼓。女囚们抬手扛脚地搬走两具受尽折磨的躯体，如同一群蚂蚁搬运同类的尸体……一场由《风流寡妇》选曲伴奏的葬礼。

她们奉命前往各处演出。

法尼娅第一次去医务营演出，她天真地憧憬着为病人带去安慰，但乐队所有成员状态都很低落。

弗洛莱特粗暴地打断我。
“我们早上演出，她们下午就会被送进毒气室。”
我差点被口水呛到，结巴地问：
“那她们知道吗？”
“不，但阿尔玛知道，我们也知道。”

有一次在疯人营演出，那里关押着精神失常的女人。

我不知道我们在那里的音乐会是否也是一场实验，这些不幸的人的反应是否成了比克瑙及奥斯维辛医生们的一项研究课题，总之来了很多医生。

有一天，阿尔玛宣布一个重要消息，一位党卫军首脑人物要来集中营视察。

“你们务必用心表演！他是德意志最重要的希特勒主义者之一。他对我们极为关心，柏林也知道我们的乐队了！演出必须完美！无懈可击！我绝不容忍一点错误。”

很快，来人身份揭晓：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对现有设施的处理能力表示不满，批评日灭绝人数没能达到六千以上，他认为这个过于保守的数字拖慢了欧洲纯洁化进程！

死敌希姆莱，集中营的创造者！恐惧、仇恨、徒然的义愤猛烈地冲击着我，震撼着我内心每一个最隐秘的角落。死亡的组织者，我们的死亡的组织者，要到这里来。刽子手要来享用他的受害者。时至今日，我仍难找到合适的语词来表达。

希姆莱视察后，“死亡工厂”加码运作。

筛选接连不断，仿佛一根香烟被不断地用于借火。这个火炉般的7月令人窒息。从匈牙利驶来大量专列，毒气室、焚尸炉不堪重负，来不及消化投入其中的庞大人群。我们被一层厚厚的浓烟笼罩，它遮天蔽日，散发出焚烧腐肉的呛人恶臭。我们透不过气来，甚至无法吞咽食物。

有一次，门格勒医生要她们演出，一群侏儒列队入场表演。这是一个闻名全欧的侏儒杂技团，是和匈牙利囚徒一起送来的。

我已经不知道乐队在奏什么曲子了，我相信此时也无人关心。在我们演出台下，竞技场完全成了一个舞厅，畸形的怪胎翩翩起舞，挥着他们儿童般的小手，即便个别人已年过半百。党卫军哈哈大笑。

集中营一直有许多关于音乐营的传言，说是克莱默和曼德尔的宠儿，每天都有额外供给，有人传她们每次演出后，每人能得半份面包的奖励。其实，她们和劳动营吃得一样差，而且因为她们从不出营地，也没办法像出工的人总能想办法带些东西（譬如一颗土豆、一根胡萝卜……）回来交换。

但她们确实得到了优待。

她们每天都有温水淋浴，这是德国人规定的。所有侍候他们、能与他们近距离接触的女囚都必须保持整洁。

她们穿着舒适，不用挨冻，房间里有暖炉，还有盖毯和床单，想上厕所随时都能去。

法尼娅心想，乐队会有足够的成员幸存讲述它的真相吗？还是只会有集中营里另一些幸存者的版本流传？她的猜想日后被证实了，很多幸存者回忆录对女子乐队的描述都是带有偏见。

她们开始整夜听到一波又一波盟军战机轰鸣。没多久，营地第一次遭受空袭，证明盟军掌握了制空权。

她们被带出营地，转移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营地补给艰难，火车、铁轨被炸，铁路、公路均被切断。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他们无需费心来杀我们，等我们饿死塞进焚尸炉就成。结局临近，但我们能看到吗？一定的，我一向这样坚信，所以现在绝不能放手。在贝尔根-贝尔森，我强烈地感受到生命非同寻常的力量。

这里人满为患，空气臭得让人窒息。党卫军没有造厕所，连粪坑也没有挖。有人病倒，有人精神失常。

营房里臭得要把人熏死。身上裹着我那无价的大衣，我走出营房，我要呼吸，我要躺下，我要在室外睡。地面泥泞冰冷，我走着。前方，像堆干草一样精心垒放着一大批尸体，堆得老高，形状像个谷仓似的。焚尸炉里没地方了，尸体只能先放在外面。
我像爬山一样爬上尸堆，爬到顶，躺下，昏昏睡去。偶尔有一条手臂或腿伸向它最后的位置，砸到我身上，那也砸不醒我。我熟睡着……早上，我终于醒来，意识到自己也正在失去理智。

当时集中营里，斑疹伤寒、痢疾、肺结核等传染病大肆流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法尼娅也得了斑疹伤寒。

从4月8日起，我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噩梦。自己是存是亡，我一概不知。我只是一颗炸开的脑袋，一段肠子，一个一直在作业的肛门，浊液如大出血一样泄至体外。

1945年4月15日，党卫军下令烧毁集中营，他们本该在 15点被集体枪决，但11点英国人赶到了！

这一夜，不少囚徒被丰盛的食物、各种罐头害死了。

士兵们不了解痢疾、长期饥饿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将带着的所有补给都给了我们：军粮，香烟，糖果，过于丰盛，超出了我们身体的承受能力。我们要等肠胃逐渐恢复后才能适应正常的饮食。

集中营竟然有一支乐队，这是命运的无常、命运的奇迹。能在集中营存活必须是“有用”的人。女子乐队的成员都是专业乐手或者有一定音乐素养，她们没想到音乐救了她们。

这本书充满细节，人物栩栩如生，对话、情景让人身临其境，就像法尼娅说的，一切都历历在目。

党卫军经常来宿舍大搜查，幸好法尼娅的宝贵的笔记本贴身携带，这本藏匿下来的笔记本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十年后，她决定口述历史，负责执笔的玛塞尔问她：“您常常想起这一切？”

“我根本不愿想！可我没办法，尤其是夜里，我总是又被带回比克瑙，带回乐队的营房，‘那些事’自动就上演了，都不用我管。
每次开头都不一样：有时是一个女人在大叫，那是弗洛莱特或伊莲娜，有时是一个女人在哭，那是安妮或另一个谁，有时是恶狠狠的咒骂、一通乱棍，那是柴可夫斯卡……每一个夜晚，您明白吗，每一个夜晚，我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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